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有感

钱穆先生是家学深厚的国学大师，其文章素以思想深刻、语言简练和学究气浓厚而著称。钱先生的书我都是一字一字的读，读的很是辛苦，可这篇《八十忆双亲》我却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感佩之情油然而生。钱穆先生以八十之高龄，用几乎失明的双眼，费八日之时，成就此厚重浓缩之文。让我们后人不仅能体恤前辈的孝亲至情，也能管中窥豹，一睹昔日中国之民风和其厚重的文明。这不到四十页的文字，竟有四、五处让我喉头哽咽，泪湿眼角。

一

在我的印象里，满清后期的官吏都是腐败透顶的，他们都是鱼肉百姓，蛮横无理之徒。别说家务事，就是天大的冤情也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绝不会有哪个县太爷会为了家族内的纠纷而费心费力秉公断案的。可在钱穆回忆他父亲年轻时的一段族内诉讼，却让看见满清末年的另类官员。钱父因家族所办的怀海义庄不救济家族的鳏寡孤独，曾与其前辈叔伯对薄公堂。而他家乡的这个县太爷是个知书达理，能辨是非善恶的好官，至少在这个案子上表现的内怀仁德，外持公理。他不仅接了案，还认真阅读了诉状，觉得钱穆之父是有理的（“感其理足”），称其“情理兼到，辨而不掩其诚”。而同时他也看出钱父的叔伯们也是“温文多礼”的人，于是他多次斡旋，在满足钱穆之父的要求后，促成双方和解，而县官大人也成就了一桩美事----怀海义庄重新履行其责任。

基层政权的好坏历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历朝历代，出问题的也总是基层政权，基层官员如果素质低下，很容易引起民变。而一旦基层政权失控，则这个王朝的衰败就无法逆转。因此，中国历代的皇帝大人都十分重视基层官员的素质，县太爷级别不高，可每个县太爷上任时皇帝大人是都要接见一次，大概是看看面相，尽管皇帝大人很忙。如今的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而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很多都是基层官员的素质低下造成的（高层官员素质也不咋样）。基层官员直接面对群众，如果他们缺乏对民众基本的仁爱之心，工作方法粗暴、蛮横，对民情麻木不仁就等于国家的末梢神经坏死。这种状况如果无法逆转，早晚会导致整个机体的坏死。

另一方面，作为被告的钱父的富家叔伯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世侄的诉讼而敌视 和仇恨他，反而见其往返县城不辞辛劳，而感其“志节”，又怜悯其体弱多病，则招其同船而行，同宿而居，照顾其饮食起居。尽管到了县城他们又对薄公堂。

在光绪年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竟然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宅心仁厚的县官。一个基层小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竟能恪尽职守，以仁心向民，让我对当时的基层官场不得不刮目相看。而钱父叔伯们的亲情和厚道也让我以一管而得窥当时淳厚的民风。于是，我不由想起武生兄在《六十年的回响》一文中对齐邦媛所著《巨流河》的一段评论：

“在中国，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很多愿意在深夜冒着严寒骑马到乡下救人的医生。但是我很确定地知道，今天，有这样文化修养的普通人，别说在距离大城市一 个小时车程的乡下，就是在城市中心，也不多。

这个消亡过程，就从六十多年前开始。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包括很多他们的老师辈，连《三国 演义》都得别人给他们讲解。

中国的文化传承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

今天，我跟武生兄有同样的追问：中国文化的传承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历史太长，太复杂，因此历代史学家都是删繁就简，只拣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记述，一些升斗小民之事往往无暇顾及。加上过去的印刷术和制版技术效率不高，能被记到书里的人物和事件是少之又少。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对此也是深有感触，发了很大一段牢骚。万历年间中国曾出兵抗倭援朝，这一事件对于朝鲜和日本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朝、日两国，相关的书籍和论著据说是汗牛充栋，可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和重要参与方的中国，其文字记述却寥寥无几，战后也没什么人提及，在史书上更是寥寥几笔带过。这都因中国该入史的事太多，抗倭援朝这点事还入不了史学家的眼。

既然连抗倭援朝这样的大事都被史学家几笔带过，那像钱穆所叙的平民百姓的小事就更是不值一提了。因此，我读中国的历史名著总是看不到那历史伟人后面的小人物，也看不到重大历史事件后面的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能看到的只是宫廷正史，一部充满血腥和阴谋权斗的厚黑史。然而，这绝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甚至官场的历史也不是民间历史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表现不在官场而在民间。而钱穆先生此书的历史价值也正在于此。它丰满和完善了中国的一段历史。

让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和悲剧人物的书籍多起来。先有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后又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和齐邦媛的《巨流河》。从这些书中，我看到鲜活的历史和鲜活的人物，这些历史不再是英雄豪杰的演义和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而是平民百姓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我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和坚韧，温厚和善良。

二

钱穆先生写文章一贯的惜墨如金。在《八十忆双亲》中，他对外祖父家仅用三个字来描述----“儒而农”。我不太明白儒而农的确切意思，但看其后文，知其外祖父家有一头牛，还雇了三、四个壮丁，如按新中国成立时的成分划分，这样的家庭应该算是富农吧。富农也是农民，只是富裕的农民。但这个富农却因儒而不同。

当有人为钱父做媒找到钱穆的外祖父时，有人说闲话，说钱穆家是落魄士绅，钱穆的父亲也只是不懂世事的一介书生时，他外祖父的回答却不同凡响：“诗礼之家，不计贫富，我极愿吾女往，犹得稍知礼。”看到这，我对所谓“儒而农”才稍有所悟。这是儒家的价值观，和今天与拜金主义对抗的所谓主流价值观不是异曲同工吗？

今天的人对所谓的文人或曰读书人不仅没有尊重，甚而是鄙夷的。这一方面是文人本身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耻其言而过其行，既没傲骨，也无气节；另一方面也是社会风气大变，在世人的眼里，今日的英雄是腰缠万贯的商界英豪，而那些没钱没势的文人书生即使没有酸臭气也会被认为是一身酸腐。气节在今天已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了。如果今天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话是断不能入史的，很可能会被那些聪明的精英们斥为不识时务的傻冒。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到我们这一代可以说基本上荡然无存了。

因为既没有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学到西洋文化，除了毛泽东留下的斗争哲学外（如果这个算文化的话），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没文化的一代。

有没有文化，和学历高低关系不大。现在满朝文武大都是博士学位，其学位的真假暂且不论，这些文凭所代表的文化却与学位的高度不相配。且不说那些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们，即使是文科毕业的高材生也一样，读了十年书也未必能见圣贤。《菜根谭》说：“读书不见圣贤，为铅椠佣；居官不为子民，为衣冠盗。”正因为如今的读书人鲜有见圣贤的，这些人做了官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衣冠盗。这不是我们这代人天生性恶，而是长期缺乏人文精神熏陶、良知被蒙蔽造成的。

在《师友杂忆》中，钱穆先生讲述一段当年的见闻：荡口镇果育小学教师“倩朔师在最后一年，亦赴苏州城邑中学兼课，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弄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

今天能获此殊荣的大概只有那些影视明星和让人看不懂的李宇春们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伶人受宠的时代，因此尊师重教只能是一个口号。

在清朝末年那个动荡的年代，在江南的平民百姓中还保持着如此浓厚的尊师重教之情，真是让活在太平盛世中的我们无颜面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钱穆的父亲去世后，曾有族人给钱穆的大哥（钱伟长的父亲）介绍到外地商店打工，以谋家用。可钱母不允。曰：“先夫教读两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尊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

家兴则国兴，为钱家保留一颗读书的种子，也是为中华民族保留一颗读书的种子。也多亏了这位母亲的见识和坚持，否则日后是否会出现一个科学泰斗钱伟长还不可知。

读到此，让我想起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讲述的那个《古文观止》的故事。在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中国的文化人用一本破旧的《古文观止》做教材，仍不忘传授中国的文化，读来真让人唏嘘感慨。中国文化的种子正是这些平民百姓的细心呵护、心血浇灌，才历经坎坷，而始终代代相传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各行各业术业有专攻，但都是为稻粱谋。职业的尊严和骄傲皆由挣钱的多寡所决定。那种清流的品质和书生的傲骨都被精明的思维和世俗的诱惑消磨殆尽。

三

钱穆的母亲也是一个让人敬佩的有志节的母亲。钱穆回忆他的母亲，从不打骂孩子，也从不喝斥他们，甚至也没有教诲，只是和他们话家常。可就是在这种并非刻意教诲的家常中，钱穆兄妹们得到最好的人生教诲。钱穆的母亲不识字，却也知礼。这让我想起我的奶奶，她也不识字，可奶奶的善良和厚道却一点不比知书达理的人少。记得我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薛里征东》、《杨家将》和《狸猫换太子》这三个评书故事。我猜奶奶的价值观和是非善恶观是来自身边人的教诲和这些评书戏剧长期熏染。除了诗礼之家外，中国文化在底层百姓间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戏剧评书的形式和口口相传得以完成的。

钱父在世时，钱穆家的日子就过得就拮据，当钱父壮年早逝后，钱家可谓一贫如洗了。但钱母却从不哭穷，也很有志气。当钱穆的大哥（钱伟长的父亲）毕业工作后，钱母立即停止去怀海义庄领取救济。绝不占一点便宜。钱穆还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来表现其母的重信轻利。

那年代一般百姓的信誉都很好，本镇居民到街头店铺购物都可赊账。到年底的时候各家店铺才到挨家收取欠账。一般的规律是，把信誉最好的放到最后收。如果除夕一过，有的店铺干脆就不收了，算是年底送个人情。钱家因名声好，收帐的一般都是下半夜才来。每到这个时候，钱母都让钱穆的大哥挑灯守夜，以示除夕未过，绝不拖欠。这样的以行代言的家教，也难怪钱家书香重现，一门儒雅。

因此，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尽管很舒适，很享受，可我们总是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毕竟，歌舞酒肆之乐与诗书闻道之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生活的幸福能够被指数化，今天富裕生活的指数不见得比贫穷时代高。

钱穆在回忆自己儿时的生活时写道：“一家生活，虽极贫苦枯寂，但余兄弟在当时，实并不知有所谓枯寂。惟若先父之灵，如在我前，如在我左右。日惟以获多闻先父之遗言遗行为乐事。”而其先父的遗言遗行则都是从母亲家常话中得知。这贫而乐道的生活情趣颇有当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遗风。

钱穆对母亲的感情非同一般，对母亲的孝顺也恪守古礼，尽心尽力。这到不都是因为钱穆自幼苦读圣贤书，持礼重孝，而是对母亲有着深厚感恩之情，对母亲的人格有着由衷的敬佩。其拳拳之心，有书为证：“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持，有乌得有今日，及今追述，固不能当先母平日之为人之万一，然亦何以竭此心所存之万一乎？亦窃愿掬此心以告当余世之同为孤儿者，庶能获此心之不孤，然亦何以报先父先母于地下。悠悠苍天，我悲何极。”

钱穆先生其实应该是可以告慰自己的，因他毕竟在母亲的晚年，专门在家闭户不出，陪伺母亲一年整。

人生的一大遗憾是有孝心却无所养。蜗居波士顿的时候，曾有一邻居，贵州人。此人憨厚、仁义，一次谈到孝顺的话题，此兄的一句话让我至今不忘。他说：人最不能耽误的就是尽孝。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与奶奶的感情超过与父母的感情。来美后，他总想给奶奶寄点钱回去，略表孝心，可当时他的日子过的捉襟见肘，于是就总是把寄钱的事往后拖，心想，反正奶奶身体硬朗着呢，等回家探亲的时候直接带给奶奶更好。可没想到人生无常，奶奶在他计划回国的那一年忽患急病去世。闻此噩耗，他这五尺男儿竟哭红了双眼。事隔多年，他与我谈起此事时，仍然眼圈发红，声音哽咽。我非常理解这种无法抹去的歉疚和追悔之情。

中国人的感情如果说与西方人有所不同的话，就是我们有仁孝之心。其实我并不在乎中国有什么样的文化，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这个文化是怀仁怀德的，只要这个宗教是劝人向善的，我都推崇之。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而不灭，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可谓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三代人的破坏，到今天已经到了衰败的底谷。而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继绝兴灭，则不是三代人就能办到的。如今一谈复兴中国文化，就端出之乎者也，巧言令色者众，身体力行者寡，实乃与中国文化精神之根本背道而驰也。

中国文化断裂的恶果今天已经显现。各种极端思想风起云涌，简单化思维盛行，社会浮躁、价值观混乱、信仰缺失、富贵阶层骄横、贫贱阶层暴戾，这些都是一个民族文化衰微的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