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自由和人道精神--重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从此以后，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整个世界：他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的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里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的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摘自《异端的权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两本书影响了我对自由的认识。一本是房龙的《宽容》，一本就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这两本书都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属于文化译丛系列中的两本书。我手里的这本《异端的权利》是我八十年代读研期间用省吃简用的钱的买的，尽管才1.4元，但对一个月只有50块钱收入的我，这也是一项需要考虑的支出。可那个时候买的书几乎没有让我后悔过的，毕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异端的权利》与房龙的《宽容》一脉相承，都是从人类对异端的态度来考察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前者，则是以传记的方式，将西方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加尔文和那个与之斗争的名不见经传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战士卡斯特里奥介绍给我们，也将他们之间的那场影响世界历史的斗争真实地展现给我们。
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为其中的自由主义论述而兴奋。今天，我重读它之后，我为书中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感动。
一、加尔文和极端主义
虽然茨威格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可他对加尔文的评价却是客观和理性的。他认为加尔文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宗教改革家。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发起人，而加尔文则是宗教改革的完成者。他的《基督教原理》被其誉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由此可以看出加尔文的声誉和历史地位。
可正是这样一个反对天主教会专制独裁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在攫取权力后，竟然也滑向专制和独裁，最后不得不依靠武力、阴谋和谎言来维护其统治地位。
自由主义并不等于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有时会把人道主义当作敌人。人类真正追求的自由是良心的自由，只有这样的自由才是人道主义的自由，才能将人类引向善良和光明。
茨威格不是那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而是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他明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之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样的认识也为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
茨威格对加尔文的考察不是建立在主义和思想的对错上，而是独裁思想的根源和人类性格上的残缺和人道精神的缺乏所造成的危害。这就让《异端的权利》不仅成为自由主义的宣言，而且也是一首人道主义的赞歌。
在茨威格的笔下，加尔文是一个十分固执、偏执和狂妄自大的人。加尔文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至少在他建立恐怖统治的初期是如此。他和路德一样，都是狂热的新教信徒，是那种为理想可以不顾一切的人。“加尔文狂热主义的基础是对道德的绝对热忱，推进这个急躁的人的事业的，不是他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对一个伟大理想的爱。”
“终他一生，这个彻底的狂热分子，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愿望而不想在越雷池半步了。他永远不懂中庸之道的意义。”象加尔文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他们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从不离左右。这种现象也构成人类社会的痼疾，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看似美丽实则可怕的东西。
宋朝的王安石是这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是这样，现代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是这样。当把一种理想和对一种理想的爱推到极端，并强加到其他人身上，尤其是使用暴力的手段强加时，这种理想就走到人道主义的对立面。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那种具有坚定意志和非凡能力的人领导和推动的，这样的人也具有常人不具有的个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个性就是超级自信和从不妥协。这样的个性在革命时期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是将变革和革命引向成功的关键。可一旦这样的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则他们很容易成为新的专制独裁统治者，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正象茨威格在书中所说的，“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思想自由，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回顾中国的革命史更觉得茨威格的话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
岂止中国现代革命如此，中国的历史就一直在这样一个怪圈里运转了几千年。这不仅是思想文化的问题，因为东西方都有这样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制度的问题，加尔文统治日内瓦前，日内瓦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城市。这实在是人类本性上的缺憾。
加尔文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 “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职责是学习。他真诚、沉着，信念坚定，宣称：‘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坚定。’” “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
这样的人如果开始仇视上对手，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开始迫害对手则具有强大的能量的。
“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仇恨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一旦把谁列为仇敌，就永远刻在脑子里。他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上和网络上都不少见，只不过加尔文的是以上帝的名义做不人道的事，而文革时的左派是以革命的名义做不人道的事。在网上，那些为不人道的事涂脂抹粉的人用的则是爱国的名义。这些性格偏执的人所作所为可以说是非常类似，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苦难，不只是思想和主义的原因，很多是极端化的思维和偏执个性导致的。那些具有极端性格的人，往往缺乏人道精神。一个缺乏人道精神的人，一旦获得权力，就会给人类造成灾难。
人道精神和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王安石和苏东坡都信仰佛教，加尔文和卡斯特里奥都是新教教徒，但他们的人道精神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造成这种差距的是他们个性和心性上的微不足道的差别。
加尔文也是个搞阴谋的高手，这是独裁者必不可缺的能力。独裁者一定要借助阴谋才能有效地控制民众、愚昧民众。古今中外皆如此。加尔文对付一个没权没势、甚至也没什么人缘的塞维提斯都使尽了阴谋手段，恰恰暴露了独裁统治的虚弱和不自信。
象加尔文这样为了迫害一个思想上的对手，而不择手段地杜撰罪行、编织罪名的做法，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从文革到现在，这样的事情就从未间断过。可是，就像那些文革时的大批判稿，加尔文编织的材料质量低劣，漏洞百出。因此，茨威格说：“一个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虽然会试图掩盖疑点，也只能写出蹩脚的材料。”
在《异端的权利》里，茨威格重点批判的是不宽容的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与所有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的极端主义者一样，加尔文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圣经》在他那里不再是基督对人类的善言相劝，而变成清规戒律。“清规和冷漠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 而“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疾建立恐怖统治。”
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有点类似文革时的中国，甚至比之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和一切独裁统治一样，加尔文的日内瓦也是有很稀奇古怪的清规戒律和种类繁多的禁止，如：“未满十五岁的姑娘不得穿丝绸，超过这个年龄的不能穿丝绒。”“戏院、娱乐、传统节日、任何一种舞蹈游戏均被禁止。甚至连滑冰那种无害的运动也让加尔文暴跳如雷。”文革时我们至少还有样板戏，而且滑冰还是年青人时髦的运动呢。“加尔文实际已经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在众多的禁止之后，留给日内瓦人的允许就少的可怜。只“允许他们去活、去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
于是，茨威格通过加尔文让我们看到，人民一旦落入那些缺乏人道精神的极端主义者之手，会有什么样可怕的生活。
二、卡斯特里奥和人道主义
《异端的权利》不仅闪耀着自由主义的光彩，它更以光芒四射的人道主义精神照亮我们蒙昧、麻木的心灵。茨威格对加尔文的批判不是建立在自由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立场上。在茨威格的心里，人道主义比之自由主义更为重要。
与加尔文相比，“卡斯特里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可这个小人物却有一颗自由的良心，他性情温和，不善争论，喜欢中庸之道。“对卡斯特里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
茨威格是这样描绘卡斯特里奥的：
“卡斯特里奥是这样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
“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的法典，而对卡斯特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徒应该根据自己的方法进行仿效，并用理性之光前辈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
“他并不用轻蔑还轻蔑，用仇恨还仇恨。被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攻击，却用较人道和解的方式回答，这正是卡斯特里奥的高贵之处。”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符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
卡斯特里奥在茨威格的眼里是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但一般的人道主义者却也有自身的弱点：，“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个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一个实干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卡斯特里奥之所以让茨威格为之着迷，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敢为真理而斗争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在人类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
人类是功利的，除非你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当伯林和麦基讨论人类道德问题时，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互相冲突的哲学。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主人公说过，假如有人问他是否准备以一个无辜孩子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难道他的回答显然错了？功利主义者会说：‘错了，明显错了----感情用事，大错特错。’然而，我们自然并不都这样看；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完全有权说：‘我不会去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但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无论其代价如何。”（摘自《思想家》）
而早在四十多年前，茨威格就提出类似的选择题：“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选择什么样的答案说明一个人是持功利主义的还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人道主义诞生于对宗教束缚人类身心的叛逆，它导致人类身心的自我解放。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是先有人道主义，后有自由主义。但二者却是密不可分，连为一体的。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很容易堕入邪恶，而没有良心的自由，人道主义则没有生存的土壤。
如今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各种宏大的思维和高超的理论，而是同情心、宽容的态度、温和的思维、自由的良心，这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理想的王国一定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王国。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人道主义从没象欧洲那样被高调地宣扬和讨论过，这是我们历史文化上的缺陷。在中国暴戾的思维越来越蔓延的今天，很有必要补上人道主义这必要的一课。
三、良心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斗争
从茨威格对卡斯特里奥的赞美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茨威格思想中深沉的人道精神。他用充满激情的文字为我们再现了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这场“苍蝇撼大象”的斗争。他优美的文字描绘出的卡斯特里奥是那么高贵、温和、谦卑、富于同情心，浑身上下充满着人性的光彩。而加尔文则是刻板、冷漠、自大，从不妥协，是一个只让人害怕，而不招人喜爱的人。这也正符合独裁者的特征：“可以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
“加尔文反对协商和妥协。他意识到那些具独立思想的人是独裁政权的永无休止的挑战者，因此他视那些‘只为自己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为仇敌，必除之而后快。”他和中国很多的独裁者持有一样的理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卡斯特里奥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就像任何时代的沉默的大多数，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声的。让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高声抗争的原因是一个人的死，一个与他一样的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怪癖和偏执的小人物的死。这个叫塞维特斯的人死于加尔文的迫害。只因为他的与加尔文不一样的思想被视为异端，他就被绑上火刑柱活活烧死。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野蛮！而实施这个残忍和野蛮的却是一个自封为上帝的代言人和追求圣洁生活和高尚道德的人，这又是何等的讽刺！
茨威格道出其中的秘密：“对一个独裁者来说，只要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的思想，他就永远无法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
可任何独裁统治如果不借助暴力就无法进行。“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加尔文也一样，当他穷途末路之时，暴力就开始登场了。他面对那个和他一样固执、一样自命不凡的塞维特斯时，他感觉到他理论上的虚弱和思想上的软弱，尤其是他无法说服那个小人物塞维特斯放弃他自己的思想时。
在相互的不妥协和顽固的坚持己见之后，拥有武力的一方就要寻求暴力的解决方式。小孩子打架和成人冲突寻求暴力解决也都是源于同一种暴力思维。文革时的武斗也是因为辩论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演变为暴力冲突。这是因为人类习惯于用功利原则处理问题的结果。遏制这种暴力思维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人道主义精神。
人道主义者对违背人性的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天然的反感。因此，象卡斯特里奥这样的“人道主义者以预言性的颖悟，早就远见到如此固执、如此自鸣得意的人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可是，除非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人道主义者总是选择沉默。
卡斯特里奥最终还是被加尔文的暴行激怒了，他感觉加尔文在专制和教条的道路上走的太远了，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再默不作声。这正是人道主义者的特征，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受良心的驱使，没有任何功利的企图。
“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里奥就是这样的人。”卡斯特里奥一旦决定行动，就不被任何压力所屈服，表现出一个人道主义者发自良心的勇气。他大声质疑加尔文的暴行。在这里茨威格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出卡斯特里奥的名言“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里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随之准备被烧死。’”
卡斯特里奥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他认为：‘一个国家在良心上没有管辖权。”
卡斯特里奥清晰地指出独裁者逻辑谬误,“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没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这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观点。可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所谓的现代社会依然缺乏这些最朴素的人道精神。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和压制与他本人不一致的意见。”事实上加尔文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依仗暴力的恐怖统治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加尔文的确在当时压倒了卡斯特里奥，他几乎把所有卡斯特里奥的著作焚烧一光，可是真理的顽强生命力是加尔文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纪后，这个在当时名不见传的小人物的思想，受到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欢迎，成为影响欧洲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茨威格总结性地评价了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斗争的伟大意义：“他有勇气坚决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他对加尔文的斗争将永垂史册。此外，就问题的根本来说，这历史性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时空限制。那不是一些狭隘的、可定义的神学观点争执，也不是关于赛维特斯其人的争论，甚至不是裁决自由派和正统派新教教义之间的争端。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的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茨威格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可我认为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是否应该选择人道主义的大问题。一个没有人道精神的人类社会，即使再富有、再科技、再先进也是一个冷冰冰的充满机器味道的僵死的社会。那不是人类应该生活的社会。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之所以让人们唏嘘感动，正是因为他那离弃仇恨，宽容对手，博爱慈悲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正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所在。
一个没有人道只有教条的社会也是不会持久的，死守教条、缺乏人道的独裁统治总是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因为刻板的教条无法与温情的生活相抗衡。
真理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宣扬真理的伟大作品永远是新鲜的。这也是我今天重读《异端的权利》的原因。
《异端的权利》是一本文字十分优美而且有着深刻思想性的传记，振聋发聩的警句格言似的佳句比比皆是。因篇幅所限，我无法一一抄录于此。还望大家能够抽时间读读这本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两本书影响了我对自由的认识。一本是房龙的《宽容》，一本就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这两本书都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属于文化译丛系列中的两本书。我手里的这本《异端的权利》是我八十年代读研期间用省吃简用的钱的买的，尽管才1.4元，但对一个月只有50块钱收入的我，这也是一项需要考虑的支出。可那个时候买的书几乎没有让我后悔过的，毕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异端的权利》与房龙的《宽容》一脉相承，都是从人类对异端的态度来考察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前者，则是以传记的方式，将西方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加尔文和那个与之斗争的名不见经传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战士卡斯特里奥介绍给我们，也将他们之间的那场影响世界历史的斗争真实地展现给我们。
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为其中的自由主义论述而兴奋。今天，我重读它之后，我为书中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感动。
一、加尔文和极端主义
虽然茨威格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可他对加尔文的评价却是客观和理性的。他认为加尔文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宗教改革家。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发起人，而加尔文则是宗教改革的完成者。他的《基督教原理》被其誉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由此可以看出加尔文的声誉和历史地位。
可正是这样一个反对天主教会专制独裁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在攫取权力后，竟然也滑向专制和独裁，最后不得不依靠武力、阴谋和谎言来维护其统治地位。
自由主义并不等于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有时会把人道主义当作敌人。人类真正追求的自由是良心的自由，只有这样的自由才是人道主义的自由，才能将人类引向善良和光明。
茨威格不是那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而是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他明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之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样的认识也为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
茨威格对加尔文的考察不是建立在主义和思想的对错上，而是独裁思想的根源和人类性格上的残缺和人道精神的缺乏所造成的危害。这就让《异端的权利》不仅成为自由主义的宣言，而且也是一首人道主义的赞歌。
在茨威格的笔下，加尔文是一个十分固执、偏执和狂妄自大的人。加尔文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至少在他建立恐怖统治的初期是如此。他和路德一样，都是狂热的新教信徒，是那种为理想可以不顾一切的人。“加尔文狂热主义的基础是对道德的绝对热忱，推进这个急躁的人的事业的，不是他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对一个伟大理想的爱。”
“终他一生，这个彻底的狂热分子，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愿望而不想在越雷池半步了。他永远不懂中庸之道的意义。”象加尔文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他们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从不离左右。这种现象也构成人类社会的痼疾，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看似美丽实则可怕的东西。
宋朝的王安石是这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是这样，现代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是这样。当把一种理想和对一种理想的爱推到极端，并强加到其他人身上，尤其是使用暴力的手段强加时，这种理想就走到人道主义的对立面。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那种具有坚定意志和非凡能力的人领导和推动的，这样的人也具有常人不具有的个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个性就是超级自信和从不妥协。这样的个性在革命时期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是将变革和革命引向成功的关键。可一旦这样的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则他们很容易成为新的专制独裁统治者，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正象茨威格在书中所说的，“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思想自由，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回顾中国的革命史更觉得茨威格的话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
岂止中国现代革命如此，中国的历史就一直在这样一个怪圈里运转了几千年。这不仅是思想文化的问题，因为东西方都有这样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制度的问题，加尔文统治日内瓦前，日内瓦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城市。这实在是人类本性上的缺憾。
加尔文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 “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而其他人的职责是学习。他真诚、沉着，信念坚定，宣称：‘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坚定。’” “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
这样的人如果开始仇视上对手，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开始迫害对手则具有强大的能量的。
“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仇恨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一旦把谁列为仇敌，就永远刻在脑子里。他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上和网络上都不少见，只不过加尔文的是以上帝的名义做不人道的事，而文革时的左派是以革命的名义做不人道的事。在网上，那些为不人道的事涂脂抹粉的人用的则是爱国的名义。这些性格偏执的人所作所为可以说是非常类似，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苦难，不只是思想和主义的原因，很多是极端化的思维和偏执个性导致的。那些具有极端性格的人，往往缺乏人道精神。一个缺乏人道精神的人，一旦获得权力，就会给人类造成灾难。
人道精神和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王安石和苏东坡都信仰佛教，加尔文和卡斯特里奥都是新教教徒，但他们的人道精神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造成这种差距的是他们个性和心性上的微不足道的差别。
加尔文也是个搞阴谋的高手，这是独裁者必不可缺的能力。独裁者一定要借助阴谋才能有效地控制民众、愚昧民众。古今中外皆如此。加尔文对付一个没权没势、甚至也没什么人缘的塞维提斯都使尽了阴谋手段，恰恰暴露了独裁统治的虚弱和不自信。
象加尔文这样为了迫害一个思想上的对手，而不择手段地杜撰罪行、编织罪名的做法，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从文革到现在，这样的事情就从未间断过。可是，就像那些文革时的大批判稿，加尔文编织的材料质量低劣，漏洞百出。因此，茨威格说：“一个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虽然会试图掩盖疑点，也只能写出蹩脚的材料。”
在《异端的权利》里，茨威格重点批判的是不宽容的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与所有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的极端主义者一样，加尔文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圣经》在他那里不再是基督对人类的善言相劝，而变成清规戒律。“清规和冷漠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 而“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疾建立恐怖统治。”
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有点类似文革时的中国，甚至比之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和一切独裁统治一样，加尔文的日内瓦也是有很稀奇古怪的清规戒律和种类繁多的禁止，如：“未满十五岁的姑娘不得穿丝绸，超过这个年龄的不能穿丝绒。”“戏院、娱乐、传统节日、任何一种舞蹈游戏均被禁止。甚至连滑冰那种无害的运动也让加尔文暴跳如雷。”文革时我们至少还有样板戏，而且滑冰还是年青人时髦的运动呢。“加尔文实际已经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在众多的禁止之后，留给日内瓦人的允许就少的可怜。只“允许他们去活、去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
于是，茨威格通过加尔文让我们看到，人民一旦落入那些缺乏人道精神的极端主义者之手，会有什么样可怕的生活。
二、卡斯特里奥和人道主义
《异端的权利》不仅闪耀着自由主义的光彩，它更以光芒四射的人道主义精神照亮我们蒙昧、麻木的心灵。茨威格对加尔文的批判不是建立在自由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立场上。在茨威格的心里，人道主义比之自由主义更为重要。
与加尔文相比，“卡斯特里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可这个小人物却有一颗自由的良心，他性情温和，不善争论，喜欢中庸之道。“对卡斯特里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
茨威格是这样描绘卡斯特里奥的：
“卡斯特里奥是这样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
“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的法典，而对卡斯特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徒应该根据自己的方法进行仿效，并用理性之光前辈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
“他并不用轻蔑还轻蔑，用仇恨还仇恨。被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攻击，却用较人道和解的方式回答，这正是卡斯特里奥的高贵之处。”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符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
卡斯特里奥在茨威格的眼里是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但一般的人道主义者却也有自身的弱点：，“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个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一个实干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卡斯特里奥之所以让茨威格为之着迷，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敢为真理而斗争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在人类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
人类是功利的，除非你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当伯林和麦基讨论人类道德问题时，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互相冲突的哲学。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主人公说过，假如有人问他是否准备以一个无辜孩子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难道他的回答显然错了？功利主义者会说：‘错了，明显错了----感情用事，大错特错。’然而，我们自然并不都这样看；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完全有权说：‘我不会去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但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无论其代价如何。”（摘自《思想家》）
而早在四十多年前，茨威格就提出类似的选择题：“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选择什么样的答案说明一个人是持功利主义的还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人道主义诞生于对宗教束缚人类身心的叛逆，它导致人类身心的自我解放。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是先有人道主义，后有自由主义。但二者却是密不可分，连为一体的。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很容易堕入邪恶，而没有良心的自由，人道主义则没有生存的土壤。
如今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各种宏大的思维和高超的理论，而是同情心、宽容的态度、温和的思维、自由的良心，这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理想的王国一定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王国。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人道主义从没象欧洲那样被高调地宣扬和讨论过，这是我们历史文化上的缺陷。在中国暴戾的思维越来越蔓延的今天，很有必要补上人道主义这必要的一课。
三、良心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斗争
从茨威格对卡斯特里奥的赞美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茨威格思想中深沉的人道精神。他用充满激情的文字为我们再现了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这场“苍蝇撼大象”的斗争。他优美的文字描绘出的卡斯特里奥是那么高贵、温和、谦卑、富于同情心，浑身上下充满着人性的光彩。而加尔文则是刻板、冷漠、自大，从不妥协，是一个只让人害怕，而不招人喜爱的人。这也正符合独裁者的特征：“可以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
“加尔文反对协商和妥协。他意识到那些具独立思想的人是独裁政权的永无休止的挑战者，因此他视那些‘只为自己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为仇敌，必除之而后快。”他和中国很多的独裁者持有一样的理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卡斯特里奥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就像任何时代的沉默的大多数，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声的。让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高声抗争的原因是一个人的死，一个与他一样的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怪癖和偏执的小人物的死。这个叫塞维特斯的人死于加尔文的迫害。只因为他的与加尔文不一样的思想被视为异端，他就被绑上火刑柱活活烧死。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野蛮！而实施这个残忍和野蛮的却是一个自封为上帝的代言人和追求圣洁生活和高尚道德的人，这又是何等的讽刺！
茨威格道出其中的秘密：“对一个独裁者来说，只要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的思想，他就永远无法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
可任何独裁统治如果不借助暴力就无法进行。“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加尔文也一样，当他穷途末路之时，暴力就开始登场了。他面对那个和他一样固执、一样自命不凡的塞维特斯时，他感觉到他理论上的虚弱和思想上的软弱，尤其是他无法说服那个小人物塞维特斯放弃他自己的思想时。
在相互的不妥协和顽固的坚持己见之后，拥有武力的一方就要寻求暴力的解决方式。小孩子打架和成人冲突寻求暴力解决也都是源于同一种暴力思维。文革时的武斗也是因为辩论时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演变为暴力冲突。这是因为人类习惯于用功利原则处理问题的结果。遏制这种暴力思维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人道主义精神。
人道主义者对违背人性的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天然的反感。因此，象卡斯特里奥这样的“人道主义者以预言性的颖悟，早就远见到如此固执、如此自鸣得意的人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可是，除非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人道主义者总是选择沉默。
卡斯特里奥最终还是被加尔文的暴行激怒了，他感觉加尔文在专制和教条的道路上走的太远了，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再默不作声。这正是人道主义者的特征，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受良心的驱使，没有任何功利的企图。
“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里奥就是这样的人。”卡斯特里奥一旦决定行动，就不被任何压力所屈服，表现出一个人道主义者发自良心的勇气。他大声质疑加尔文的暴行。在这里茨威格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出卡斯特里奥的名言“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里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随之准备被烧死。’”
卡斯特里奥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他认为：‘一个国家在良心上没有管辖权。”
卡斯特里奥清晰地指出独裁者逻辑谬误,“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没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这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观点。可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所谓的现代社会依然缺乏这些最朴素的人道精神。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和压制与他本人不一致的意见。”事实上加尔文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依仗暴力的恐怖统治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加尔文的确在当时压倒了卡斯特里奥，他几乎把所有卡斯特里奥的著作焚烧一光，可是真理的顽强生命力是加尔文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纪后，这个在当时名不见传的小人物的思想，受到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欢迎，成为影响欧洲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茨威格总结性地评价了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斗争的伟大意义：“他有勇气坚决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他对加尔文的斗争将永垂史册。此外，就问题的根本来说，这历史性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时空限制。那不是一些狭隘的、可定义的神学观点争执，也不是关于赛维特斯其人的争论，甚至不是裁决自由派和正统派新教教义之间的争端。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的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茨威格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可我认为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是否应该选择人道主义的大问题。一个没有人道精神的人类社会，即使再富有、再科技、再先进也是一个冷冰冰的充满机器味道的僵死的社会。那不是人类应该生活的社会。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之所以让人们唏嘘感动，正是因为他那离弃仇恨，宽容对手，博爱慈悲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正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所在。
一个没有人道只有教条的社会也是不会持久的，死守教条、缺乏人道的独裁统治总是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因为刻板的教条无法与温情的生活相抗衡。
真理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宣扬真理的伟大作品永远是新鲜的。这也是我今天重读《异端的权利》的原因。
《异端的权利》是一本文字十分优美而且有着深刻思想性的传记，振聋发聩的警句格言似的佳句比比皆是。因篇幅所限，我无法一一抄录于此。还望大家能够抽时间读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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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为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