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国里的释怀之旅：我是汪小姐的原型

2014年1月17

我们事先订了17日傍晚17点40分从卑尔根飞往奥斯陆的航班。船长订了17日早上从格但斯克飞往奥斯陆的机票，按计划，应该比我们早几个小时抵达奥斯陆。

来挪威前，我们仨约好了一起住在市中心的Thon Hotel Opera，然后结伴同游几天。

我们提前四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机场，却收到了坏消息：受北极寒流影响，奥斯陆一大早下起了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18度左右。积雪太厚，飞行员根本看不清机场跑道。奥斯陆机场被迫关闭到下午两点，多架航班延迟甚至取消。

船长的航班取消了，他改订了第二天下午的。我们的运气稍好些，航班只是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当晚十点多抵达酒店。

 

2014年1月18日

第一篇：我是汪小姐的原型

一早雪停了。

妹妹想去市中心走走，我说：“等船长来了一起去吧。”我趁机睡了几个小时的懒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我算好了船长会在三点半左右抵达酒店前台，于是提前来到了大堂，坐在那里的沙发等他，想给他一个意外之喜。

出发前的几天，他给我发了近照，照片里的他一头银发，慈眉善目，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满头棕黑色卷发的小伙子了。

我也发了几个月前拍摄的一张职业正装照给他，他说我没什么变，再次见到一定认得出来。

那时我正在追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里面的汪小姐烫着长波浪卷发，穿着棕色风衣，头戴红色贝蕾帽，有时鼻梁上还架着厚重的眼镜。她是1987年从上海外贸学院毕业的，分到了外贸公司。我严重怀疑王导把我的教育背景（毕业于厦大外贸系）、工作背景（福建省外经贸委下属的进出口公司业务员）和服装造型“嫁接”到了汪小姐身上。

  （汪小姐剧照）

97年出国前的几个月，我决定彻底“放飞”自我，到发型屋烫了个时髦的爆炸头（即大波浪）。来到北欧后，我发现挪威和瑞典的中老年妇女在金秋时节都不约而同戴上了红色贝蕾帽，衬着精致的羊毛呢风衣，十分好看。我也到桑维卡的服装店买了一顶红色贝蕾帽，只不过平时上课我大都穿着牛仔裤，素颜，扎着马尾巴，那顶帽子被我扔在衣橱里，没机会戴上。我是高度近视，有时戴有框眼镜，有时戴隐形眼镜。

第二年三月，我认识了一位从挪威北方小城博多来的摄影师，他叫特龙，与MBA同小组的特龙同名。在挪威，特龙、艾林、豪坤、乌拉等都是常见的男子名，也是挪威古代国王的名字。摄影师第一眼见到我，就“惊为天人”，左一句“little beauty”（小美人）,右一句“little flower”（小花），把我赞个没完。他说，他活了四十多岁了，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位东方美人。

此话不假，九十年代极少有中国人到挪威留学和旅游，去中国旅游的挪威人也不多。我 在桑维卡和奥斯陆走动时，除了商学院里的不到十个中国留学生，就几乎见不到中国人了。有一回，MBA班的挪威女生安娜请我周末到她在Roverud（罗韦鲁德）的农场做客。罗韦鲁德是一个小村庄，常住人口只有几百人，离桑维卡不到两小时的车程。安娜的先生是一位农夫，在村子里拥有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农舍，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据说在当地都算得上是“文化遗产”了。我和安娜一家吃晚饭时，她的八岁的继子乌拉默默地盯了我许久，然后用挪威语同安娜讲了几句。安娜对我说：“乌拉问，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手？他们班上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见过中国人，如果他能摸到一个中国女人的手，第二天就可以在班上炫耀一番了。”我答应了乌拉的请求。他激动地用小手摸着我的右手背，摸了两三分钟。

我特别能理解摄影师特龙第一次见到年轻的中国女人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不过我不敢苟同他的关于“东方美人”的观点。我的长相实在一般，连“非典型美女”都算不上。所以当特龙邀请我做他的摄影模特时，我一口回绝了，说自己不漂亮。特龙拿出了一本挪威语的摄影杂志，翻到中间一页，里面有一张中国姑娘的彩色单人照。那姑娘圆脸、单眼皮小眼、短发，肤色偏黑，放在人群里绝对不引人注目。特龙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他认识的一位同行拍的。因为拍摄了东方姑娘，圈子里的摄影师都很羡慕他。特龙也很想有机会拍到中国姑娘，再三恳求我给他机会。他说，他只想拍普通人真实的一面，不需要找专业模特。

我有些心动，又有些不放心，请船长做我的“经纪人”，与特龙沟通拍摄细节。船长与特龙聊了二十分钟后，回来对我说：“没什么问题的，你可以去了。”

“可是，我并不漂亮啊！”我对船长说。

船长仔细打量了我一阵，一本正经地说：“Jing, 你又聪明又美丽，五官和身材堪称完美！”

我扑哧一笑，原来船长与特龙的审美观念是一样的， 都认为小个子、小眼睛和塌鼻子的亚洲女人才是最美的。出国前我在外贸公司上班时，就听几位男同事议论过：他们去泰国旅游时，发现当地的欧洲帅哥身边的泰国女友又矮又丑，白人帅哥却将这些女人视若珍宝，这点让中国男人们十分不解。

我对船长说，我的好几位单眼皮的女同学都去割了双眼皮，有的甚至还将鼻梁垫高，我大概是硕果仅存的单眼皮女生了。船长惊讶地反问：“为什么要整成我们的样子？长得像我们有什么好看的？小眼睛、扁鼻子多有魅力啊！”

好吧，既然东西方审美差异那么大，我就做一回挪威摄影师作品里的“东亚美女”吧。

四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穿着黑色长裙和高根鞋，外面套着妈妈在长乐的服装厂为我买的长款棕色风衣，长波浪披肩，第一次戴上了红色贝蕾帽，并稍稍化了妆，戴上隐形眼镜。特龙和他的工作伙伴开着车把我带到了奥斯陆维格朗公园（the Vigeland Park）。公园内有数百个雕像与浮雕，绝大部分为裸体。艳阳高照，天空湛蓝，地面上还有残雪。特龙以圆台阶中心的高达17米的生死柱和附近的托盘群雕为背景，为我拍了几张照片。

（摄于98年4月，我就是汪小姐的原型）

春寒料峭，我穿得不够暖，又太专注于拍照，没有仔细欣赏这些由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朗（1875年-1948年）在1906-1943年间完成的雕塑作品。比如那根著名的生死柱，表达了人们向“天堂”攀登的过程中相互倾轧和相互扶掖的情景。托盘群雕中，六个强壮的男人奋力托起石盆，那石盆本该有泉水溢出的，因天气太冷，泉水被冻住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尊小男孩雕像，他跺着脚，挥动胳膊，脸上一副嚎啕大哭的表情。我当时读不懂雕像的含义，只觉得有趣，对特龙和他的伙伴说：“这是挪威版的尿尿小童！”特龙觉得这个比喻很有趣，让我摸着小男孩的左小腿拍了一张照。

离开公园，我们又去了特龙的同伴的工作室。我换上一件93年在广州的服装夜市花了82元人民币买的花色外套，用发卡将头发盘起，拍了一张正面照。拍照时，特龙和他的伙伴竟然啧啧赞叹，说我的微笑是蒙娜丽莎式的。我几乎笑喷了，觉得他们太言过其实了。

一周后，特龙把洗出来的照片送了一套给我，船长说拍的不错。

我一直没有问特龙这组照片是否上了专业杂志，潜意识里，我并不认为他的作品会被杂志社选上。他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摄影师，我甚至觉得他混得蛮惨的。他四十多岁了还单身，在桑维卡与别人合租房子，据说后来还欠了房租，被房东下了最后通牒并威胁要扔掉他的所有物件后，他赶紧收拾一番搬到奥斯陆的工作伙伴家。我从此与他再无联系。

直到我看到《繁花》中的汪小姐的造型，才惊觉自己在98年的春天就引领了二十多年后的时尚风潮了。难道特龙为我拍的这组照片真的发表了？不过我更愿相信《繁花》的造型师是在仔细研究了90年代的上海时尚风潮后，复制出了惊人的相似与巧合罢了。我兴奋不已，把特龙为我拍摄的照片、留学时戴眼镜的生活照以及汪小姐的几张剧照发给船长，并让他google “wong kar wai”（王家卫）和“Blossoms Shanghai”（《繁花》）。

（留学时戴眼镜的素颜照）

船长惊叹：“Incredible!”(太妙了！)

我对船长说：“我们当时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啊，只有想象不到的，没有实现不了的！”

只是，如今的我比当年胖了将近二十斤，剪了短发，走起路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蹦蹦跳跳了。岁月蹉跎，悄悄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第二篇：再见船长

正在沉思间，有个穿着黑色羽绒衣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推着行李箱从酒店的旋转大门进来，百米开外看见我，就热情地挥手打招呼：“Jing, Jing!”

直至他走到跟前，摘下帽子，我才认出他是船长。我俩来个欧洲人见面时常有的大拥抱，船长笑咪咪地说：“我老了，我的头都秃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发型已经是地中海式了。

当他在温暖的酒店脱下厚厚的大衣时，我发现他穿着一件蓝黑相间的格子长袖衬衫。26年前我在桑维卡的小木屋前初见他时，他穿的就是这种同款同色系的欧洲名牌衬衫，看来他的着装品味丝毫未变。

他曾答应要带波兰传统的罂粟籽蛋糕Makowiec(波兰语)给我们姐妹尝尝，我等他办完入住手续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讨蛋糕。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了一小盒罂粟籽蛋糕，告诉我这是她太太做的，太太的烘培手艺和他的母亲一样好。这回船长太太特地多放了一些罂粟籽在蛋糕里面，用来提升鲜味。

（波兰传统罂粟籽蛋糕）

我和船长一样，年轻时特别爱吃甜食。读MBA时，每个学期放假，他都开车返回格但斯克与父母小聚。他与母亲关系融洽，母子俩常互诉心事，母亲由此知道了我这个中国留学生。每回船长开车返校，母亲都会做了好几块波兰传统的罂粟籽蛋糕和面包，让他捎给我吃，并特地交代：“这些都是给Jing的，你不许偷吃。”

除了自家出品的蛋糕，船长还买了各式波兰产的巧克力和布丁粉。不过他并没有一下子把巧克力全给我，而是自己收起来，隔三差五，像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巧克力给在教室里自习的我。我也假装很喜欢他的这种“大人逗小孩子”的把戏，有时趁他不注意，走到他身边，伸手去掏他的青蓝色夹克的口袋，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一块巧克力。

船长买的几款巧克力中，有一款是用方形金属罐包装的。巧克力吃完后，他仔细地把包装盒收藏好，只因盒子上印了肖邦的半身像。他告诉我，肖邦是全体波兰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把波兰的民间音乐变成世界性的宝藏。挪威商学院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曾经好奇地问船长，肖邦为什么会喜欢年纪大过自己的丑女人乔治桑。船长含蓄地答：“没有一种爱情是完美的，换位思考一下，像乔治桑那样身心健康活跃且才华横溢的女人，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因饱受病痛折磨而喜怒无常的病秧子肖邦呢？”

有一回，船长从家中带来的巧克力全吃完了，我以为他再也变不出小把戏了。某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他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巧克力给我。他说，班上的一位挪威同学刚巧带了一盒巧克力来，每人都拿了一块，而我恰巧不在。他想到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但又不好意思向同学多讨一块，于是就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给我。

我很感动，赞扬了他一句：“You are my father!”(你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记得我小时候，下属单位请他吃饭，饭后每人派一个苹果或橘子。别人都当场吃掉了，只有父亲舍不得，把水果放在口袋里，带回家分给我和妹妹吃。后来我们姐妹离家上大学，父亲仍旧保持着这个习惯，把餐后分发的水果带回家，对母亲说：“现在轮到你吃了。”

我和船长成长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但两个近代史上苦难深重的民族却经历了类似的遭遇。我俩都来自清贫的高知家庭，小时候在供给制度下，全家靠着粮票、肉票、糖票辛苦度日。因此我俩都形成了相似的爱情、亲情和友情观念，所谓的“爱”，就是把家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我俩赚到的每一分钱，全都无私奉献给了家人。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如一个苹果或一块巧克力，若是自己和家人朋友同样喜欢，我们都会把唯一的一份让给了最在意的人。

九十年代流行“文化沙漠”这个用语，好像是用来形容香港没有精英文化，其艺术作品是“即食”和“速成”的。 刚来挪威那阵，与富裕的北欧人交流，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巨大差异让我应接不暇。我曾经对船长说，我对“文化沙漠”有了新的定义，童话世界里有一片荒漠，只有我孤身一人在此，不知如何融入外面的世界。船长第一次听到“文化沙漠”这个说法，补充道：“沙漠里还有一个波兰人，你不觉得波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吗？我们对家人的爱是奉献、成全与牺牲，而那些富裕的欧洲国家的民众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的确，同船长在一起，我时时刻刻感到自在，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聊着聊着，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有一回，我向他解释“磨洋工”和“大锅饭”的含义，他马上说：“这些我懂。上中学时，我们曾经到国营农场劳动，帮忙收土豆。工人们大白天都在偷懒，没有效率，地里的土豆根本没有收干净，工头假装没看见，让我们提早收工。天黑后，那帮工人们又偷偷摸回来，把地里剩下的土豆顺走了。”说罢，他和我同时大笑。

班级里除了俄罗斯姑娘瓦罗丽，我和船长是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最多的两位。可是瓦罗丽似乎不太愿意和我俩聊天、聊文学。瓦罗丽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身材高挑丰满，容貌秀丽，留着利落的金色短发，长得很像007系列片里的克格勃女特务。她原先为俄罗斯政府的高官们做了八年英文翻译，后来嫁给了挪威工程师，定居奥斯陆。瓦罗丽的烟瘾很大，可与印尼人托尼相媲美，课间休息时，她常常在教室外与几位“烟鬼”男生一起吞云吐雾。有一回她忘了带烟，烟瘾又犯了，在学校的think tank (智库)里一间间自习室跑过去找托尼，想向他讨烟抽。

我们班总共有六位女生，我和挪威姑娘丽莎、安娜、怡达都有不少交集，与美国姑娘简宁一起喝过咖啡，唯独与瓦罗丽的交往甚少。有一次我试着和她探讨俄罗斯名著，问：“安娜.卡列宁纳、玛丝洛娃（小说《复活》的女主人公），娜塔莎（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女主人公）这样的女性，在当今的俄罗斯还存在吗？” 她答：“经典难以超越，经典难以复制，时代变了，俄罗斯女人的想法也变了。”说完这句，她就再也不愿多谈了，看得出，她是个冷美人。俄语是二战后的波兰教育体系里的第一外语，因此船长精通俄语。他告诉我，可能是民族情绪作祟吧，他总觉得莫斯科女人瓦罗丽很傲慢，不屑和东欧小国的留学生做朋友。

挪威商学院里有好几位来自东欧的留学生，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还有阿尔巴尼亚人。我和船长开玩笑，中国人有仇日情绪，东欧小国痛恨俄罗斯，一个小事件，或一次擦枪走火，就会拉满仇恨撕逼混战。-- 一语成谶，2022年俄乌开战后，波兰笼罩在战争阴影下，二战时亡国的惨痛经历没齿难忘，波兰人已做好了长期对抗俄罗斯的准备。

MBA毕业前，班上的挪威人大多拿到了新的工作机会。有MBA的光环加持，他们的薪水都很不错，据说平均的工资水平超过了哈佛的MBA毕业生。本地学生中，只有瓦罗丽一直找不到工作。其实，自她嫁到挪威后，就一直处于待业状态。挪威人个个精通英语，她的八年的英文翻译的工作经历不太受到认可，即使读了MBA，也没有当地的大公司愿意聘用她。毕业后，瓦罗丽就与全班同学断了联系，仿佛人间蒸发了。

 

第三篇：蒙克与精灵

 

妹妹终于见到了船长，对他说：“你在我们家太有名气了。我和姐姐的四个孩子都知道你，叫你‘刘伯敏’”。“刘伯敏”是我给船长起的中文名，取自他的波兰名字“刘波密儿”的谐音。

船长谦和地对妹妹笑笑：“你的名气也很大，你姐姐在挪威时，三天两头提到你这个智商和爱因斯坦一样高的工程师妹妹。”

妹妹早已做好了接下来两天的旅游攻略，我和船长唯她马首是瞻。

我们仨首先在歌剧院附近走了一圈，我发现，几天前仍在这一带的浅水里游泳的天鹅不见了，估计已经飞去南方了。

户外的气温约零下10度，无风，走在雪地里并不觉得冷。

接着，我们走到了蒙克艺术馆（Munch Museum）。

在艺术馆门口，船长提议我俩打个雪仗。我俩全都一身黑衣黑裤黑靴子，夜幕下如两匹战狼，拿起雪团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打了个酣畅淋漓。

走进馆内，我们开始欣赏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1863年—1944年）的艺术作品。许多人是冲着大名鼎鼎的画作《尖叫》（scream）来的，蒙克总共创作了四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完成于1893年，收藏于奥斯陆的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蒙克艺术馆则收藏了分别创作于1910年和1893年的另外两个版本，有粉彩版、蛋彩版和石板印刷版。展馆中央有一个独立分割的小屋，三个版本的《尖叫》分别挂在屋内的三面墙上，大有镇馆之宝的气派。出于对作品的保护，每隔半小时只展示其中的一副，小屋内最多只能容纳不到二十人。观众必须在馆内待足一个半小时，才能陆续全部看完三个版本的《尖叫》。

 

据工作人员介绍，起初《呐喊》在欧洲大陆不如蒙克的另一副作品《吸血鬼》（Vampire）出名。后来蒙克的作品在北美展出，美国的某家著名杂志将《呐喊》登上了那期的封面，《呐喊》从而名声大噪，成为仅次于《蒙娜丽莎》和《向日葵》的名画。普遍的看法认为，蒙克是在一阵忧郁的袭击下才创作了《呐喊》的，因此画风呈现一种疏离感和异常感。

家人早逝、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蒙克一生未婚，没有孩子，一直以画画为生，很少离开家或工作室，非常情绪化，精神紧张。他于1908年至1909年创作的一组石刻版画《阿尔法与欧米茄》（Alpha and Omega）,以挪威语和法语两个版本同时面市，反映了他的黑暗的爱情观。该故事以《圣经》里的亚当与夏娃为蓝本，讲述了阿尔法和欧米茄是岛上最早出现的人类。他们从相爱相伴到相互厌倦，欧米茄感到无聊，跳上鹿背逃走了，留下阿尔法一人在岛上。一天，那只鹿把欧米茄驮回来了，阿尔法用力把她打死。当他俯身去看她的脸时，被她的表情吓到了。那正是他最爱她的时候，她露出的一个表情。当他注视她的脸时，遭到了身后的他俩的孩子和岛上的野兽的攻击，被撕成碎片。

这个故事让我毛骨悚然，赶紧移步至其他展区，没想到撞见了更为恐怖的画作《吸血鬼》。蒙克应该是不太喜欢女人的，在他的画笔下，女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这幅作品中的红发女人化身为吸血鬼，把一位黑发男子揽在怀里，低下头贪婪地吸着男子脖子上的血。那个男人没有防抗，不知是否已经死亡。

我在疫情期间写过大量的读书笔记，专门研究过欧洲文学作品里的吸血鬼。我从手机里翻出发表于美篇里的文章《大蒜花与吸血鬼》，告诉船长：在吸血鬼的故乡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 今罗马尼亚境内），大蒜是最有效的对抗吸血鬼的植物。1897年， 爱尔兰作家斯托克发表了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哥特式恐怖小说《德古拉》（Dracula），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普及了这个民间传说。蒙克的《吸血鬼》创作于1895年，比斯托克的同题材的小说早两年问世。

船长饶有兴致地听着，频频点头。想当年在挪威留学时，为了快速提高英文口语，我经常找船长说各种话题。当我发现他的文学修养很高时，就开始和他讨论欧洲经典小说。有一回，我告诉他，自己最喜欢的长篇小说是《战争与和平》，女主人公娜塔莎因幼稚莽撞造成私奔未果，服砷自杀未遂，痛苦迷茫的她在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的升华和解脱。我读过小说的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发现了两种版本在关键字句上的些微差别。安德烈临终前，娜塔莎穿着一身白裙出现在他的床前，请求原谅。英文版里的安德烈对娜塔莎说：“我比过去更爱你了！”（I love your more ever than before）。中文版里的安德烈却说：“我比过去更懂得爱你。“ 我问船长，俄罗斯文学作品里散发着浓厚的东正教思想，精神复活，灵魂永恒，罪与罚等宗教意识成为重要的文学命题，究竟哪种版本的翻译更贴近原著呢？

船长哈哈一笑说：“Jing, 我精通俄文啊，改天找来俄文原版一读，就可以告诉你精确答案了。”他向我推荐了《日瓦戈医生》和《静静的顿河》，认为这是十月革命后最好的苏联文学作品。MBA毕业后，我在挪威等枫叶国移民纸期间读完了英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而船长一直为家族事业殚精竭虑，似乎早把这个承诺给忘了。

二十五年后再次见面，我俩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文学作品上。我兴奋地和船长谈吸血鬼，当我说到吸血鬼通常脸色苍白全身冰凉，有着一张不老的面孔时，船长佯装惊讶地盯着我，问：“Jing, 你是吸血鬼吗？”这是在赞我年轻吗？我被他的波兰式幽默逗笑了。

我问他：“你最喜欢蒙克的哪副作品呢？”他说：“那副石板画《吸引》（attraction），男女互相吸引时，就是用如此专注深情的目光凝视对方的。”

这幅作品是以奥斯陆南部的滨海地区为背景的，蒙克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夏天。他把一对男女放在了作品的前景，两人的双目是空洞的，注视着彼此，女人的头发缠绕在男人的脖子上，象征着感情的纽带。他们的身边是漆黑的海岸与空旷的大海。相同的主题，蒙克创作了好几个版本。在我看来，挪威峡湾夏日夜晚的如火般绚烂的晚霞和粼粼波光并未令他的内心欢快起来，他是忧郁不安的，把这种阴暗的情绪宣泄在一对男女毫无表情的面孔上。

蒙克还创作了一系列自画像，他也许有些自恋吧。他的作品不是清新明丽的，而是将生活中的痛苦、死亡与恐惧常态化并刻画得淋漓尽致。

花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走马观花浏览了艺术馆里的所有作品，我和船长坐在休息区的长椅上聊天。我告诉他，十年前我开始专注观察周遭的花草植物，通过不断的自学，已经识得温哥华地区上千种植物，并发表了一系列美文，如今是朋友圈著名的花仙子了。我在文学城和美篇发表了一千多篇文章，迄今有六百多万的阅读量了。

船长说：“我的太太是生物学硕士，喜欢花花草草，还会制草药，你俩一定有许多共同话题。”

我把几年前写的几篇船长家的故事一一从美篇里找出来，对着中文段落，直接口译成英文读给他听。他听得津津有味，大为赞叹：“Jing, 你的记忆力太好了，把我的话记得一清二楚的。我们一家在波兰没有名气，却在海外的华人圈广为人知，感谢你不遗余力的宣传。”

我又重提了我俩二十多年前关于“fairy” 的对话，船长纠正我：“我从来没有嘲笑你是矮个子啊！在波兰语里，fairy 即 wró?ka，表示拥有魔力并让梦想成真的人，个头可高可矮。”原来欧洲各国对fairy的定义不尽相同，拥有极大善意的船长自始至终是在肯定和鼓励我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无比温暖。

从艺术馆出来后，我们仨步行到附近的Stock Restaurant吃晚饭。这个饭店是丽莎推荐的，每道菜都很精致。妹妹请船长讲述一遍他的传奇人生，我先用中文起了个头，用极快的语速给妹妹普及了波兰近代史，然后请船长开讲他们家的故事。妹妹听完船长的叙述后，笑着说：“这些故事我早在姐姐的文章里读过了，今天听你亲口道来，依旧感触良多。”

船长告诉我们，临去挪威前，他特地上网查了资讯，发现挪威人当下的平均工资只是波兰人的2.7倍，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差距高达30倍。考虑到挪威的房价与物价比波兰高出许多，波兰人如今的幸福指数并不比挪威人差呢。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预料到的美好愿景，波兰人有着高贵的内心世界和不屈的个人意志，文化素质极高，渡尽劫波之后，这个伟大的国家必将重新焕发青春的魅力。

船长接着和妹妹交流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子问题。他们一家四口一直与父母同住，船长太太温婉娴淑，与公婆相处融洽。船长的儿子23岁了，在诺基亚从事高科技工作，女儿21岁，是格但斯克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自16年父亲过世后，船长一人撑起了家族企业，去年的业绩尤其好。

见我因专注地听着亲子话题而默不作声，船长想逗我笑，又施展了他的波兰式幽默，指着盘子里的蒜苗对我说：“来来，多吃点garlic(蒜)，可以对抗吸血鬼，这是你刚刚教我的。”

他接着对妹妹说：“二十多年了，你的姐姐还是老样子，喜欢和我谈世界名著，喜欢gossip（说闲话），话量是我的十倍。有时她说话语速太快，he和she不分，把男人说成she, 把女人说成he 。”

看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们家的大宝也说自己的妈妈在家是话唠子。“他”与“她”在中文里的发音相同，好多中国人说英语时都有he和she不分的毛病，我至今没有完全改掉。

从餐厅回到酒店，我意犹未尽，又邀船长到大堂内侧的咖啡厅，一直聊到半夜十二点咖啡厅打烊。我和他聊起自己的童年，聊起两岁半时遭遇的家庭变故。当然，那时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三岁多才有了迷迷糊糊的记忆，第一次的记忆就是十个月大的妹妹被从乡下赶来的外公抱走抚养的情形。我五岁时，患癌三年的母亲出现了癌症转移迹象，被迫把我也送到了乡下。我哭哭啼啼地随着两个舅舅坐着火车去了福建山区……我提到了既当爹又当娘的高知父亲，尽管生活艰苦，却从不抱怨，说起话来永远和风细雨，滋润着我受伤的心灵。

当年与船长老在一起嘀嘀咕咕说个不停，谈了很多家事，不知怎的，一直没有提起这段往事。一个人的童年创伤，往往需要用大半生去医治，年轻时的我显然不知如何面对内心的负面情绪，刻意选择避而不谈。如今释怀了，面对真心对待自己的朋友，可以一五一十娓娓道来了。

船长感慨道：“你的父亲太了不起啦，对你的人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俩太幸运了，都有一个好父亲！”

我的父亲与船长的父亲同岁，身体却比船长的父亲弱很多，71岁就患了绝症，造血功能受损，每三个星期就要到医院输血，苦不堪言。原以为船长的父亲可以活得很长的，他却于16年2月溘然长逝。去世的前一天，79岁高龄的他仍在工作。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去浴室洗漱，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醒过来。同班同学中，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噩耗的。我收到他的电邮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安慰了一番。通完电话，我开车送两个儿子上学，几日阴雨连绵后，温哥华的天空忽然放晴了。我开始担心起缠绵病榻多年的父亲，如果有一天他走了，我的心会不会有被掏空的感觉，身体会不会剧痛，从此一蹶不振呢？

18年6月，我的父亲也走了，船长把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短视频发给我，算是祭悼。我听了之后嚎啕大哭，心情抑郁，将近三年没有与他通电邮。奇怪的是，那三年他也没有联系我。这次和他喝咖啡聊天，方才得知那段期间他的公司经历了比较大的危机，他力挽狂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总算平安度过。他不愿让我这个老朋友无谓的担心，也不想撒谎，于是选择了沉默。疫情过后，公司业务又开始蒸蒸日上了。

我们的前半生就是这样的，驾着命运的破船，起起伏伏，时而波峰，时而波谷。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再见时友情依旧如初，多少前尘往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