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档案--杜威的护照申请表和入境档案
资料贴，冗长，条理不太清，无故事性。
NARA-美国国家档案馆，www.archives.gov;
FS--familysearch,NARA合作单位，www.familysearch.org;
一般都是记华人的档案，但是穿插了一些老外的。在20世纪早期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中，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该是比较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下面主要是他的护照申请表，因为其中的信息有助于理解一个问题，就是：杜威是什么时候决定访华的？
杜威1919年在访问日本之后于4月底抵达中国，进行访问讲学。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决定访问中国的？这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杜威的学者多未将此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不多的相关文字中，中文资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些作者说他1919年访问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他的一些中国学生盛情邀请他访问中国，杜威这才决定访问中国。比如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的文章《1919，杜威在中国》（孙文晔，发表于2020年8月12日）中的几段：
“ 1919年，杜威将满60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成了开山立派的宗师，他的学问、人生也到了转折点。于是，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学术休假，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适的来信，邀请他顺便到中国讲学，在胡适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学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门拜访，发出了正式邀请。杜威这才拿定主意，决定到中国来转转。”
很明确地说，杜威开始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后来在胡适和郭秉文等人邀请下才拿定主意来中国。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篇 2021年7月12日的文章《超越文化猎奇：杜威的中国之旅》（转自《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没有标明作者，应该是刘幸，该文是他访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 SIU-后写的），里面提到，“杜威的中国之旅从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胡适等人是鉴于杜威已经抵达日本这一事实，才邀约了杜威；而杜威即便在驶向上海的航船上，也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没有任何规划可言。”
也有文章说他准备访日后来中国旅游，见知识分子网上《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王丹红专栏》（2019/12/03）,"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还有《杜威访华百年与中国教育》（2019-12-10），“1919年2月，杜威利用学术休假机会赴日本游历、讲学，陶行知、胡适等他的中国学生们得知后，立即协商请他来华。他本来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几周后回国，经不住他的中国弟子盛情邀请，竟戏剧般地在中国讲学两年多。”
英文资料中， ZHOU Hongyu and LI Yong有2019年的论文Recent Studies on Dewey’s Visit to China (1919–1921)，提到“Unlike Dewey’s visit to Japan in February 1919, his visit to China was in fact accidental”，认为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偶然的。Jessica Chingsze Wang写过一本书：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笔者没有读到该书，不过同一作者有一篇论文John Dewey in China as a Learner，虽然文章没有提及杜威决定访问中国的时间这个问题，不过文末的第一条注解中提到：“Their initial plan for a short vacation in Japan led to an unexpectedly long sojourn in China:from May 1919 to July 1921. Even though Dewey agreed to his former students’ invitation to lecture in China while traveling there, he initially saw himself more as a tourist than a lecturer and did not plan to stay in China beyond the summer of 1919”，似乎也倾向于认为杜威事先并无认真考虑中国之行。
对于这个问题，NARA收藏的杜威护照申请表有参考价值。
杜威的护照申请表可以在FS网上搜到。搜索结果中有3次护照申请，分别是1918年、1920年和1924年的，其中1918年12月的那次与本文最相关。该申请表上的各栏目中，与本文最相关的则是要去的国家和访问的目的这两项，前者杜威填的是日本和中国；对于后者，杜威填的是：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直译就是报纸工作和教育工作。所以，至迟在1918年底，杜威在考虑访问日本的同时就已经把访问中国列入议事日程了。虽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那个年代的很多美国人都会将访问日本和中国放在同一次旅行中，不过杜威的计划不仅仅是旅游，也将专业工作列入了考虑范围。
图一，杜威1918年护照申请表第1页，正面
该申请表右上角有一个注，似乎是工作人员的打字：Applicant’s application will also be supported by a letter from Martyn Johnson of "The Dial" whoch will be sent direct to the Department，这里的“whoch”明显是“which”之误。查The Dial是当时美国的一份杂志，Martyn Johnson是杂志的所有人，这条注说明他会为杜威的护照申请提供推荐支持。
杜威的申请材料还包括一张The New Republic的便条，The New Republic是当时美国的另一份杂志。虽然是便条，但是写的很正式，日期是1918年11月27日，抬头是杜威，落款是Herbert Croly，此人是The New Republic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创始人是Walter Lippmann，“冷战”一词的引入者）。Croly说，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面临很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着眼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与这些利益的关系，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去日本，如果可能的话，就这些问题为The New Republic写一个系列文章。我衷心希望国务院能为此目的发放你的护照。如果你向护照申请官提交这封信，我们会尽我们的一切影响力来支持你。见图二
图二，杜威1918年护照申请表第2页，反面。The New Republic的条子在图二的右半边，而左边上方可见夹着2张小纸条，文字是横着手写的。一张便条，天头印有“Memorandum”，内容看不太清，大致如下：
Mr.W-
Dewey is one of those half-way radicals full of words(?).He's one of the "New Republics" hightest lights among other things.
What's yr opinion. Personally he's no pick pocket. T.N.C.
不太懂这里的pick pocket是什么意思，查字典，只有小偷一个意思。但是信的大意明显对杜威是负面的。旁边还有一张备忘录便条，手写，也看不清，其中有“what is your opinion. It's up to you of course. As there is nothg against Mr. Dewey in C-H”等语，似乎征求收信人的意见。落款是T. Coxxxx,可能跟T.N.C.是一个人，字体也象。杜威地址是：1019 Vallejo Street San Francisco。附在这里供参考。
综合杜威1918年底的护照申请表中的资料可见，他在1918年11月就已经开始计划远东之行，美国媒体听到风声后也提前向他约稿。既使从最保守的角度来看，最初他可能确实只考虑把日本作为主要的出访目的地（The New Republic的便条只提及日本），护照申请表中虽然日本和中国并列，但是平心而论，两者权重肯定是前大后小；再者，“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可以理解为主要指日本，何况杜威出访前日本方面的接待单位（东京帝国大学）就已经确定了，中国之行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备胎（既然已经到了日本，为什么不再多走一步去中国？），但是谁能说同样的专业工作的可能性没有在杜威头脑里盘桓过？当然，中国方面的接待单位和计划至少在1919年3月前都没有落实，所以杜威和夫人一直都准备他们的中国之行只是一两个月的旅游。但是不能否认，杜威事先对各种可能性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的中国之行，并非完全偶然或者出乎意料。
据Jay Martin所著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中说，杜威1919年访问远东的初衷是为了他夫人（p305）Alice，因为之前他们失去了2个儿子-Morris and Gordon，杜夫人心情非常不好、抑郁，杜威想给她换个环境。
杜威1920年申请护照时人还在中国，杜威的护照申请都是跟他夫人同时进行的，FS上2人的申请表是挨着的，1920年的，杜威的申请表第1页右边杜威，左边就是夫人的第2页（应该是反面），有她照片，见图三。
图三，杜威1920年护照申请表第1页，正面
这次申请表是向天津的美国领事馆提交的，正面右上角有3个日期，1920年3月5日，3月23日和4月27日，另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章，是美国国务院的，passport issued 日期看不太清，似乎是1920年5月15日。表中说他的现有护照是1918年12月20日发放的，他的永久地址是纽约2880 Broadway，他1919年1月23日离开美国（他在1918年申请表中说他计划于1919年1月22日乘坐Shinyo Maru离开旧金山），1919年6月2日抵达北京。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的交换教授（exchange professor）。要去的国家，杜威列出
中国，短暂停留
日本，Straits Settlements--新加坡，travel en route to the US
India, Egypt,Italy,France,Great Britain, ditto
下面写：American Vice Consulate at Peking，China，Consular District of Tientsin，美国驻北京的副领事馆，属于天津领事区。最下面签名的是Ernest B. Price 副领事--vice consul。图里左半边实际上是杜威夫人Alice的申请表的反面，带有Alice照片，夫妇两同时申请。另一图是这次申请表的反面，见图四
图四，反面。
杜威体征，60岁，5‘8又1/2，1米73、74左右，前额：普通-normal，眼睛：棕色-brown，鼻子：鹰形-aquiline，嘴上有胡-moustached，下巴：圆形-round，头发：灰-grey，肤色（complexion）：medium--这个怎么翻？脸形：椭圆-oval。
然后是证人，Charles D. Tenney,这是丁家立，他当过北洋大学校长，此时丁是美国驻中国使馆一等秘书兼参事。杜威请了丁家立作证人，也说明他的身份地位。最后是杜威照片。
杜威是1919年1月23日从旧金山离开美国前往日本，然后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有些英文文献说是5月1日。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又去了日本，在日本与女儿Lucy会合，一家三口于1921年8月22日在横滨坐厄瓜多尔号邮轮(SS Ecuador)，9月11日抵达旧金山，回到美国。FS上旧金山轮船公司乘客名单系列：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Passenger Lists, 1893-1953中的文档：153 - Aug 30 - Sep 11, 1921，p444上，有他们3人的记录，他们都是美国公民，所以用的表格是Form 630，List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而外国人用的是表格Form 500B
Dewey John 61 MM，Burlington Conn，Oct 20th，1859
Dewey Alice C 62 FM，Fenton Mich. Sept 7th,1858
Dewey Lucy A 23 FS,Chicago Ill,Dec.28th,1898
后面的是出生地和日期。
本文中杜威护照申请表图片，经familysearch.org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