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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磊:没有传统的人生是危险的

李书磊:没有传统的人生是危险的

博客

 

  李书磊,1964年生。河南原阳人.14岁考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著有《为什么远行》《重读古典》《我观世音》《杂览主义》等著作。他把文化作为信仰,媒体评价他是两个世纪间的磊落书生’”

 


    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有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是从生产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的,广播里喊着你的小名,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你不相信,甩起羊鞭,冲着广播喊:别骗我,我不去。有这么回事儿吗?

 

    李书磊:有点儿失真(笑)。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故事里说:你上小学时连跳两级?
    李书磊: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记者:老师喜欢你吗?

    李书磊:不喜欢,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同学们都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两拨儿小孩儿有时见了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都咳嗽。往往咳嗽末了就动起手来。我也参与,但不是主力,是出主意的。我出生的村子叫刘庵村,和我上学的破车庄一样,都在黄河滩上。黄河出现在文章里往往很神圣,但小时候对我来说黄河就是我家门口的一条河,是我饮羊、洗澡、逮鱼和打水漂的地方。黄河有时发水,会淹死人;当然不发水的时候也淹死人。淹死人吓坏的只是爹娘,吓不坏小孩儿。各家的父母用粉笔在小孩儿的背上画上圈儿防备他下水,但这也好对付得很,等凫完水再让同伴用粉笔将圈儿画上。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让我妈省心的,我属于小孩儿里的文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过日子受穷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儿也不知道作难。最愉快的还是自己看书。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

 

 
记者:你
14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读硕士、博士。在北大的这十年里,一定有不少热闹的事情发生吧?

 

 李书磊: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在北大读本科,同班同学教会我很多东西。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到班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我的同屋有一位河南同乡叫赵建庄,他甚至还在中国北方流浪过几年。因为得罪了大队书记,书记准备把他抓起来斗争,他闻讯出走,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小工糊口,也算是开了当代民工流动的先河。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行装是一部《红楼梦》。有一次他睡在唐山火车站的广场上被警察半夜踢醒,搜他的行装,搜出一套《红楼梦》,警察就说你接着睡吧,看你读这样的书也不会是坏人。赵建庄五大三粗,是个壮汉,能如此沉迷于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异数。他自己也写诗,是楼梯式的,有一首开头是
/白杨/ 高高生长/ 邙山上!我还看过他在流浪途中写的一首词,是言志的,结尾是何时杀尽害民贼,于国于家无愧。可以看出他没有太多文才,但是条好汉。他后来改学了法律,大概是要圆杀害民贼的梦。再后来他去了美国当律师。同班同学既是各路神仙,他们之间难免有明争暗斗,但他们对我都很爱护、很教导;他们之间也谈恋爱,甚至已经结婚的人也有些秘密的爱情,毕业很多年后我才吃惊地听说原来谁和谁还有一手。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那些年,你却每日与古书为伴,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李书磊: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其实,重读古典的最初动因就是一种情感需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经历批林批孔,批孔,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批评,我们又重新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立场。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批判中国古典中度过的。但这个东西有些奇怪,你越是批判她,你和她的渊源就越深,了解也越深,感情也越深。实际上,当我们真正作情感选择的时候,她就成了我们的寄托。


记者:在别人眼里,你是位学有成就的学者,那么,你为什么总说自己时不时会陷入一种惶惑?

 

 李书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人过了30岁,日子也随着年龄一道急速地奔驰而去,紧迫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想,人一辈子也就活到80岁吧,我已经过了几乎一半了,而且最后的一段,会衰老到不堪的程度,真正的壮年已经没有几年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希望的——能写出一两部传世之作,也还离得挺远。我心慌了,这种心慌,这种紧迫感和半生过去事业未成的惶惑,拧在一起,时时缠绕着。

 

 
记者:你已经写了九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是不是对你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

 

 李书磊:可以这么看吧。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从放羊娃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再到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的人生经历,既简单又精彩。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有不少感受吧?
 


   
李书磊: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我算是幸运的——能赶上高考的机会,能考上北大。在此之前,到县文化馆做临时工,就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经过那么艰辛的打拼,没有被选择出来,没有被社会接纳;还有许多人,走了那么多坎坷的道路,好不容易拼出个天地来了,又被双规了。这样的事儿,你看多了,对人生就有理解力了,对他人也就会有同情心了。 人的觉悟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经验世界和精神能力都是无限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魅力。明朝的徐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就是说,你要想一段时期内不受苦,也没有烦恼,全是高兴事儿,那不可能,所以有高兴的事儿就赶紧高兴。下联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痛苦的人实在是痛苦不堪,而且看不到尽头,然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受苦的人,因为还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呢。     在逆境中寻找乐趣,哪怕是纯粹受苦,你也应把它当作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它能让人更达观,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

 


    我为青年喝彩,我为青年担忧


记者:你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对于文化的变迁,你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李书磊: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其实一直经历着文化变迁。梁启超、鲁迅,他们经历过这种变迁, 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变迁。从经历变迁的这种命运上看,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和前人大不一样了,我们更复杂,也更惶惑。比如,对于现代的态度,鲁迅是一心求新的,在抛弃传统、追随现代这个立场上,他非常坚定,也义无反顾。 今天,我们也在追随现代,对现代性的认可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较之从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困惑、犹疑和内心矛盾。比如,现代生活方式过分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尤其是被对物欲的无限追求所左右,文化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对于此,我感到不适,感到忧虑。

 

 我的另外一个忧虑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暴力倾向。 这件事说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研究现代化史的人,他们对现代性和力的关联是认识得非常清醒的。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给毁灭性战争提供了条件,而现代文明的约束力量又不足以规范、制约、驯化人的暴力冲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胸怀利器,杀心自起“9•11”及其带来的冲突就是一例。无论是恐怖主义表现出的那种残忍,还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暴力征服欲,都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更引起了我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和忧虑。

 


记者:这一代青年人也同样经历着文化变迁,这个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书磊:当然体现为文化的代际更替。最近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巨大的能量和引导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信息化以来,几乎所有的最有前途的新兴行业,年轻的一代都成了它们的骨干。原来的那种由老年人主导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年轻人主导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这么年轻的人,掌握这么多的财富,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看过一些父辈写的文章,他们特别崇拜自己的子女,完全在文化上投降了。在我的身边,我也看到儿子、孙子挣的钱比老子的多几倍、十几倍。年轻人掌握核心技术,这有利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他们与传统没有很深的过从,他们与人类文明伟大的传统相疏离,也不知道他们能把社会引领到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社会有主导力量,也应该有校正的力量,并且,最好能形成合力,这样,社会就比较健康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

李书磊: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崇尚、趣味与目标,与更年轻的一茬人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会受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影响他们。我们当然要理解、顺应时代潮流,但我们也很难去趋奉时尚。趋奉时尚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最好是各行其是。

记者:你刚才说到传统,你觉得传统在今天意义何在?

 

 李书磊:伟大的传统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智慧,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佑护力量。在今天文明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我们格外念起传统的可贵。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传统,包括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重温来亲近传统,一方面也通过新的文化创造来延续传统,让传统在当代的人群中复活,成为今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伟大的传统会使我们内心丰富起来,强大起来,使我们有所敬畏,不轻妄,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和质量。对传统的集体性遗忘是危险的,所以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年轻的一代解说经典,解说传统,用他们能够理解、喜爱的方式展示经典及其精神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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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为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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