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国里的释怀之旅：波兰水手的《致青春》

2024年1月19日

第一篇：波兰水手的《致青春》

早上与船长互送礼物。

临行前，外甥女若琳制作了四个印着她的油画作品的白色茶杯，让我送给船长一家。她还托我捎给船长的母亲一副她亲手创作的油画。我则买了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给船长。

船长从行李箱里拿出了几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的诗歌与小说的英译本，一本英文版的《波兰历史》和一本他的大学同窗创作的《stary, slon i morze》（波兰语，英文翻译old man, elephant and sea， 老人、大象与海）。 大多数书是送给我的大儿子Leo的, 那本波兰语的《老人、大象与海》是船长留给我的“致青春”纪念。

去年8月，船长就在电邮中和我提到这本书，背景大概是这样的：1983年，波兰造出第一艘能够环球航行的远洋大帆船Dar M?odzie?y（波兰语，英文翻译Gift of Youth， 青春的礼物）。同年，“青春的礼物”号载着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航海专业的120名大一新生，从格丁尼亚港出发，历时4个月，经过勒阿弗尔、里斯本、塞德港、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等大港，停泊在大阪，参加世界帆船展。船展结束后，“青春的礼物”号又一路航行，经过横滨、纳霍德卡港、上海、马尼拉、槟城、科伦坡、苏伊士运河、马拉加、鹿特丹等，顺利返回格丁尼亚。整段航程历时八个月。

这帮大一新生是第一次出海看世界，个个兴奋不已。二战后，波兰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从此与西方世界隔绝，唯一能够改变穷困的命运并出去看世界的职业，只有远洋水手。波兰水手往往受雇于外轮公司，与欧洲富裕国家的水手同工同酬，而且拿的是美金工资，他们的收入在贫困的波兰算是天文数字了。因此波兰民族最优秀的一拨精英都竞相报考格丁尼亚海事大学的航海专业，竞争尤为残酷。也就是说，你必须拥有上清华的智商和特种兵的身体素质，才能脱颖而出。

1982年夏，包括刘波密儿在内的120名天之骄子被幸运地录取了。次年夏天，这群十八九岁的新生乘坐着国产大帆船，开始了艰苦的航海训练，同时，这也是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之旅。

“青春的礼物”号在大阪靠岸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岸边挤满了围观的日本市民。礼乐声中，穿着水手服的波兰大学们在甲板上表演着爬桅杆等高危动作，下船后，还排成方阵行进，动作整齐划一，风采迷人。日本市民们争相走上甲板参观大帆船，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还带着一群小学生上船，与水手们互动。

四十年后，其中的一位男生将这段难忘的航程记录成书并顺利出版，船长给我发了他们班级的facebook(脸书)链接，我在脸书上找到了83年大阪之行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彩色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日本某机构拍摄的，拍得很详实。大概有几十个波兰水手出境，个个都是帅哥，我并没有在他们当中发现船长的身影。纪录片的结尾配上了《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曲子，可见当时的日本人对波兰人是很友善的，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歧视远方的来客。

(19岁的刘波密儿（右）在上海港）

（刘波密儿（左）在马尼拉）

（刘波密儿在“青春的礼物”号上）

这段长达八个月的航程迫使19岁的船长中断了波兰国家队的国际象棋训练，他选择退出了国家队，遗憾地放弃了棋手生涯。船长早慧，四岁时父亲教他国际象棋，他就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当地缺乏名师教导，好在船长自小精通俄语，自个儿找来一堆俄语棋谱，完全靠坚持不懈的自学和打棋谱，棋艺日渐精湛，17岁时便拿了全国少年冠军。 二十年后，船长发觉波兰对少儿国际象棋爱好者的扶持远远不够，遂加入了朋友发起的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他任俱乐部经理，每个周末指导孩子们下棋。其他的教练是拿工资的，唯独他免费教，算是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吧。

我俩在桑维卡留学期间，自认有“狗仔队”天赋的我还“扒”出了船长的一段“情史”。

一天，我发现船长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色T恤，背后印着“横滨鹤见”四个黑色大字。我好奇地问他：“这是你在Yokohama买的吗？上面印着地名。”船长很惊讶我会认得日本字，我笑着解释：“这些都是日本人照抄的中国汉字。”

船长说，这是83年底他随船抵达横滨后，一个叫Azusa（梓）的日本女大学生送给他的。那件T恤是她参加童子军时派发的。

一件十几年的T恤，为什么穿在身上还是簇新的？我愈发好奇了，接着问船长：“这是你第一次穿吗？”

船长摇摇头说：“我每年都穿的。每次洗干净后，都用电熨斗熨平再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所以看起来还是很新。”

我心里一动，觉得其中定有秘密，一个19岁的大男孩能把一个同龄女孩赠送的T恤小心翼翼珍藏那么久，肯定是不一般的情愫吧。

我缠着船长给我讲Azusa的故事。他经不起纠缠，终于松口了，首先讲了在大阪遇到的一位美丽慈祥的日本中年女人。她把船长一行视为自己的孩子，船长说，他生平第一次吻了日本女人的指背。就像我小时候在国外的电视剧里看到的，欧洲绅士行至已婚女士面前，首先垂首立正致意，然后以右手或双手捧起女士的右手，俯首用自己微闭的嘴唇，去象征性地轻吻一下其指背。

船长称这位日本大妈为“my Japanese mother”（我的日本母亲），而我显然对老女人不感兴趣，催他讲Azusa。他接着说，他们乘坐的大帆船来到横滨后，又引起了轰动，当地市民争相来到船上参观。一天，大一女生Azusa领着一群孩子来到了甲板上，正好船长靠着船舷眺望大海。Azusa上前同船长讲英语，邀请他给这群日本孩子介绍大帆船。船长欣然答应了，用流利的英文给孩子们普及船知识，Azusa当起了翻译。日本人的英文口语都不太好，Azusa的英文口语却极佳。几个波兰水手们登陆后，她自告奋勇做了他们的导游，与他们畅游横滨。

后来，Azusa与船长成为笔友。一年后，这位从小生活在自由富裕的国度的女生来到了格丁尼亚，见到了船长，船长做了她的几天向导。Azusa亲眼目睹了一个贫穷封闭的社会，大为震惊，也意识到自己与船长之间绝无可能。两人真诚地交谈一番后，决定一辈子只做好朋友。Azusa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职场女性，被日本某大公司派往巴西分部做了几年主管。她与船长保持了十几年的通信，我读MBA时，还亲眼见到船长手里拿着从日本寄来的白色信笺。

讲完Azusa的故事后，船长又说，在桑维卡第一眼见到我时，他愣了一下，仿佛看到了当年的Azusa，我的个头、相貌与笑容与Azusa有几分相似呢。我在心里“哼”了一下，在欧洲人的眼里，日本姑娘、韩国姑娘和中国姑娘都长得差不多吧。

记得围绕着Azusa的故事，我俩当时还聊起了异国恋这个话题。船长说，大概在八十年代，他认识的一个波兰水手与日本姑娘好上了，姑娘嫁到了波兰，几年后离婚，含泪回到了祖国。离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波兰太穷了，日本的白富美难以忍受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波兰社会保守排外，外国人难以融入。 但是，越南姑娘就喜欢嫁到波兰。因为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有不少高素质的越南姑娘到波兰留学，她们发现波兰的生活条件比越南优越多了，都千方百计找波兰人嫁了，从此欢欢喜喜地留下来。可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大多数人的普世价值。

我当时雄心勃勃地说了一句：“我绝不把婚姻当成改变命运的工具。我要拿到名校的MBA，靠本事移民到加拿大，找个好工作，把父母接到国外享福……”

后来，我似乎还和船长提到过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她的《简爱》在中国脍炙人口，但在欧洲的名气似乎不大，喜爱阅读的船长和丽莎都没听说过她。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中，最为欧洲人熟知的是简.奥斯汀。我告诉船长，相貌平平的夏洛蒂爱上了一个优秀男人，却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于是写了《简爱》，让同样其貌不扬的简爱得到了真爱。夏洛蒂热爱英年早逝的穷妹妹艾米丽，就以妹妹的形象塑造了富家女雪莉，让妹妹在文字里任性骄傲地绽放，被男人宠爱。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对于一个出身平凡、相貌不起眼的女人来说，内心深处沉默的骄傲，蓬勃的爆发力和执拗的热情并不是吸引优秀男人的法宝。而这些特质如果放在了一个富有的女人身上，则平添几分魅力。可见一个女人的经济基础很重要。

船长因此说我是一个“脑子分成两半”的女人，一半是浪漫的文学，一半是冷静的盘算，两者从不打架，和谐统一。

这大概就是我三十岁后转行成功，一路做到大银行的私行经理的原因吧。我和《繁花》里的汪小姐一样头脑清醒，不愿摇曳生姿去刻意讨好男人，而是想“做自己的码头”。

第二篇：国家博物馆

今天何其幸运，与世界一流的土木工程师（妹妹）和世界一流的船长一起逛奥斯陆市中心。我深知两位执行力超强的工科生永远都不会迷路，而且还抢着付钱，于是什么也没带，只管跟着他们走。

行至码头附近，我翻出手机里的几张26年前在奥斯陆市中心拍的照片，问船长：“这些都是你当年为我拍的，究竟是哪些地方啊？”

  （97年8月摄于奥斯陆市政厅附近）

97年8月17日是我来挪威的第一个周末，船长开车带我去奥斯陆玩。我的时差还未完全倒过来，大白天晕乎乎的，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我只记得他用他的相机在市中心为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们又去了军事博物馆（Armed Forces Museum）。出国前曾在《正大综艺》里见识过这个军事博物馆，其中有一层专门展示维京海盗的军事历史，主持人程前曾在馆内对着战马和马车比比划划的，我也在相同的位置照了张相。

（97年8月摄于奥斯陆军事博物馆）

再后来，我们经过了海滨附近的一片草地。船长故意唬我，说不远处的那片海滩是裸体海滩，问我要不要走过去看看。我竟然被吓住了，低下头，催他赶紧离开。

从奥斯陆回来后，船长去冲洗了胶卷。当时桑维卡的彩胶冲印室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胶卷必须冲洗一式两份。 船长给了我一套，自己留了一套，他说要把我的那些照片寄回波兰，让他的母亲见识一下奥斯陆的风景。

我移民温哥华后搬了几次家，丢失了部分照片，几年前我特地将剩下的老照片都扫描成了电子版。今早船长送我几本书籍做礼物后，又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匣子，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这也是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叠他在挪威留学期间拍的照片。最上面的十几张全是我的单人照，我一张张仔细看过，才发现自己丢失了将近一半的照片，其中包括在小木屋前和小木屋内拍的几张。二十多年的光阴匆匆而逝，有的记忆会历久弥新，有的往事则随风而逝。多亏了这几张失而复得的老照片，才让我又记起了一些往事。

我深知自己的大头虾性格，不敢收回这些老照片，怕哪天又搞丢了，还是让细心的船长保留一辈子吧。我对他说，回去把电子版发给我就行。

妹妹不愧是负责过大型土木工程项目的，看到我的旧照里的大楼和雕像，马上反应过来：“姐，这就是你刚刚经过的市政厅啊。那些雕像就在大楼附近。”

听她这么一说，我又环顾四周，仔细辨认了几分钟，总算搞明白了一点：旧照片里并没有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和诺贝尔和平中心的。

我在挪威留学那阵，市政厅附近有一座旧火车站大楼，1989年就不再使用。经过重新装修改造后，这座大楼于2005年开放为诺贝尔和平中心，每年12月10日举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永久展厅里展示着诺贝尔和平奖相关信息及历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介绍，临时展馆里有不定期的各种主题展。

（诺贝尔和平中心）

全新的国家博物馆坐落在诺贝尔和平中心的对面，2022年开放，是北欧最大的博物馆，外观设计低调而庄严，没有喧宾夺主的味道，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地融在一起。 国家博物馆里的六千多件展品来自前国家美术馆、挪威装饰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如此丰富的展品，需要买一张年票，一年来上好几趟才能慢慢品味完。

（国家博物馆）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博物馆里一副《蒙娜丽莎》画像的复制品，不禁想起25年前的摄影师特龙曾赞美我的微笑像蒙娜丽莎。当年留学时遇到的好多人，比如特龙，就好像是我的人生舞台上的配角，有时我与他们同游一两次，有时只有几面之缘。人生太忙，生活太累，光阴似箭，幸好还有那些老照片留下了青春和笑颜，而今每一次翻阅，都会感慨：他们曾经从我的青春走过啊！

（蒙娜丽莎复制品）

我们的时间有限，决定抓亮点，赶紧冲着蒙克的第一版《尖叫》（1893年）和《圣母》（Madonna，1894年）而去。蒙克展厅可谓是博物馆里的明星展厅，《尖叫》和《圣母》乃镇馆之宝。两天来，我看了上千幅蒙克的画作后，也悟出一点门道了。他的不少作品会让人产生悲伤压抑的强烈情绪，忍不住想逃离展区。蒙克似乎对女人抱着很深的偏见，他的作品里的女性都传递着“危险”与“邪恶“的信息，《圣母》也不例外。上半身赤裸的她双眼紧闭，一只手臂放在脑后，另一只手臂别在背后。 在起伏、颤动的线条背景下，她闭着眼睛，似乎飘浮在空中，又似乎在享受着情爱的快乐，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圣母形象。

  （蒙克展区）

（《尖叫》第一版）

蒙克总共画了五个版本的《圣母》，每个版本的细节都略有不同，但他并未给这几幅画作标上时间。2022年，当其中一版的《圣母》被迁至国家博物馆的蒙克展厅时，一位工作人员和一位摄影师使用红外线反射技术，发现了这幅画作表面下的不为肉眼所穿透的底层。底图上圣母的手臂周围有多条草图线，这说明画家在创作时对如何放置圣母的手臂有些犹豫不决，并曾经尝试着让手臂下垂。这个发现让工作人员得出了一个结论：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圣母》图乃第一版。 在蒙克那个时代，挪威艺术中没有色情主题的传统，这幅画于1895年首次展出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圣母》图与草稿）

从蒙克展馆移步至现代艺术展馆，我发现凡是又丑又怪的东西都可以被纳入现代艺术范畴。绘画技巧不重要，创作思维最重要。比如，艺术家们把几十个平底锅煎荷包蛋从地上一直排列到了墙上，就是一副大作了。展厅一角有一个木头四方台，涂着蓝色和橘黄色的条形，四方台正对着墙上的两幅同样底色的画。我以为那台子只是个普通的摆设，顺手把个人手机放在台子上，埋头查看公司手机里的电邮。工作人员马上前来制止，告诉我那台子是艺术品，不能随便在上面摆放东西的，惊得我目瞪口呆。

在空间艺术馆见到了挪威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斯维勒·费恩（Sverre Fehn，1924年—2009年）于1963年设计的扶手椅，当年由于昂贵的弯曲钢架而未能投产。经过60年后，挪威著名家具品牌Fjordfiesta（挪威语，fjord party峡湾派对）终于将这款设计重新呈现，搭配植鞣皮革垫展示。

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现代艺术作品让我们大开眼界，我和船长在时装展区即兴“创作”，背对着大屏幕上穿紫色礼服的女模特，让妹妹为我们拍了一张背影照，也颇有现代艺术之风呢！

我们还在一楼的展厅见到了中国明代时期的各种瓷器，船长啧啧赞叹，我和妹妹只当稀疏平常了。

博物馆的主入口处有咖啡屋和长椅，我们仨走得有些乏了，点了咖啡，坐在那里小憩。船长拿出手机，给我看他们家的照片。他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生的俊美，尤其舅舅和大姨的几十年前拍的黑白单人照，我乍一看以为是明星照。他们的高鼻梁、深眼窝、雕塑般的脸，不就是某些中国明星想整成的模样吗？

（船长的大姨与舅舅的照片）

船长还晒出了一双儿女从小到大的很多照片，看得出，他们一家经常到户外活动，其乐融融。 船长告诉我，他的21岁的女儿暑假时已经和同学坐火车环游欧洲了。MBA班的好几位同学，丽莎、安娜、托马斯（瑞士留学生）拖家带口来波兰度假时，把格但斯克当成了必经之地，他次次都热情接待。看着船长一家展露欢颜的照片，我心头一热，眼眶有些湿润，为他们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感动。

第三篇：畅游奥斯陆峡湾

下午四点多钟从国家博物馆出来，在正对着市政厅方向的街道上，拿出26年拍摄的照片，按图索骥，找到了与我一起合照的一座雕像，在零下18度的天气下又拍了一张合影。

（奥斯陆市政厅）

这条街道紧挨着码头，岸边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我问船长：“你放弃水手生涯将近三十年了，如今见到各式各样的日新月异的船只，还能分辨出它们的功用吗？”

船长答：“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又好奇地问：“你的大学同窗都顺利毕业了吗？你的专业成绩是第一名吗？”

船长点点头：“对啊，我是第一名。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倒霉蛋，83年的航海集训中，我们几乎天天都要爬15米高的桅杆，有时一天爬上爬下好多次。有一回，那个同学从桅杆顶部失足落到了海里，身子重重地拍在水面上，可谓命悬一线。他吓出了心理疾病，集训结束后就退学了，现在是体育教练。”

留学期间，船长曾告诉我，他从小到大的综合成绩几乎没有掉出前两名的。有一回他不小心考了第二名，回到家后拼命向父亲道歉，说自己努力不够。父亲笑咪咪的，一点也没有责怪他。我当时听了很不是滋味，自己在福建省最好的中学读书时，也算是文科班的学霸吧，怎么在他面前就成了学渣呢？而且，和健硕的他相比，自己瘦成纸片人似的，体力精力明显不如。可船长一直很看好我，甚至在我疲于奔命、边打工边应付沉重的功课时，竟然说我终有一天会展翅高飞，不顾他这个老朋友而去。他甚至还预言，我将来会嫁给一个中国丈夫，生两个孩子，我的丈夫会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宠爱，两个孩子也会深爱我这个母亲。

船长是从不撒谎的，他使我这个相貌平凡的中国女人百分百相信了，他对我的外表的赞美，他对我的事业与婚姻的美好预言都是由衷的。与他别离后，出于人类最本质的自恋需求，我不断推动事情朝预言的方向发展。这种自恋的常见表现是，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人见人爱的超能力的“fairy”，相信“我的明天会更好”，即使再灰头土脸，也不会放弃，让自己强大起来。

二十多年后，我发现，船长关于我的预言实现了。

妹妹建议明天坐游轮畅游奥斯陆峡湾。我们仨走到一艘停泊靠岸的游轮旁，正打算向立于岸边的工作人员询问明日的船期和票价。几个挪威当地人靠近我们，热心地说：“再过半小时，我们可以免费坐游轮环游峡湾。”原来，游轮公司为了推销峡湾之旅，都会不定期地在傍晚推出一两次免费航程，事先并不做大力宣传。因为是免费的，游轮不提供餐饮。那几个挪威人是来碰运气的，正好捞到了免费的机会，顺便把好消息与我们分享。

我们喜滋滋地登船，游轮起航时，天色已经全黑了。冬夜的峡湾宁静安详，船只经过阿克斯胡斯城堡（Akershus Fortress）时，船员特地提醒了我们一声。在卑尔根旅游时，我稍稍做了一点功课，了解到动画片《冰雪奇缘》里的阿伦黛尔城堡的外观是模仿了阿克斯胡斯堡的，两者都具有绿色的尖屋顶，外墙是砖块砌成的。直到这次亲眼目睹了夜幕下的阿克斯胡斯城堡，我才回想起来，26年前去过的军事博物馆就在城堡内。可能是从小在图册上见到了太多带着意大利风格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这座挪威历史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滨海城堡并没有给年轻时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当年的一张旧照片里，找到了作为背景的《船只和破坏者》（the Boat and Breaker ）的雕像。这座塑像在城堡边上，艺术家塑造了一个裸男和一个裸女，裸女身型高大，是裸男的两倍。

（阿克斯胡斯城堡）

（我们乘坐的游轮）

（城堡附近的裸男裸女雕像，摄于97年8月）

某些中国游客由此推断，挪威女性自古以来的社会地位就很高，从古早的雕塑中的男女身高比例就可以反映出来。我认为这个推断很牵强，十九世纪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被比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说明那时的挪威还属于男权社会。97年我到了挪威后，发现当下的挪威是女性地位的巅峰。挪威女性的就业率很高，大公司的高管职位和政府部门的要员（即传统意义上的男人职位），都有很多女性担任。我认为，除了挪威女性自身的觉醒和努力外，还和挪威男性的开明和支持有很多关系。

挪威民众可以坦然接受他们的王子娶一个酒吧女（还是有着不堪经历的单身母亲），而英国王室却把女人的肉体贞洁作为选妃的重要标准，导致了年轻时就情投意合的查尔斯和卡米拉无法顺利结合。一到夏天，北欧人疯狂地在户外暴晒，到处可见穿着三点式的女人，她们同熟人谈笑风生，同陌生人打招呼，脸上毫无羞涩之情。她们的先生就在一边看着，也不介意。

记得MBA专业开学不久，艾林载着我、丽莎和豪坤外出活动，中途经过豪坤的家，停了下来，豪坤顺便回家取点东西。正在这时，大门开了，豪坤的太太斯蒂娜只穿着胸罩和短裤走了出来，笑意盈盈地同我们打招呼。原来她刚才一直在后院晒太阳。我非常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敢盯着她看，艾林和丽莎却一副熟视无睹的模样。有一回同校园里的中国男生聊起这个话题，男生们说，他们即使再放得开，也绝不让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只穿着胸罩和裤衩的。

游轮之旅的第二个亮点是一座建在礁石上的白色木屋，远远看着，以为是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员介绍说，这是建于19世纪的戴纳灯塔（挪威语：Dyna fyr），92年灯塔被翻新为私人宴会设施，可供几十人的小型聚会使用。

  （灯塔）

平时游轮绕着奥斯陆峡湾一圈需要两个小时，这次的免费航程被缩至一个半小时。我们上岸后，立马赶回酒店，与在大堂等候的丽莎会合。丽莎乘坐今天下午的飞机从卑尔根来到奥斯陆，恰巧和我们同住一家酒店。我和船长在丽莎的带领下，从奥斯陆市中心乘火车到了桑维卡，然后打的到了艾林家，参加同学们的小聚会。

第四篇：艾林家的小聚会

艾林一直住在桑维卡，他本想参加明晚的全班同学大聚会的，却临时有要事缠身，遂决定在自家搞个小聚会，全班有十几个同学应约。

二十多年未见，艾林依旧是短小精悍模样，神采奕奕。我俩来个亲切的大拥抱后，他问了我的近况，感慨道：“当年的你骨瘦如柴，有一回小组讨论，你说，中国的每个孩子从小都被父母、老师耳提面命要听话，做个跟随者，而不是leader（领导）。我却认真地告诉你，在生活中和职场上一定要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只有勇敢地发声了，才会得到尊重……”

我自豪地对艾林说：“我后来很勇敢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职场成就。”

与我曾经同一小组的特龙、怡达、皮尔、盖尔也来了，我还见到了瑞士同学托马斯、美国同学简宁、曾经在挪威军队里任职的的本同学与阿纳同学，电脑工程师厄赢等。

艾林叫了好几大盒比萨饼外卖，又从冰箱里拿出啤酒。我们边吃边聊。老友重聚，相互之间无外乎几个话题：你在哪个城市生活？从事什么职业？成家了吗？有几个孩子？孩子们多大了？爱人是做什么的？

一圈下来，除了没来得及与盖尔交谈，我对其他人的近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已经65岁的艾林在挪威某大银行的IT部门做主管，至今没有退休的打算。他39岁时来念MBA时，正在考虑职业转型，毕业后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还是技术工作，遂在IT行业一直奋斗至今。

同是60岁的本和托马斯刚刚退休。本做了外公，托马斯曾是ABB瑞士公司的负责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到了厦门好几次。托马斯仍记得我的老家在厦门，对我说厦门是个美丽的城市。他的女儿曾经去了一趟金门，在金门岛可以用望远镜远眺对岸的厦门。

阿纳毕业后离开了军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他多次跳槽，每个职位干了几年后，就换下一家，接受新的挑战。

厄赢是机械工程硕士毕业生，成功改行，目前在一家几十人的公司负责IT工作。他从小就渴望有一个安定幸福的家庭，不过运气差了些，换了几任女伴后，四十多岁才找到厮守终身的爱人，唯一的儿子今年五岁半。我原本以为自己是班级里的late starter，没想到他的幸福来得更迟。

皮尔生性爽直，读书期间就一次次和同学们抱怨大公司付的薪水太低。大概他深知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人事工作吧，毕业后一直在大型IT公司的硬核部门做高级技术主管。他和同居多年的工程师女友结婚生子，事业和家庭都很稳定。

从西雅图远道而来的简宁根本没想到我在温哥华定居二十多年了，她以为我毕业后就回中国发展了。简宁身材修长面容秀丽，热情直率，总让我想起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三十年前她在西雅图的某家IT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工作，与一位从挪威来美工作的男人恋爱。男友回国后，简宁难忘旧情，遂决定到他的家乡读MBA。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她的旧恋情，听船长说，简宁果真在奥斯陆的一次聚会上与旧男友重逢，一整晚她的脸因幸福而羞得通红。

简宁与船长、挪威帅哥尼古拉斯分在一个MBA学习小组时，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可以说，这是一场美国式的自由随性的文化与欧洲传统文化的交锋。她不赞同船长和尼古拉斯的学习管理方式，说话太过直接不留余地，把船长气得七窍生烟，与她争执了十几分钟后拂袖而去。船长当晚找我喝咖啡排解心中的郁闷，说到激动处，忍不住一拍桌子，吼道：“简宁这个无比愚蠢的女人！”我吓了一大跳，船长一向笑容可掬彬彬有礼的，看来这回被简宁搞疯了。几天后，简宁和尼古拉斯在主校园旁的think tank (智库)讨论功课，说着说着，两人唇枪舌剑斗了起来。尼古拉斯竟然拍了两次桌子，对着简宁吼：“Shut up!You shut up! （闭嘴）”坐在他们的隔壁自习室的皮尔听到了争吵，忍不住笑了起来，后来他对我说：“简宁真有本事，把MBA班公认的两大绅士刘波密儿和尼古拉斯气得跳脚，风度尽失。”两个星期后，安娜组织班上的几个女生一起去咖啡厅闲聊，简宁笑嘻嘻地提起了争吵一事，把自己责备了一番，然后说：“我太喜欢刘波密儿与尼古拉斯了，他们都是正直的欧洲绅士，我现在越来越了解欧洲文化了。”这三位同样善良的同学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最让人唏嘘的是特龙与怡达这一对璧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挪威在北海开采石油后，这个国家一夜暴富。可以说，包括特龙与怡达在内的挪威70后是在蜜水里泡大的。特龙来自挪威北部，子承父业，年纪轻轻就做了兽医，并发了一笔小财。他身高将近两米，怡达身高一米八。两个全班个子最高的男生与女生在毕业后看对了眼，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特龙和一对学者夫妇成立了医药研发公司，他是最大的股东，几年后公司被收购，他挣到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成名过早的他愈来愈贪恋杯中物，酒精成瘾导致性情大变。怡达与他和平分手，结束了十年婚姻，与一双儿女住在特龙为她买的豪宅里。后来两人又各自再婚，怡达嫁给了儿时的好友，两人共同抚养四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是现任丈夫与前妻生的）。特龙与现任妻子生了一个孩子，他目前是成功的天使投资人，投资眼光精准，同时获得了生命科学博士学位。

我与特龙交谈时，发现他的谈吐方式与年轻时很不一样了。他是同学中变化最大的，有个红红的酒糟鼻，一看就知道没有完全摆脱酒精的控制。怡达仍保持着很好的状态，满脸笑容，脸上没有什么皱纹，看起来很年轻。

十点多钟聚会结束，厄赢开着一辆全新的特斯拉送我、船长和丽莎回酒店。他住在奥斯陆的某座小山上，年轻时就自建了一座有着无敌海景的独立屋，还热衷于购买豪车和小船，酷爱各种户外运动，妥妥的一枚富二代。年轻时的他保持着一副干净阳光的形象，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的，如今留起了胡须，有一种成熟沧桑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