傅平自传体回忆录（19）：在软件公司获得了人生感悟

我2003年进SirsiDynix蒙特利尔分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分公司有175人，办公面积占据了蒙特利尔南岸一栋办公大楼的整整一层。公司文化氛围是典型的魁北克文化，耳朵边都是法语。我是公司里唯一的一名中国人。 

我们上班是弹性的。没出国前就知道国外有弹性工作制度，可只闻其名，不知其理。其实你别小看它，它寓有很深的哲学道理和文化特点。弹性就是伸缩、收放自如，放松。人放松了就会身心愉悦，身心愉悦了就会轻松自如、心里没有压力，这是相辅相成的。人放松了，心情愉快了，工作自然积极主动。特别是对我这样晚睡晚起的人来讲，感觉不到很大的压力。

我每周一、三、五上午九点半我和老板有十分钟的早会，我得相对准时一点。下午我一般六点离开，可有的时候，碰上某个项目较紧急，或要编个什么程序，脑子不想马上停下来，我就上班到八九点。因此，弹性工作制使你有更多的时间处理紧急事务，不必为了几分钟而搞得心燥不安。

后来我换了个美国老板，他甚至允许我在家远程办公，公司提供VPN和支付每月电话钱。可那时我租的公寓楼上有小孩子，小孩子在地板上划响的声音和踢踢踏踏的穿拖鞋走路的脚步声让我烦躁不安。因此我还是决定去公司上班，但改成了12-8点的班，上午可以睡懒觉。5点以后公司经常只有我一个人，但我效率奇高，别人一年做三个项目，我做4到5个。

我自己有个小空间。部门经理以上都是单独的办公室。我因为要做程序，需要安静，所以和另一个程序员共用一间，就在老板对面，为的是沟通方便。我的同室因为要照顾小孩，所以她每周只上三天班。这样周四、周五就我一个人，很安静，加上我后来都是下午工作，更是安静的出奇。

我们上班是可以听音乐的，所以到了周四、周五，我可以不用耳机，把音乐开得正好外面听不到。我最喜爱听的是俞丽那小提琴独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缓缓的音乐，正好配上我缓缓的性格，做程序一点差错也没有，效率也很高。

我和老板、同事之间的沟通大部分时间是用电子邮件。有什么问题发个信问一问大家，有时，甚至远在法国分公司、未曾谋过面的同事也会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并帮你解决。电话沟通也有，一般是老板说：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但这种机会不多，除了让我去签一些文件之类的，其它事她都是电邮交代。

我老板自己会把各人的进程表用彩色打印好，突出每个人的责任区，还会亲自送给我们，没有什么官架子，因为她不想打断我们的思路。和她的早会定了十分钟，但一般是三分钟就结束了。她检查一下我工作的进度，问问我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然后互相说一下 "Have a good day "。

部门会在我印象里不多。我刚进公司时，老板领着我挨个到各个办公室溜了一圈，打个招呼就算欢迎了。另一次是大家休完假了才开了一次部门会，也就半小时。我们程序员每周有一个自发的小会，交流一下工作中发现的认为对别人有用的东西。还有一次部门会是在万圣节前，讨论化装的问题，大概用了半小时。

公司全体大会只有一次，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开发部要和美国公司合并，宣布了一下，回答员工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小时。以前我在国内大企业里，那真是会山会海，会上有人情绪激昂，拍桌骂人，或是领导长篇训话，办公环境确实天差地别。

公司的文化氛围令我印象深刻。象万圣节的化装，圣诞节的会餐和晚会。万圣节我打扮成了加拿大人，穿了裘皮大衣，还放了一把枪在办公桌旁，是我老板给我准备的道具。圣诞节晚会是在一个牛排馆租的场地，在晚会上猜字谜是法语，对我来说很难，互换礼品，唱歌跳舞等。

中午在公司吃饭时聊聊山海经只是另外一种情趣，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我老板讲起她妈妈是个旅行爱好者，去过中国、前苏联等。她妈妈最爱中国，去过三次了，特别喜爱使用中国人的筷子。老太太买回来不仅自己用，也让子女学用。有一次老板的弟弟来看他妈妈，老太太做了花生米，让她儿子用筷子夹了吃。老板的弟弟很痛苦，说：妈妈，你这不是存心不让我吃东西嘛？这哪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哟！

公司里各种人种都有，每一种人都代表一种文化背景。我自己感觉中国人在魁北克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中国年，很多同事都会专门来向我说一声：中国新年快乐。还有一个同事要向我学中文。我们的产品也有中文系统，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开发这个系统的同事的顾问。有一次有个同事问我一个字，我自己也答不上来，那怪怪的模样，我暗自惦量新华字典怕是不够用，想来得查康熙字典才行。

把我招进去的老板后来碰到裁员被裁掉了，幸运的是她后来也进了一家加拿大的大学工作，现在我们仍然是领英的朋友。我后来的老板在美国阿拉巴马总部工作，他管理三十几个人，人员分散在北美五个地区办公室和其他地区。所以他每年到这些地方要跑一两次，主要是和我们见见面，另外就是给我们做年度考评。

考评是人事部门要求的，每年做一次，要考评十个方面，十个方面按职位不同占的比例也不同，有的占 5% ，有的占 10% ，每个部分分 1,2,3,4,5 五个等级，比如 5% 乘以 3 得 0.15 ，依此类推，加起来总和得 3 分算通过。我得了 3.8 分。我和老板一年见面不过一两次，每次也只谈几分钟，平常靠电话和电邮联络。

但我老板对我了如指掌。我做了多少项目，客户反应如何，项目经理反应如何，他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每做一个项目要填一份报告，分析做了几个小时，编程几个小时，和项目经理讨论花了多少小时，客户支持多少小时，测试多少小时，最后安装多少小时，很具体很详细。培训多少小时也要单独填表。所以他有统计数据。考评的每一项他都给出了例子说明我为什么得这个分数。在团队合作这一项我得了 4.5 分，我老板在这里就引用了一个项目经理表扬我的一句原话，事虽小，但赢得了信誉。我也没想到。

我在客户服务这一项也得了 4.5 分。我现在给客户做完一个项目，一般会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时很吃惊，因为一般只有项目经理和他们联系，我一般只是和他们电邮联络。他们一般接到电话也都很高兴。有一年年底给加拿大交通部研发中心图书馆做项目，这个中心在蒙特利尔，做完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客户，她很高兴。她原以为我在美国，因我公司是美国公司，这个项目的经理在美国那边，通了电话知道我就在蒙特利尔，她就和我说了很多东西，比如新移民里有中国人啦，去她图书馆很多中国读者，她要去道森学院学汉语啦，还让我有空带孩子去她图书馆玩，很热情。

另外我还是部门里一个虚拟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名叫做“最佳作业”，由各个办公室派一个代表参加，主导一些规程什么的，我代表我的办公室的成员参加。我老板还告诉我，在我部门三十几号人中，只有两个人有美国图书馆学会认可的图书馆硕士学位，我是其中一位，其他都是学信息技术或其它学科出身。所以老板认为我能起到独特的的作用。作为部门唯一的东方人，他认为我还将在 UNICODE 的数据转换上将发挥独特的的作用。意思就是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

事实证明也如此，到了2007年我被耶鲁录用，那时候蒙特利尔分公司只有17人了，办公面积只有原来的1/10。我们老板在蒙特利尔分公司巡查的时候发现我的工作电脑已经要淘汰了，立刻给我配了一台新电脑，可装很多软件和数据库 ORACLE10g ，并安排我春天去美国总部培训DBA 。同意我继续到蒙大晚上读法语口语，学费可报销。见我打电话还是拿着话筒，就立刻去买了一个耳机给我，并请我和同事吃了一顿饭。

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司庆祝2003年的圣诞节。那天下班后，我们驱车到了闹市的一个牛排馆，我们公司租了牛排馆的整个二楼。上了二楼，我把我参加“圣诞礼物交换”节目而购买的礼物交给晚会组织人员，又掏出两元钱买了开奖的奖券，因为我是新来的，刚到家公司半年，卖奖券的同事又送了我一张。大奖就一个，就是大家买奖券的钱。老板们早早到了，和员工们一个个打招呼。大老板看到我笑着问：“你面试时穿的漂亮西服呢？”我面试时候穿了西装，但这次是便装。我这才注意到男女员工大都穿了套装。

我有些尴尬，不过给我搭车的新同事也没穿，他是魁北克人，在很多公司工作过，他告诉我没关系。在宴会开始前，有一个猜迷游戏，墙上贴满了谜语，有图，有字，谜底是一件东西，或一个人什么的，要用法语写出来。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但也不能表示没兴趣，因为老外问我最多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兴趣。不过我有办法，拉上公司的翻译一起做，魁北克的公司产品都是英法两种文本。我们得了第四名，但没奖品，因为只有三份奖品，翻译对我说争取明年拿奖。

猜谜结束后是吃大餐。吃完后是即兴表演，我也被同事们拉上去蒙上了脸，同事们讲的全是法语，我就稀里糊涂跟着做，惹来一阵笑声。有个男同事表演脱衣舞，当然不是真脱，是让每桌的一个同事脱一件衣服给他，他先穿上，再一件一件脱下来，但他表演得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止。接下来是交换礼物，被抽到奖的人抽下一个幸运者，我抽到了一个百元的免费美容服务，一个女同事就和我换她的礼物，是一个摆设，后来又有同事来和我换，换来换去，我最后得到的是一本法语书，这倒是我需要的。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跳舞，我对跳舞一直没兴趣，而且已是午夜，所以我就搭车回家了。

还有一件事是刚进公司三月，就碰到了公司裁减开发软件部门人员的大事，开发人员进进出出也算正常，一般他们也是签的是合同，薪水高一点，但合同结束就得另找工作。我以前在国内宝钢工作时和外国专家一起工作过，很多来宝钢的专家实际上就是合同制的。有些人就喜欢合同制，一是薪水高，二是去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受到的培训多，学的知识也多，经验也丰富。但坏处是不稳定，特别是IT行业，人老了就没人要了。

我碰到一个在肯科迪亚大学毕业的老外，才四十多，本来在美国工作，合同到期后没找到新工作，回到蒙城，闲赋在家，整天在一家华人武术馆学太极拳，车也卖了。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倒很坦然，学好太极拳，再去开武馆教人。 

这些事件促使我后来选择离开软件公司，转到学术图书馆度过后半辈子的人生，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开始享受安逸的生活。等我2007年拿到耶鲁大学的系统馆员职位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43岁了。按我当时的计划，觉得有了一个tenure-track的职位，就在这里混到退休了。

那时候我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巨变，从喜欢动荡冒险转向了求稳和安逸。我深深意识到，与浩瀚的宇宙相比，时间匆匆流逝，每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要太折腾，应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人生，这才是我们活着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