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的來龍去脈

簡體字的來龍去脈

——王亞法

一，注脚

在全世界用中文的地區，有兩種字體并存——“繁體字”和“簡體字”，前些年台灣有學者提出，把“繁體字”改稱“正體字”，因爲這是在華夏大地流行幾千年，被歷史所認同的正宗字體，應該叫“正體字”，此建議甚好，老朽認同，所以下文凡用“繁體字”處，均以正體字代之。

二，我的猶豫

這是一篇在我心頭醖釀多年的文章，幾次摸鍵，幾次興嘆，敲敲定定，頗爲躊躇。

原因有幾：一，自從疫情后，不知因打了疫苗，免疫體受損，還是年衰之故，腦霧彌漫，畏葸疏懶，不思動筆；二，收集不少關於斯大林强令中共搞拼音文字或簡化字的資料後，發現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極左知識分子也追隨其後，喧囂一時。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钱玄同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漢字，就連當時文壇的憤青，周樹人也喊：“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蘇聯的操縱下，在海参崴舉行了“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蘇聯共同草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並發表中蘇雙方十三條共同宣言，其中有“中國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成了统治階級壓迫劳苦群衆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並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筆畫来拼音或注音”、“大會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所谓统一國語運動……”等一系列煽動性語言。所以簡體字的成功，是極左勢力勾結蘇聯攫取大陸江山取得成功中的一個部署。

但不管怎麽說，簡體字在强權的推廣下，木已成舟，若要完全退囘正體字世界，幾無可能，但是正體字在中國流行數千年，其抽象之美和雋永，有著强大的生命力，閲讀中國歷代史書詩詞和己丑年前的文學作品，非她莫屬。可喜近年書法熱在中國盛行，臨碑帖的年輕人正在上下求索，尋覓祖先遺留的正體字，因爲學習書法必須遵循正體字，縱觀存世碑帖，無一不是正體字，所以老朽預言，將來的漢字世界，必是一個“正簡”共存的天地。

三，簡體字的由來

希特勒説：“要消滅一個民族，必須先毀滅其文化……”於是在屠殺猶太人之前，先搗毀其教堂，焚毀其書籍……

晚清著名學者龔自珍，因痛恨乾隆修編二十四史，湮滅漢人文化，也説過類似的話：“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要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

斯大林更是深諳其術，認爲，文字是文化的載體，要征服中國，馴化漢人，必須從根子上摧毀漢字，使漢家子孫不識祖先留下的文字，讀不懂祖宗的經書，可以丟棄四維八德，一句話，要征服中國，必先消滅其漢字——

於是有了大陸今天的簡體字。

         從資料追根溯源，大陸實行簡體字，決非是為了書寫簡便，更不是爲了讓普羅大衆容易接受，而是配合斯大林達到毀滅中華民族文化，乃至要消滅整個中華民族的惡毒陰謀。

据中共早期黨員，後打成托派的盛岳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大陸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回憶，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校長斯大林），就設有“漢字改革小組”，組長吳玉章。

這個漢字改革小組，也稱作特別班，書中是這樣寫道：

它還有一個叫特別班，大約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它的成員不僅包括中國共產黨老黨員，而且還有像吳玉章一類的國民黨“元老”。吳玉章是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吳玉章是武漢政府中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大革命失敗後，吳被送到中山大學。一九三〇年中山大學關閉時，他被派到海參威，擔任那裏的蘇維埃黨校教員。這個黨校是當地蘇聯黨和政府為俄國遠東地區的中國青年工人舉辦的。黨校校長和全部教職員都是中山大學學生。吳玉章回國後，一直從事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教育事業。他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去世時，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中國文字改革的許多辦法都應歸之於他的努力。甚至當他還在中山大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漢字拉丁化的工作。在海參崴，他和我都是蘇俄遠東區漢字拉丁化促進會的成員。在他接觸的貢獻中。有他主編的一本拉丁化的教科書和一部字典……（摘自該書P73-74）

他在該書的P3中介紹了中山大學：中山大學也是托洛茨基運動的搖籃，它地地道道是從俄國移植到中國的。在中國發起托洛茨基運動的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中山大學的學生，其中包括陸淵、梁千喬、宋逢春、蕭冰洋和李梅五。只有王平一和劉仁靜（中共一大代表）等少數幾個早期的中國托派來自蘇聯其他學院。托洛茨基本人直接介入了中山大學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和爾後的中國托派運動。

當然，中山大學也許還影響到其它方面的活動。例如，一些大陸中國學府使用的教育法，就很類似中山大學的那一套。還可以指出的是最早的中國文字改革，是中山大學一批中國學生著手進行的，俄國人物色這些學生專門從事此項工作。已故的無吳玉章就是這些學生中的一個，也使這一工作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吳玉章在發展漢語拉丁文拼寫方法上起過特殊作用。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正是吳玉章領導了大陸中國的文字改革機構。

中共建政初期，政務院尚未改名為國務院之前的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就大力提倡簡體字。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署名文章，後修改成洋洋萬言的長文，收入《周恩來選集·下卷》）。周公對此事如此熱衷，他是否在蘇聯接受過什麽密令，尚無得知。但在新政權始立，百廢待興的之際，堂堂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不務正業，為執行斯大林命令，如此投入，實屬反常。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直屬於國務院。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俄籍顧問謝爾應琴柯Selchiuchinko（注意：蘇聯人直接參與其事），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會議上指示：“嚴格的拼音原則是采用中國共產黨員在蘇聯創製的那套拼音文字是最合理的——就此簡體字在中國推行，由蘇聯老大哥一錘定音。

                         四，知識界的抵制

强權蠻力推廣簡體字，引起了知識界有識之士的不滿，老朽餘生也晚，沒有經歷那個時代，只能抄襲資料，和從前輩處聼聞，文壇幾位大家的反映，記下供參閲：

陳寅恪先生有遺願：他的作品“必須用繁體字直排出版，否則寧可埋入地下。”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在陈寅恪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冥誕之際，譯林出版社用簡體字橫排本出版了《陳寅恪合集》，此事在學術界勾起了巨大爭議。

陳寅恪的長女陳流球女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父親生前説過，他的一切作品無論是詩詞還是文史，確定出版物都要繁體竪排。父親曾經説過，繁體字和簡體字意義完全不一樣，有一些東西我們看不懂需要查閲《康熙字典》。一直以來父親看書，學習都是用繁體字來呈現，他覺得有些簡體字不能代表那個意思……”他的小女兒陳美延回憶：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不知何以小女兒稱家父為伯父，望知情者補注）即對於中國文字將改爲拼音而以簡體字過渡，持不同意見……寅恪伯父曾托章士釗帶話給毛公。章老後來告知，大局已定，不再容議。寅恪伯父反對改漢字為簡體，畢生未寫簡體字，且留有遺言，他的著作，必須用繁體字直排出版，否則寧可埋入地下……

陳寅恪先生對使用正體字很執意的，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日二十日給中華書局上海編輯的信中特別提到：“又請注意下列兩點：（一）標點符號請照原樣，不要用簡體字。”

譯林出版社的回答：我們的合集出版后，確實有不同的評價。支持者認爲，簡體字閲讀便利，有助於推動學術普及和陳先生的思想传播，是好事。簡體横排版并非要替代繁體竖排版，而是為讀者提供了另一種選擇，为渴望閲讀陳先生作品，却不習慣古典排版的讀者創造更有利的閲讀条件。對於專業讀者，仍然可以閲讀或参考對照繁體本。至二〇二〇年，按版權法規定，陳寅恪先生逝世已超過五十年，出版其著作已經不受版權法約束，此次出版的目的，是能讓更多的讀者讀懂陳寅恪先生的書，知道其作品之“好”。

上述爭論不屬本文交代範圍，暫且打斷。

     其次説陳夢家先生。

      陳夢家先生年輕時是一位頗有才氣的新月派詩人，著作等身，文革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對夏商青銅器和古文字研究頗有成就，在簡體字問題上，他一九五七年在《文匯報》發表兩篇與中央頗爲向左的文章《慎重一點“改革”漢字》、《關於漢字的前途》，因此逆了龍鱗，被定性爲“章羅聯盟反對文字改革的急先鋒。”一九六六年，他被考古所暴力批鬥後，對朋友説：“我不能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當晚悄悄寫下遺書，吞食大量安眠藥，被送進醫院，雖被搶救過來，但他下了必死的決心，於九月二日，趁看守疏忽之時，再次自縊身亡。

       在那個革命激腎上腺素噴發，毫無人性的嵗月裏，陳夢家的慘死，並沒有得到“革命群衆”的體卹，三天後，考古所召開了一場聲討陳夢家畏罪自殺的批判大會，為這位終年只有五十五歲的才子，作戮尸式的「送行」。

       第三要談到金石家鄧散木先生。

       關於鄧散木先生的資料網上不多，筆者所記，由先師吳耀南生前所述。

鄧散木先生育有兩女，長女鄧家齊，適吳耀南先生長子吳肇平，次女鄧國治，曾任中國新聞社記者；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文革後期自殺身亡。鄧吳兩家有秦晉之好，故在己丑之後的嚴酷歲月，兩翁常有有私下話語。先師還語及，糞翁和那位積極提倡簡體字，刻了不少簡體字印章的單某，師生間的恩怨故事，情節不勝唏噓，但因内容不屬本文範圍，故不贅述。

从二十年代起，鄧散木的书法和篆刻便名扬海内。三十年代印壇有“南鄧北齊”之説，認爲鄧散木的刻印水準在齊白石之上。 他年輕時以“糞翁”爲號，靠賣字鬻章爲生。有人問他“何以以糞為號？”他説，糞字有掃除的意思，《左傳》有“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國語》有“潔其糞除”。他憤激社會太黑暗，有必須除糞垢之意。他還有幾個與糞有關的齋號，如“厠簡樓”、“厠簡子，還自刻“逐臭之夫”、“遺臭萬年”的印章，不一而足。

儘管鄧散木在書法金石詩詞上的卓越的成就，但因嗜酒成癖，清高孤傲，性格乖張，而不被世人所容，尤其以“糞”為號，無商家上門求寫店招，所以一生落拓不羁，生活清苦。

據傳，某富商求鄧散木墨跡，潤筆從豐，只求他落款不用“糞”字，鄧聽後當即拍桌大駡，將客人逐走。一九三六年小報有記載，當時國民黨一名“中委”，仰慕鄧散木的字，托人送来巨資請為其亡母寫碑文，只是“心憾翁之名糞，因請更易”。鄧散木憤而答曰：公厭我名耶？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於我？我寧肯餓饭，不能改名，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鄧散木年輕時信奉三民主義，并參加國民，其後脫黨。聼先師說：“鄧先生有包庇反革命的政歷問題。”因此儘管他才高八斗，他的性格和政歷問題，決定他己丑年以後沒有好日子過。

上世紀五十年代，鄧散木以自由職業之身，賣字無客，鬻印無主，生活十分清苦。

我以前在少兒社辦公室的同事金偉民，小時候住新昌路懋益里外公家，與鄧家爲鄰。他告我說，一次他們幾個孩子在弄堂裏踢球，將球踢進鄧家院内。孩子敲門索球，糞翁用剪刀將球剪破，從門裏扔出，孩子們不悅，與其爭吵，糞翁醉勢洶洶，指著自己鼻梁說：“我是吃糞的，別跟我講道理！”説罷嘭然關門；另聼先師說，糞翁宴請先師喝酒，均用手紙寫請帖，十分滑稽。種種怪事，足見其性格乖張。

己丑易幟後新政初建，原先靠畫畫寫字謀生的自由職業者，紛紛被分配進文史館和各種協會謀職，但鄧散木因政歷和性格等諸多問題，在上海無單位肯接受，直到一九五五年五十八歲時，才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招聘，去北京從事編寫簡體字帖。

鄧散木在京時，與張伯駒同庚，兩人惺惺相惜，詩書唱酬不絕，鄧散木贊賞張伯駒德高義厚，張伯駒贊賞鄧散木才華横溢。張伯駒被打成“右派”後，鄧散木爲之不平，在會上說这是亂扣帽子的無稽之談，並以中國民盟盟員的身份为其鸣冤。鳴放時，寫了《书法篆刻不是艺术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的两份发言稿，希望书法篆刻艺术得到重视，結果上了“陽謀”的當，就此新老舊賬一起算，自己也成了右派。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職期間，鄧散木編寫了《初級小學習字帖》、《高級小學習字帖》、《漢字寫本》、《四體簡化字譜》等不少字帖。當今大陸的網站，對鄧散木先生推廣簡體字作的成績，評價極高。但不知鄧散木私下對簡體字是及其反感的，他曾多次向姻親吳耀南先生抱怨，自己因政歷問題，且是右派，爲謀生計，不得不以帶罪之身，做曲意之事。由此及彼，聯想起前些年《炎黃春秋》的文章，許多老幹部，面對國民黨的腐敗，為尋找真理，不慎誤上賊船，然而終身被綁的痛楚。

       再説另一位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他是張大千先生的摯友，張大千三四十年代的印章大半由他鎸刻。五十年代初，他接到郭沫若的來信，勸説篆刻要革命，漢字要簡化，勸他投入到為工農兵服務的行列中去。他私下抱怨說：“如果實行簡體字的話，我們這些靠刻印賣字搞文字學的，都要走絕路了……”

方介堪晚年一直後悔當初沒聽張大千的話，張大千出走前曾對他説：“我們都是為地主資本家寫字作畫的，共產黨是要爲工農兵服務，到時我們只有死路一條，到哪裏去找飯吃。”當公佈第二批簡化字時，他看到將“展”字簡化成“尸”字下面加“一”橫的新字時，一向脾氣溫和的他，不禁勃然大怒說：“成何體統！”

可以理解，那些酷愛中國文化，終身鑽研中國文字學的專家學者們，面對强權蠻力推廣簡體字的苦悶和無奈。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行走謝稚柳先生的“壯暮堂”門下。一九八二年，我出版中篇小説《失蹤的馬隊》時，請謝稚柳先生題寫書名。謝老見了我用簡體字寫的樣簽，端詳一會說：“我不會寫簡體字的，你告訴我怎麽寫？”

我寫了一遍給他看，老人家躊躇一會，以瓢畫葫蘆地吃力照寫。此刻我拿出舊書，面對他的題字，舊景恍若眼前。謝老流芳人間的文字應有萬千，然而寫簡體字的，恐怕是鳳毛麟角。謝老三反五反至文革，深受政治運動之苦。他腹有春秋，雖不敢對簡體字有所異議，卻堅守寫正體字，他的書畫和題跋，定能流傳千秋，不會被後人詬病。

我去台灣，多次拜訪退休的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主任張光賓先生。

張光賓先生對“元四家”研究頗有成就。他的《無用師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卷》一文，將《無用師卷》和《子明卷》兩個卷子中題跋的人物、印鈐、背景，一一鈎沉，分析得條理分明，致使書畫界長期爭論“無用師卷”和“子明卷”的真僞，一錘定音，作出膺服的分析。張光老的草書，在海峽兩岸書法界無出其右，功底十分深厚。我爲他寫的《書壇耆宿張光賓》一文，曾被北京《中國書法》雜志，二〇一四年第四期以十八個頁面登載，可惜被刪去了文首一段大陸不宜的文字，其實被刪去的部分，并無政治牽攀，現隨手補上，供有興趣者一哂：

在當今中國，有兩個故宮博物院，一個在北京，叫“故宮博物院”，一個在台灣，叫“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兩個故宮博物院的旗杆上，分別挂著兩面不同的旗幟，隸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所幸的是，那裏聚集著一群同一膚色，同一血統，同一語言，繼承同一文化的子孫，他們為弘揚同一祖宗的文化遺產而默默耕耘，成年纍月，鍥而不捨，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們不像政治家那樣炫耀，不像科學家那樣受人崇敬，更不像歌星那樣被人追捧……抛開歷年來的政治偏見不說，他們取得的成就，都是中華文化的輝煌，他們的勞動應該受到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尊敬和認同……

和張光老聊天，自然就聊到簡體字，他非常認同陳寅恪先生的觀點——“繁體字和簡體字意義完全不一樣。”他説：“且不説民間’親（見）不見、愛（爱）無心、產（产）不生、厰（厂）空空、麵（面）無麥’……的調侃，大陸搞簡體字的專家們，最得意的是將‘塵’簡化爲‘尘’，其實大謬不然也，灰塵絕非是小土，小土者，是指舖馬路的那種，砂礫也。正體字的‘塵’，古人是指鹿奔跑時揚起的塵霧，現代人稱之爲‘懸浮物’的東西’，你看古人造字多麽精細，那容得造字專家們的肆意胡來……”

張光老的分析真叫人折服。

五，簡體字的弊病

       正如我前文所説，不管怎樣，簡體字在强權的蠻力推廣下，木已成舟，已經被五〇年代以後在大陸受教育的者普遍接受，然而簡體字留下的弊病，至今未能解決。

• 在電腦上將簡體字轉換成正體字，往往錯誤百出，如將“雲”簡化成“云”，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雲”是指天上的雲霧，而“云”則是嘴唇的象形字，子云詩曰，是説話的意思。
• 電腦上“鬱”與“郁”轉換不分家，又是混爲一體，豈不知，姓氏的“郁”和鬱鬱葱葱的“鬱”混淆，“鬱”是形容詞，和作為姓氏的“郁”毫不相干。
• “范”和“範”也是這樣。“范”一般作爲姓氏，而在新編《辭海》中將“範”解釋成“范”的繁體字。照此説來，《史記》中的‘范雎’，豈不就變成了‘範雎’；《資治通鑒》中的‘范中淹’，豈不就變成了‘範仲淹’”；而“範”，本有範本的意思，如鑄錢的摸具叫“錢範”，供人學習的榜樣叫“模範”，一個是草字頭，一個是竹字頭，原本兩個風牛馬不相及的字，硬被拉扯的一起，叫人費解。
• 還有奇怪的，“发”和“髮”也成了一家，畫家“程十髮”變成了“程十发”。《説文解字》釋曰：十髪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意思很明瞭。“髪”除了鬚髮的意思外，還有計量的意思，十髪是百分之一寸。還有一個“千鈞一髮”的成語，其中的“鈞”字，古重量為三十斤，意思是一根頭髮吊住三十斤乘以一千重量的東西，形容事態十分危急，“髮”字已簡化成“发”字，叫人怎麽理解…… 簡體字弊端種種，上面舉例，僅此一端，若欲翻找，應不勝數。

六，簡體字的流毒

自簡體字出現後，世界上出現了兩種漢字，媒體使用漢字時使用兩套版本，從經濟上說浪費了錢財，從人工上説浪費了精力，從政治上說，可與極左輿論界喧囂的“藏獨”、“臺獨”一樣，這是一種“文獨”……

推廣簡體字是爲了讓普羅大衆容易接受，這完全是一個托詞，試看港、澳、臺、新加坡，這些用正體字的地方，其民衆的識字率和文明程度遠高於中國。

筆者是個無神論者，但偶爾也上教堂，奇怪的是悉尼大多數教堂熒屏上用的是簡體字，甚至於《聖經》也有簡體字的。我問牧師，牧師答道；“爲了讓大陸來的教徒能夠看懂。”

我十分驚訝，教堂的存在，不就是爲了迎囘迷途的羔羊，教化迷茫者，既然教堂屈從迷茫者，那麽大陸來的非信徒，大多是經受多年灌輸的馬列教徒，無神論者，教堂不如宣傳馬列主義就好了，何必宣傳上帝？可見簡體字流毒已漫延至上帝脚下，嗚呼危哉！

歷史已經進入了人類文明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出版物已經從竪排改爲橫排，文字從右到左已經改爲從左到右，公路的指示牌也改用了羅馬拼音標識，這說明台灣的文化與時俱進，有理性，不驕橫。

正體漢字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數千年的靈魂載體。强權者蠻力推行簡體字，完全是中了蘇俄企圖毀滅中華民族的惡招，紅朝建政後政治上一面倒的遺禍，中國要回歸傳統文化，首先要回復正體字——我再强調一次，文字是文化的載體，若做到不忘初心，振興中華，就必須恢復正體字，唯有此舉，才能迎囘我們固有的中華文明。

當今簡體字橫流，絕非小事，此舉腰斬了中華民族文明的延續，割斷了漢文脈的傳承，讓子孫後代讀不懂先哲的經書，溫良恭儉遭毀棄，四維八德遭破壞，讓獨裁者肆意忽悠灌輸，中國至今之所以古風不存，道德淪喪，戰狼奔突，以愚為榮，蓋源出於此。

癸卯正月十三於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