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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然以选举决定白宫与参众议员，但真正控制经济的还是那些豪门世家。就连美国政治学家们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不仅仅是白宫内阁，包括联邦参众两院，甚至各个州，都不难发现父子相继、叔侄承传、兄弟携手等等的现象。对美国政治世家而言，参加竞选更像是一项“家族事业”，得益于家族成员的互相扶持，他们对获胜更有把握，家族政治基因由此代代延续。“民主国家的生活和极权社会一样，也是由一小撮人决定的。精英是有权的少数，民众是无权的多数。”
美国的确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但也不乏实力强劲的政治世家，比如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而且也有不少世袭权贵家族群体，这个世袭权贵群体无论财富、地位还是事业、文化都显得出类拔萃，同时血统又高不可攀，在美国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
19世纪中，有一位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1809–1894)，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后代，著书揭露这一集团的力量，借印度婆罗门阶级名号，首创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名称，说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波士顿（Boston）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最大港口城市，马萨诸塞州首府。新英格兰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起点，波士顿屠杀、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美国革命几个早期的战役——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邦克山战役和波士顿围城战，都发生在该市或附近的地方。波士顿的早期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徒的道德规范在波士顿塑造了一个极端稳定、结构良好的社会。这些早期移民被视为美国的“蓝血”，无论财富、地位还是事业、文化都显得出类拔萃，成为了没有贵族称号的事实上的贵族。
波士顿这座城市最早的财富积累源于鸦片贸易。19世纪初，英国人控制了中国90%的鸦片贸易。但在美国人所占的10%中，大部分都属于波士顿的珀金斯公司，而且波士顿一些声望很高的家族比如卡伯特家族、库兴家族、韦尔德家族、德拉诺家族、福布斯家族、柯立芝家族等，也都参与过鸦片贸易，并中获得巨额财富。
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构成了资本雄厚的商业集团，他们自殖民地时代起就有着绵延世系与显赫声望，而且普遍门第观念极重。在刊载于186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里，这个世袭权贵群体中的一位成员创造了“波士顿婆罗门”一词并骄傲地宣称：这个“种性”兼具财富、智识和美德，在“发展和领导艺术、文化、科学、政治、贸易和学术上有极大的影响力”。
“波士顿婆罗门”在各个领域涌现过的名人车载斗量，包括出过约翰·亚当斯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亚当斯家族、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科芬家族、出过柯立芝总统的柯立芝家族、出过罗斯福总统的德拉诺家族、出过霍姆斯大法官的霍姆斯家族、肯尼迪家族、创建了摩根财团的皮博迪家族，等等。
“波士顿婆罗门”互相通婚而很少与外人通婚，由此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血缘群体——这正是“种姓”的定义。他们内部互相通婚，靠血缘、姻亲、商业、宗教等关系织成一张绵密的大网，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历史。温思罗普家族与福布斯家族可以说是“波士顿婆罗门”通婚网的中心。通过来自温思罗普家族的外祖母，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与小布什在内的四任美国总统有血缘关系。
在一个多世纪里，“波士顿婆罗门”为美国造就了总统（如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法官（小奥列弗·霍尔姆斯）和众多全国性政治家（如温德尔·菲利普斯和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大批有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学者和教育家（如爱默生和查尔斯·埃利奥特）。
“波士顿婆罗门”的这些世家望族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以贯通经济、文化和政治以及具有全国性的眼光和抱负为特性。这些豪门望族通过慷慨的捐赠直接资助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利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名校，甚至可以说，“波士顿婆罗门”掌控着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了解西方文化的都知道，世间还没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先有耶鲁大学，而耶鲁正是“波士顿婆罗门”的专属禁地。
“波士顿婆罗门”以血统自矜，很少接纳外人，圈子封闭，甚至对于自己独特的口音也十分执着。虽然对于很多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刺耳，就好像在吵架。他们的发音中会像英式英语一样吞“R”，但是同时又有着自己非常高傲的音色。对于“波士顿婆罗门”来说，从事哪个行业，是不存在“隔行如隔山”限制的，他们可以在政、商、学界自由游走。
他们财力雄厚，人脉广泛，出产了许多作家、政治家，这些人的子女世代在哈佛、耶鲁接受教育。在冷战之前，一百多年来，尽管共和党、民主党在公共政治上势同水火，但是两党高层人员的私人谈吐、行事风格很类似，因为他们要么属于“波士顿婆罗门”本身，要么就是其代理人。
这些人互相联姻，产生出第一流的“门阀”，其中有约翰·亚当斯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所属的亚当斯家族、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科芬家族、罗斯福总统所属的德拉诺家族、霍姆斯大法官所属的霍姆斯家族、老布什和小布什所属的布什家族等等。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国务卿，现在的气候特使克里，他就是典型的“美利坚蓝血”。
通过追溯克里外祖母的血统，克里与小布什在内的四任美国总统都能扯得上血缘关系。克里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合，就属于当年“波士顿婆罗门”内部通婚的典范——一个在商界声名鹊起，一个在政坛叱咤风云。克里全名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中间名“Forbes”，号称源自苏格兰某大贵族——福布斯家族，这也是他外祖父家的姓氏。这个美国福布斯家族，通过在中国上海贩卖鸦片捞到了大笔资本后，又顺利进军了美国的铁路、石油、地产和零售业，还同时慷慨的资助过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俨然一副“文化财阀”世家的人设。
相比福布斯家族，克里的姥姥温思罗普家族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郁。他们的老祖宗约翰·温思罗普是第一任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和“新英格兰联盟”主席，被后世称为“美利坚奠基之父”。这个家族的后代们长期担任国会议员，更不乏众议院议长或者总统内阁幕僚这样的核心权力人士。
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
正是克里的“蓝血”身份，帮助他在196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成功加入了耶鲁大学的骷髅会，为日后从政积累起了大量人脉。骷髅会最初是由罗素家族成员创办并资助的，这个罗素家族，也属于“波士顿婆罗门”中的一员。而克里的父系，则是德国移民的后代，原本姓氏为“科恩”（Cohen），带着浓郁的犹太色彩。后来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克里的爷爷把“科恩”改成了“克里”（Kerry）。
克里的大长脸确实很像犹太人
在美国的淘金热中发了财的克里爷爷，特别重视克里老爸的教育。非“蓝血”的优秀精英人士的克里老爸，作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费了老大劲，才迎娶到了“波士顿婆罗门家族”的小姐。所以，婚后，克里老妈也没舍得放弃自己高贵的Forbes姓氏，而是把它和夫姓并列使用，还认真的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约翰·福布斯·克里。仔细捋一捋克里身后三大家族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其中几乎包含着半部美国史。
由此可见，在美国，精英圈子也分了很多层，通常，面对中产阶级奋斗上来的新兴精英人士（比如克林顿夫妇、奥巴马夫妇这种），“美利坚蓝血贵族”们的骨子总带着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和优越感。好像布什这样的名门望族，放在四五十年前，肯定是瞧不上佩洛西的，现在却也不得不接受跟她平起平坐。
佩洛西本姓是达历山德罗，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她的父亲托玛索原先是个保险经纪人，通过多年的努力当上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长，而且一当就是十年。达里山德罗家族在巴尔的摩也算是个世家了，但和真正的豪强一比，又只能算是寒门。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他家的势力将永远止步于巴尔的摩市。
但南希达里山德罗攀上了保罗佩洛西的高枝。佩洛西家族是真正的豪门。保罗的哥哥是旧金山市的议员，他的嫂嫂则是加州州长纽森的姑姑，纽森的哥哥是石油大亨保罗盖蒂。南希攀上了保罗这样的门阀，又怎么能不飞黄腾达？
不过，佩洛西的父祖也仅仅为市一级的“门阀”，到了佩洛西这代人，突然上窜到全国级别的政治家族，让两边家族都光耀门楣。不过，放眼全美，无论是亚历山德罗家族，还是佩洛西家族，都属于新晋门阀。从传统底蕴来讲，跟布什这样的真正的名门望族、波士顿婆罗门相比，他们还是寒门级存在。
所以，美国其实是个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的国家。在美国的46任总统中，有24位互相是亲戚。比如卡特是尼克松的表弟，尼克松又是塔夫托的侄孙，塔夫托又是亚当斯的没出五服的亲戚。而卡特、杜鲁门、约翰逊三个人又都是奥巴马的亲戚。还有福特是罗斯福的亲戚、林肯是老布什的亲戚等等。
照片里这几位总统都是亲戚
因此，如果从门阀制度的角度去观察美国，很多看起来不合理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地方豪强一直是中国政坛的主角。首先，中国士族的源头来自于汉末的世家所谓各地的世家豪强，如袁绍家这样的四世三公，相当于在地方是豪强，可以组织自己的私人武装，保卫自己的田地，甚至铸造自己的城堡。所以相当于在基层地方控制了地方经济，然后优秀子弟在朝廷做官。
除了经济，汉末世家也是儒学大师辈出，垄断了教育与意识形态，门生故吏遍天下，而且能读书大部分都是世家子弟，所以世家和世家之间，可以通过师徒，婚姻，经济，政治勾兑等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有了门阀政治，自然就有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目前美国的门阀世家垄断了美国的常青藤大学，高昂的学费就不是一般中产可以负担。就算有中产的子弟或者海外留学生就读与这些大学，同样哈佛毕业，平民子弟最多就是在大公司打工。而门阀因为控制教育，经济与政治，他们的子弟的起点与机遇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这些门阀世家因为掌握了舆论与意识形态，除了越来越奢华与腐化外，也必然慢慢喜欢谈玄论道，与现实越来越脱节，也流行类似毒品的“五石散”。产业空心化当然是与现实脱节的表现，除此外，美国政府也开始主导LGBTQ（变性）运动，大麻合法化，流行吸毒等。如3月27日美国巴尔的摩的大桥居然被货轮撞塌了，靠高调同性恋身份当上交通部长的Buttigieg以极端无能著称，但符合政治正确。就大桥被撞塌，他居然能扯到种族，说桥上的车辆多是载黑人和波多黎各的孩子，桥孔设计有种族问题。真是大有魏晋南北朝其实的谈玄论道之风，当然从文化角度去看，等级自然差远了，这样比较好像有辱当时的世家大族。
后来西晋发生“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东晋南渡。北方是胡人政权。南渡后的东晋皇帝已经失去兵权，唯一作用是维持各大家族之间的平衡。而坚持留在北方的地方豪族则与胡人政权合作，势力也越来越庞大。慢慢令胡人汉化，胡汉融合，统一南方，建立隋唐。这些豪门大族大族相互通婚，甚至连唐朝的李家也不那么看重，当时有本册子，论天下高门大族，李家排在后面，而崔家排在最前面，唐太宗虽然生气也无可奈何。
慢慢，连朝廷都不能控制豪门大族，无法对与官员勾结的豪门大户征税，但朝廷的支出的刚性的，就只能对中小地主与农民横征暴敛，如果加上天灾，就容易发生民变。于是唐朝在代宗时期进行了财政改革，刘晏将盐的统购统销变成了统购分销，并将漕运改成有偿雇佣。唐德宗时期，另一位能人杨炎推出了“两税法”，春秋两季交税，故而称两税法。
唐朝是一个农业国，其立国的税收是租（田租）+庸（徭役）+调（纺织品），当时，唐朝实行均田制，人人可以分到田地，所以税基锁定在人身上。随着时间推移，与所有的王朝一样，出现了以下现象：1. 人口数量增加，人口从贞观年间300万户增加到了900万户，不管是生育增长还是有人说的避祸人口露面，总之，人口大大增加了；2. 税负不均引起的土地兼并。唐朝有爵位以及5品以上官员各有免税额度，有的人群实际上属于untouchable，于是，出现了普通人不堪忍受税收，另一个群体则拥有税盾。于是乎，瞒报土地、隐匿人口不可避免；3. 在和平年代，有一个累积效应，就是贫富差距自然扩大，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回报低于土地资本的回报。如果还以人丁作为税基，假定此时还是均田就属于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