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

钱文军：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 

从网上读到党刊《红旗文稿》5月21日所载署名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作者为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证宪政不合中国国情，核心论说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接着又读到官媒大户《环球时报》次日跟进之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道路》，只需看标题就可知它比杨文所论更强势。这就使人更清晰地看出：此乃官僚机构策划好的新一波舆论攻势，既然在理论上日益理屈辞穷，不如一举置“宪政”一词于异端邪说境地，借助权势挽回颓势。似乎这标题反过来读更顺口：“中国发展道路”是兜着圈子否定宪政。此外还有《解放军报》跟进凑热闹：《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大表不肯深入改革的决心，谓之“信仰宇宙真理”。

接下去在网上又读到《习总最新精神：三个搞清楚，坚定开展清党》，内有：“如果不确定马克思理论为我们全党的信仰，那么，就有人会趁机试图用宪政、普世价值这些来否定我们的党的领导和路线。因此，我提到要要肯定两个30年的问题，就是要统一到马克思信仰上，这个马克思理论，是考验和验证我们党性原则的标杆。”看来媒体这一波宣传攻势仍是有来头的。一个空泛的“中国梦”就能被诠释成“新的理论高度”，遑论这个具备“宪政”、“普世价值”、“信仰”、“肯定两个30年”等关键词的说道，这几篇文章显然紧扣几个关键词而展开，由来有自。

这些论说浑话连篇：首先，所谓宪政乃是英国中世纪王室权力、教会权力、贵族权力舍弃暴力争斗达成妥协的结果，它们约定游戏规则共同遵守以施行对国家的治理。本质上就是“依法治国”，不许任何高踞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滥施淫威。把宪政描述得多复杂是学者们的伎俩，借以显示他们的高深。其实宪政很简单：各方约定游戏规则，然后共同遵守不得违背。至于规则有多粗陋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制定了规则就要严格执行，不执行就应受法律惩处。有此态度宪政就会逐渐完善，民主也才能循序渐进，人民的法定权利亦随之得到实现。

中国早就有宪政认识之萌芽，《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能演绎到政治上就是宪政。只可惜逻辑思维缺失，孟子论至法治边沿话锋一转竟诡异地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了。继而搬出“道”来：“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宪政也就失之交臂成了居高临下的“仁政”，接下去更明确为人治：“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再往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统治从来不愿守规矩，只想装圣人信口开河为所欲为，于是拱手将宪政版权让与西方，我们自己则只剩下木匠们还在践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之古训；而政治家们都在不择手段争权夺利。一直演绎到毛朝，炼成了举世最悠久，经验最丰富，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

经过邓公睿智的取长补短，这个集团大致顺利地渡过统治危机，如今膨胀到空前强大的地步：政治官僚除了掌控无孔不入的政府权力之外，还支配着每年十余万亿的财政收入，尚有例如土地、矿产等资源带来的隐性收入；经济官僚则垄断了金融、交通、能源、电讯等产业，控制着医疗、教育、传媒等行业；军事官僚集团驾驭武装力量，为整个官僚集团权力扩张“保驾护航”。一句话，今日中国已是官僚集团的囊中之物，成为他们役使民众叫板世界的资本。为维系统治，也支付些零碎银子，一是层级似给付公务员群体以廉价房之类犒赏，令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心效犬马之劳；二是豢养马屁文人围着权力的粪堆嗡嗡叫：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应该推行者唯有遵循“先王之道”。

再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宪政体制下经济自由的成果，说宪政是资本主义是因果倒置，如同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共产党”一样荒诞；说宪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则纯系语言暴力，世上根本不曾存在过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就如同从来没有无产阶级执掌权力一样，资产阶级也从未执掌过权力，何来“专政”？更何况，宪政与专政根本对立，宪政是超越阶级、党群、主义的依法治国体制，也是民主政治的不二法门；专政不过只是中世纪及以前人类社会的统治模式，实乃由兽性延续而来的暴政。列宁直白地称无产阶级专政为：“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宪政层级之后，这种统治观念不过只是反文明的倒退罢了。

历史应该这样审视：绝对统治权力受到宪政致命冲击后濒临崩溃，旧制度便换一身行头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向文明新进程反攻倒算，既是专制政体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困兽之斗，又是它修补漏洞苟延残喘的合理发展。皇权至上化作党权至上，新生的官僚阶级取代老旧的官僚阶级延续并发展为更绝对、更完善的专制甚至独裁。已经得逞的所有案例，无一不比旧制度更伪善、更严苛、更残忍、更腐败，足以证明专政的龌龊本质。

至于宪政有没有普适性，绝非几只嗡嗡叫的苍蝇决定得了的。如今满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宪政之路，欧洲、北美、大洋洲以及东亚的日韩台湾均属于稳固的宪政民主体制，南美、非洲、亚洲大部分国家也正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它们的宪政体制。说“没有普适性”不过如同牛二说杨志的刀不锋利罢了。难道“中国特色”反倒有普适性？杨教授能否举出哪怕一个国家来说事，证明它在学习中国搞“人民民主制度”？就连受到豢养才得以存活的北朝鲜都不买账，普哪门子世？

杨晓青的文章一如既往还扛起“西方那一套”之旧刀枪可劲挥舞，但她刻意回避的是：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等尽皆西方舶来品，绝非“中国特色”，就说她振振有词的“人民民主制度”，其实也属于“西方那一套”，亦非“中国特色”。

历史的真实是：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觉察到正在崛起的法西斯势力之威胁，为联手英美而策略性地收敛其鼓噪革命的劲头，由季米特洛夫首先提出“人民民主制度”的说道。季氏认为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后不必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必急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将民主革命继续引向深入，从而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条件。经过斯大林在二战时期不断修饰，这个说道逐渐成型。二战即将结束时斯大林明确表示：“那种认为苏维埃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的观点是错误的，还有其他形式，如民主共和国式的，在某些情况下，君主立宪制也能通向社会主义。”

秉承斯大林旨意，1946年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宣告：“我们把我们的民主称之为人民民主，把我们的社会制度称之为人民民主制度。”苏占区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也接二连三宣布执行“人民民主制度”，它们纷纷表现出容纳异党的姿态，也允许施行普选，甚至放松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毕竟刚被打败的希特勒所施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恶名昭著，颁行与之大同小异的政策会失去民心，对于脆弱的初建权力不利。

及至冷战开始后东欧各国共党随着斯大林的鼓点逐渐复苏其劣根性，在苏军坦克及KGB的支持下迅速向一党专制转化，到1948年已经初见成效。而铁托的南斯拉夫与苏俄分庭抗礼，斯大林为加强对附庸国实施控制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指令各国均须执行“人民民主制度”。只是他还为“人民民主制度”添了些佐料，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还必须“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职能”。把“民主”同“专政”这对冤家强行焊接起来，再披上“人民”之画皮，所谓“人民民主制度”也就蜕变成一种语言暴力，尽显马列主义粗野、鄙俗的无赖禀性。

特别是对中国，鉴于老毛1947年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阶段，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当离开政治舞台，这将极大地加强中国革命。”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我们并不同意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代表中国人民中的中间阶层、并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各种反对党将要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反对中国的反动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中共将不得不加入到他们中间以寻求合作，但要对他们进行控制，比如要在其中起到领导作用。/中国人民民主政府非常可能不得不吸纳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而且也不得不为了扩大该政府在人民中的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而宣布自己是一个联合政府。必须要记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全国胜利之后，在此胜利之后紧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在其政策方面必须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民主政府，而不是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阶段的长短现在还很难决定。”斯大林更详尽地阐述道：“（这）意味着现在不实行对所有土地进行公有化、废除土地私有权、没收所有从小到大的工商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不仅属于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属于临时雇工的中小所有者的土地。这些改革只能留待以后。”

毛“为了使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与苏联的路线相一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4月26日即复电斯大林，承认有“左倾倾向”并愿意承担责任，还表示错误“已经被彻底地改正了”；为有所表现他扔掉原本说道的“新民主主义”，再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以显示他对斯大林的忠心不二。“人民民主制度”乃是斯大林发明并赐予的，这段历史中国的学者早就论述多多，难道杨教授会不知道？

历史是无情的，在“人民民主制度”下不但人民大众吃尽苦头，国家遭遇“濒临崩溃”之险恶，就连共和国主席、元帅、将军、高官、科学泰斗、人文大师等也“被迫害致死”，遑论他人。如今诸多激昂反对宪政的“红二代”，他们的父辈就曾经饱尝党在法上的苦头，并不乏含冤九泉之下者，好了伤疤忘了疼？抑或既得利益冲昏了头？尽管因为世界宪政大潮迫使“人民民主制度”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其根本仍是人治，施“恶政”还是施“仁政”完全没谱，全凭掌门人性之所致而飘移，制约之功仅限于邓公所说“小圈子”里，谁也不敢保证它飘向何方。说这种体制还有“优越性”，要么居心叵测，要么愚钝不堪，没有第三种可能。

最糟糕的事情是：中国的文人历来如严复所说“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祸国殃民已经不是百十年而是数千年了！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对于权力，他们只有批评、建议的责任，没有溜须拍马之义务，更不应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例如胡适，1929年春国民党三大宣告开始训政也即一党专制，立孙中山五篇文章为“根本大法”也即禁止非议。胡适直言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此乃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为。遗憾的是，中国文人崇奉“学而优则仕”，到毛朝便发展为“入党做官论”。顾准说：“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在“公有制”旗号下敛天下之资源于权力囊中，断绝其他任何生存之道。在此“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驱动之下，文人群起争当御用文人而比赛肉麻，溜须有术者飞黄腾达，稍有怠慢者便祸患无穷，甚至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几十年来殃及子孙者无数，遭杀身之祸者亦众，真正的知识分子犹如凤毛麟角。知识分子本应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这个群体主流堕落为权力的帮佣，这个民族想不退化都难。

从本质上说，尽管宪政本身并不具有统一的模式，但彻底的宪政必将导致一贯高踞于宪法之上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既得利益者所不愿见到的场景。当初大清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写奏折称其：“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百年过去结果一样，越来越庞大的官僚队伍及其豢养的御用文人，为了捍卫既得利益或分一杯羹，他们终于按捺不住，从“绕了个弯”反对宪政跳到赤膊上阵直接攻击宪政了。撇开宪政不宪政的话题不论，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乃是负责任、敢担当、有诚信的举措，言而有信总该是合情合理的。若连自己制定颁布的宪法也不肯遵守，那就意味着最起码的尊严也不管不顾了，谁还会相信他们在追求“宇宙真理”？说什么“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历史”，骗得了自己吗？

至于那个时髦的说法，即不能用“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其实也就是强调“人民民主制度”的一贯性。据吴大江先生引用世界著名的《新闻周刊》用两年时间征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中的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2000多人的投票评选，发表在2000年第一期的评选结果：20世纪十大杀人恶魔：第一号便是毛泽东，整死3900万，饿死4300万中国人；为第二号恶魔斯大林屠杀苏联人的4.1倍；为第三号恶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13.67倍！能否正视那个“30年”，是现在能否尊重历史的试金石，囿于利益驱动而文过饰非，除了证明自身之虚妄之外，不能证明任何别的东西。

此外：去年5月15日新华社发电介绍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崔介绍说，1982年至2011年30年中，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90余人。又据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田国良最近发表的数据，后三十年仅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就因贪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其中有4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有3例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判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也即判实刑94人，尚有9人未判刑。“人民民主制度”的公仆群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群体！

至于已经披露出来那些官员劣迹，例如“裸官”、“权色交易”、“包二奶”、“淫秽录像”、“性侵未成年女生”、“雇凶杀人”等令人发指之官场劣迹，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人民民主制度”避免不了官僚专制体制极端邪恶的那一面么？谁又能找到宪政民主制度下有如此邪恶、如此广泛的案例？邓公有言：“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无他，宪政乃是与人类文明进程相匹配的政治文明，它以无可超越的历史成就证明：没有其他任何路径比它更为低代价且卓有成效，中国迟早也得走向宪政之路，谁也阻拦不住，只因中国人民向往文明。

几十年“自我监管”的结果，是演绎出“王薄事件”那样的登峰造极，谁能保证今后不会发生更极端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官僚集团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掩饰着内部分赃不匀的利益争斗，既然权力决定利益的多寡，晋升之路就是官员们实现“中国梦”的唯一通道。而权势家族及其附庸占据了这个通道的主体，广大的晋升权利被侵夺者必然产生不满，贪腐之风必然“润物细无声”地蔓延，绝不是“老虎、苍蝇一起打”所能止遏的，十余年来“愈反愈腐”就是证明。

这种“人民民主制度”本来就离不开威权压阵，而威权则无以逃脱减缩的宿命，如俗话所说：“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于是“祸起萧墙之内”就是那个宿命的必然结果，不光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王、薄事件”也预示着它的“周期率”必将大幅度缩短。不好的结果中国人早就熟悉：分崩离析天下大乱，直至杀出一个新的威权。好的结果只能是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上至下、由内及外地逐步推行宪政，构建文明的商量、妥协政体，以求长治久安。现在的习李班子本来具有既定优势，只要他们坚定地站在广大民众这边而不是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那边，虽然胡温时代中国的权贵势力空前膨胀，但人心丧尽是他们的天赋短板，来去匆匆是他们无可逃遁的命运。需忧虑的只是“站错队”，于是应了毛所云“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将付出本可避免的超级代价。

为了归宗马列主义，杨文大量罗列“领袖语录”。其第二节就罗列了许多恩格斯早年的论说以资证明诸如普选权之类不可取，或许可以欺蒙那些不知情者。其实恩格斯生前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就已经扬弃了早前诸多论说：<1848<>“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地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地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恩格斯这篇文章的重心恰在于认可宪政，而且是所谓“资产阶级宪政”，例如：“《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接下去他花了大量篇幅表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数他们在“资产阶级宪政”条件下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并表扬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式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百余年来，第二国际那些党正是遵照恩格斯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靠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混饭吃的杨教授没读过此文，无妨回家慢慢读过再来卖乖。

我更认为杨教授为了逢迎权力而不顾礼义廉耻，她在文章里特地为批驳那些引述老毛《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的论者，特立一节叙事。在这一节里杨大段引述毛著字句说事，以证明毛氏反对宪政。在其所引毛氏文字中竟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 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稍微有点阅读能力者都不难明白毛氏此语只是将宪政套上主义之嚼口，无论怎样“划分得十分清楚”，并无否定宪政本身之任何含意。用“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样的文字来证明毛氏否定宪政，杨教授的阅读能力是否太低下了？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可行，“社会主义的宪政”何以大逆不道？恐怕并非阅读能力太差，而是利欲熏心急于邀功而顾不得要脸面了！杨文还以“毛泽东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也没有使用过宪政这个概念”来为否定宪政撑腰，试问，毛“没有使用过”的概念多了去，“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乃至最新鲜的“中国梦”之类概念毛使用过么？是否也可以一视同仁都加以否定呢？所谓“一叶知秋”，既然能演绎如此拙劣的论证，她的絮絮叨叨也就没必要细细批驳。身为大学教授，还有文章称其为“副院长”，稍微顾及些尊严与体面，就不至于如此拙劣地捧权力臭脚。

倘若权力及其豢养的御用文人还愿意讲道理，我们无妨提醒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告诫：“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也即，老马至少还是认识到全球化浪潮不可抗拒，它也是资本主义历史能量的展现，是人类文明无可回避的发展趋势。

如今的全球化浪潮更已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中国恰是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可笑的是居然有如此之多靠研究马克思主义吃饭的御用文人在扮演“反动派”的角色，仍指望靠“民族基础”去抵御全球化浪潮；喋喋不休地唠叨中国的“精神产品”去诋毁普世价值；不遗余力地张扬“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妄图否认人类文明。信誓旦旦要“走另一条路”的既不是世界也不是中国人民，恰恰是杨教授以及《环球时报》、《解放军报》所代表的那伙既得利益者。固然，“整个西方世界加起来也没有这个力量”令他们放弃既得利益，然而中国式权贵社会主义就有力量扭转世界的前进方向吗？邓公的改革开放业绩本是“全球化红利”，他的唯一功绩就是利用了全球化而没有抵制它，或者说没有彻底抵制它。

《环球时报》的社评和《解放军报》文章如同野兽捍卫自己猎物时的咆哮，而杨晓青的文章则似守候在旁等待一点残羹的乌鸦啼叫，合奏出荒蛮丛林中的兽性喧嚣，丝毫也无人类文明之气息，更不必说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洪流是无情的，绝不可能因杨晓青和《环球时报》、《解放军报》之饶舌而改变方向，只因宪政之路是和谐发展的唯一途径，它既不需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不需要耗费巨大资财整日提心吊胆地“维稳”，更无须出动党卫军镇压本国民众，遑论设置庞大机构也止不住贪腐泛滥。

需要说一句安慰话：杨教授将宪政归结到资本主义去却无可厚非，那玩意尽管萌生于“奴隶社会”、成型于“封建社会”，却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将其发展完善起来的，于是才有人类文明近三百年来突飞猛进之发展、壮大。杨教授的软肋在于陷在“姓资、姓社”的泥沼里不能自拔，本身也是中国权贵社会主义的悲哀：文人们必须讨好权势才得以吃点香、喝点辣，混得些风光体面甚至还有跻身统治阶级之大奖，尽管即使那样也只不过是世袭权贵的仆役，如同当初汉官不过是满人仆役一样。

（2013.5.23起笔于拉斯维加斯；5.30写毕于墨西哥塔巴邱拉；6.3改定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