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平自传体回忆录（23）顺势而为，离开耶鲁
那时候，耶鲁的图书馆员每年有1800美元的职业发展经费（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und），这笔费用可以让我参加一次国内的学术会议。另外图书馆让我参加Ex Libris Users of North America （ELUNA）会议，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出席这个会议的费用是图书馆出，而不是从我个人的发展经费里面支出，因此每年我可以参加两个学术会议，这给我机会去学习和交流并和其他图书馆的馆员们建立网络关系。
在耶鲁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CALA）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组织的中美馆长峰会。那时候我还不是CALA会员，是耶鲁另一个华裔馆员带我去的。
但是，在耶鲁的馆员的职业发展也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图书馆太大，分工就很细，比如我虽然是系统馆员，但局限在Voyager系统，电子资源的管理维护我就基本不参加。耶鲁大学每个语种都有一位馆员负责，可想而知，那些负责选语种资源的馆员，他们的知识面和经验就很有限。
所以我在一年后就感受到了这对我个人发展并不利，加上那个很苛刻总是鸡蛋里挑骨头的顶头上司，我就开始寻找其他机会。这期间我得到了位于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大学和加拿大的马尼托巴大学的系统馆员的面试，两个大学都是要我的，在进行最后需要担保人核实情况时候，我放弃了，因为那时候我对耶鲁还有一些幻想。
也许是我去找工作，大老板和小老板都有察觉，他们对我好多了，大老板甚至和我讲，你在耶鲁要转为终身（tenure）没问题的。
这样我就又过了大半年。到了2009年上半年，负责我们部门的副馆长急需耶鲁的前100位供货商的信息，包括每年支付的费用，数据库的信息采购等等。我的顶头上司把这当作一个重要任务，专门和我开会，要我去采购部门和他们开会搞清楚情况。我听了以后很纳闷，这不是一个SQL就可以解决的吗？为啥还要去开会？
我也没法违抗她的指令，她是一个很微观管理（micro management）的管理者，根本不适合做领导。我回到办公室后自己运行了一个SQL，数据和报表立刻就出来了。巧的是那天下午，我大老板就来问我：“数据有了吗？”我说：“有了，但是M（我这里用代号）要我去和采购部门开会”。我大老板就说：“这需要开会吗？SQL不就可以了？副馆长立等呢。”我说：“是的，这是报告，我已经做好了。”我大老板就说：“你直接发给我，我去和M讲这个事，她在胡闹。”
我就把报告发给了我大老板， 副馆长对这个报告很满意，因为她要做下个财年的预算需要这些数据。 这件事情让我的顶头上司对我恨之入骨，每次和她开会她都会鸡蛋里挑骨头，态度是极其恶劣。有次，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好吧，我走，意思是离开耶鲁。
回到办公室，和那位同办公室的负责电子资源采购的馆员说了一下，我说我受不了M了，决定找其他工作离开耶鲁。没想到这位馆员哭了，她说M对她就是这样，她早就受不了，向大老板和人事部门反应过很多次，但由于M已经获得终身职位，除了对M劝诫，似乎也没其他手段。其实是可以取消M的组长（supervisor）资格的。所以电子资源管理的馆员已经找到了亚利桑那州一个小的学院的工作，就是还没宣布，她在耶鲁还有两周就要离开了。我听了以后反过来安慰这位馆员。这位馆员说：“她原来针对我，现在我要离开了，她就来搞你了。”我说我不会让她这么摆布的。
恰的是，没过多久，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馆长给我电子邮件，问我对他们的职位还感兴趣不？原来这是我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大学工作的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不是想回亚洲吗？新加坡管理大学有个系统部主任职位，不知道你感兴趣不？”那时候，我孩子的舅舅一家在新加坡。我知道面试一般都是对方出钱，就想利用面试去新加坡看看。
新加坡管理大学曾经给我两次电话面试，每次一小时，问了很多问题，但过后就没下文了。我想也许没戏了。没想到这时候突然接到电子邮件，真是有点喜出望外。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了馆长的电子邮件才知道，因为那时候2009年H1N1流感，入境新加坡要隔离两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决定现场面试时间。这时候疫情过去了，他们决定邀请我去面试，来回机票食宿费用都是新加坡方面支付。他们的面试安排了三天，这是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最长面试。
我就请了一个星期假，说是要回中国一趟，家里有急事。请好假后，我买了从纽约经过法兰克福到新加坡的机票。到达新加坡后，在新加坡管理大学进行了三天面试，到了最后一天，实在是没啥问题可以问了，我就在我的手提电脑上给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同事展示我在耶鲁所做的项目。新加坡管理大学还请了租房中介带我去看房子。每晚馆长和同事都带我去新加坡一些有名的饭店吃饭，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又在新加坡我孩子的舅舅家多住了两晚，我孩子的舅妈竭力劝我去新加坡。她说你在新加坡是人上人，因为新加坡75%是华裔，中文是官方语言之一。在美国你总是少数族裔，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因为还没有得到Offer，所以我说我会考虑这些因素的。
我在耶鲁还参加了耶鲁最早的数字化项目。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项目最早始于密西根大学。2004年12月，密歇根大学宣布了与谷歌合作的图书数字化计划（称为密歇根数字化项目），该计划具有革命性和争议性，因为牵涉到知识产权和版权。谷歌扫描的书籍包含在由主要研究机构合作创建的数字图书馆 HathiTrust 中。现在HathiTrust成员已经好几百个，其中有38所是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惠特曼学院是38所之一。HathiTrust的董事会成员基本由会员单位的馆长和主管副馆长担任，凑巧的是，我在今年2024年当选为HathiTrust的董事，任期是三年。这些都是后话。
我在耶鲁还参加耶鲁大学的数字化项目。当时耶鲁和IBM合作，开始把耶鲁的藏书数字化。耶鲁的做法是把出版年份在X年前（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牵涉到版权，我不能瞎说）的也就是不再受版权保护的书目找出来进行数字化。耶鲁的藏书都是有收藏价值的，所以这个数字化项目对全球都有意义，因为这会促使开放获取，让更多的人从此获益。
这就需要从耶鲁的2千多万册藏书里找出来。当时的SQL没有办法一下子从2千万册里找，这受到当时的软硬件和运行速度的限制。我把耶鲁的2千万册藏书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原则把耶鲁的藏书分成了几十个范围，然后使用几十个SQL分别运行，即使这样，按当时的运行速度，也是花了一周时间才完成了所有的运行。找出了最初的50万本出版时间早已经不受版权保护的藏书，可以说，没有我的SQL技能，靠我的小老板，她几个月也做不出来。
从新加坡回到美国后，在星期一上班的时候，正好与大老板一起坐电梯，她就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吗？我说没有。回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件，发现新加坡那边已经给了我OFFER，他们给我月薪6800新元，13个月薪水，加上3个月奖金（bonus），年薪相当于16个月的薪水，那就是108800新元，相当于人民币54万。我想了一下，决定接受这个职位，工作签证新加坡那边一天就搞定了。
等我办理完新加坡的签证手续，与新加坡管理大学签订合同后，我正式提出了辞职。我的小老板接到我辞职报告很吃惊，她跑到我办公室问我说：“平，难道耶鲁不如中国吗？你在这里工作不愉快吗？”她以为我要回中国去。我说不是的，我去新加坡管理大学，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卡内基梅隆计算机学院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第三所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原来的沃顿商学院的院长，我去的时候是第二任校长，是美国埃默里大学（美国新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副校长过去当校长的。图书馆馆长是原埃默里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馆长，是犹太人。老太太现在八十多了，已退休，居住在夏威夷。我就任惠特曼馆长后她自告奋勇做我的馆长启蒙导师（mentor），现在还不时给我出主意。
当时新加坡管理大学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我从耶鲁过去，他们当然觉得是有面子的。我的小老板听后，居然哭了，她说真舍不得你离开，你在耶鲁也会发展很不错的。我看到她掉眼泪，一阵错愕，心想你没给我这种感觉啊。事已至此，我也没多说啥。后来我的小老板还组织欢送会，给我买了一幅像框，里面是Sterling图书馆的正面照的印刷品。这就是我离开耶鲁的经过。
到新加坡后，我开启了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在新加坡我又有很多奇遇，比如几次遇到加拿大驻新加坡大使。我在新加坡加入了加拿大同学会，加拿大同学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有次我参加聚会，一个洋人和一个新加坡人和我三个人围在一起聊天，互相介绍后，才知道他们两位都是多伦多大学毕业，我也没多问，听到那个新加坡人称洋人为your highness，才知道他是加拿大驻新加坡大使，而那位新加坡人则是新加坡最大的电信公司董事会主席，当时把我震惊（chock）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馆员。后来我给这位电信公司老板发电子邮件，他不仅回复，还邀我有空餐叙。后来在加拿大同学会聚会中经常见到他们。
我的馆长来自埃默里，当时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是埃默里法学院毕业，因此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校长（曾是埃默里法学院院长，副校长）和我的馆长都是他求学埃默里时候的老师。有次美国大使给新加坡管理大学赠书，我们一起在图书馆举办赠书活动。在新加坡我还认识了当时CISCO全球副总裁亚太区总裁，她是蒙特利尔一所大学毕业，也是加拿大同学会的，因为我是麦吉尔大学毕业，加拿大同学会内部有个mentorship委员会，她就做我的mentor辅导我如何做presentation等。所以树挪死，人挪活。有时候需要妥协和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相信，人的命运上帝早就给你安排好了，顺势而为，就可以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