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外犯人”称呼徐璋本似乎有点“八卦”，因为我在三中队时期，徐毕竟没有在三中队，但我又常常听三中队的老号谈到他，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的犯人。他曾是在三中队呆过的特别犯人。然而，我问起现在徐璋本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是听李聘伟说，他肯定没有放，仍然在一监。
徐璋本是什么人呢?李聘伟跟我说：他是清华大学教授，与钱学森是同学、两人一起回国的。1957年大鸣大放之时，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十年的人以为中国是要向美国转型，他提出来要筹建劳动党，并与毛主席竞选国家主席。由此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不过，在监狱中，他受到了特别的待遇。狱方给他一间小屋，他住在那里，吃饭也是小灶，甚至为他单做。还有一个青年犯人伺侯他。每天徐璋本在自己的小屋看书，写东西。有时老同学钱学森还到监狱里来看他。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过周末的特权，这在当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因为像饶漱石、潘汉年这类中共高官，进了监狱也没有听说让回家的，最大的优待也不过是让其妻到狱中陪他而已。到了文革之中，这一切优待都被否定、批判，说这些是“公检法”、罗瑞卿(当时的公安部长)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劳改系统的表现。于是，取消对徐璋本的一切优待，把他安排到三中队劳动。
1969年贯彻林彪一号通令，在全国搞战略转移之时，徐璋本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转移到河北省邯郸的劳改场劳动改造。此后就再也没有徐的消息了。
1982年，我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一天有位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王姓作者来访。他说自己原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生、师从李泽厚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古代美学的文章。后问及通信地址，他说住在清华，父母都在清华工作。我突然想起徐，试探着问：“清华大学原有一位徐璋本教授，您知道吗?”我觉得他有些异样，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那是家父。”我也一惊，没想到第一次在监狱外谈及徐璋本就碰到他的儿子：“那您怎么姓……”他连忙说：“王是家母的姓，父亲遭难后，为方便改从母姓。”话说到这里，就有点儿冷场。他没有追问我怎么知道其父的，我也不好深问。只问了一句：“徐先生还好吧?”他连连回答：“好，好。”后来再没有见到过这位王先生。
2008年参加“新东方”一个会，偶遇谢泳、丁东二兄，以大著《文化十日谈》见赠。回家捧读此书时，在“士林风骨”中有一篇《徐璋本的思想》。这是第一次在印刷文字上看到“徐璋本”三字。文中介绍了徐的大致经历。他是1954年从美国回来的(这是黄万里先生的女儿所讲，也有说他解放前回国，先在上海教书，解放初院系调整时调到北京清华大学)，他的好朋友钱学森1955年回国。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三、四十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钱学森和徐璋本都是专攻导弹学的，不过钱搞的是“导弹制导”，而徐学的是“反导”。1950年代以后二人真是“一正一反”，贯穿了他们的一生。现在钱学森是名满天下，而徐则鲜有知闻。
徐璋本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工作。文章中说到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开放的制度下，回国后对这也保密，那也保密不适应，有牢骚。1957年7月，《人民日报》高调反右已经有一个月了(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反右斗争”的开始)。那时“工人阶级说话了”，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右派，有意见的人们很识相地噤声。此时，不知徐璋本先生是怎么想的，他公开声明要组建劳动党，而且发布：(一)《登记启示》;(二)《劳动党发起宣言》;(三)《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阐明其组织劳动党的意义，邀请人们加入这个以“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公享社会”为目的的政党，并按照法律规定向政府注册登记。他还公开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要求当局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真如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巨大反响。清华大学从书记校长蒋南翔起到系、教研室都以最激烈的言辞批判徐璋本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把他作为罪犯逮捕法办。这就是徐璋本进监狱之前的状况，与狱中传说无大差异，唯一的差异是他没有要与毛主席竞选国家主席。
离开一监之后的徐璋本，网上有与他同在河北省劳改场一起劳改的严昌先生的介绍，从中可见1969年之后徐璋本的生活更加狼狈，其处境更加艰难。因为他坚持不肯认罪，常受到他那个年纪的老人不应该受到的侮辱。监狱的职责在于关押犯人、管理好被法院判刑的人犯。但中国监狱的别名是“劳改场”，这说明它还附有改造犯人思想的功能。但改造的前提是被改造的对象得认罪、表明自己需要改造;如果改造不认罪，就失去了这个前提。监狱方面为了实现自己“改造人犯”的职责，就要想尽方法迫使其认罪。其实监狱所承担“改造”这个职责值得反思。如果对于因为好逸恶劳、放纵情欲、伤害他人的刑事罪犯要帮助他们认识自己错误和罪责、改造其原有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人生观还有必要的，而对于那些由于政治思想、政治主张而陷入监牢者也像对待刑事犯罪者一味地强调“改造”就不一定适当。
监狱方面的改造工作所采取的最一般的方法是不断地搞认罪服法活动。“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徐璋本是属于“右派反革命分子”，其“罪行”主要是与当局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并未觉得这些想法有错(徐的宣言中许多涉及的是学术问题，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有见地的，希特勒在德国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的，这些根本不能用法律判断其是非)，如果徐璋本要保持自己正直的人格，他也不能认罪。罗登昌写道：“徐璋本在每晚必开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而在当时，不认罪本身就是罪上加罪。
徐璋本是高级知识分子，学问是他们保持自尊的内在力量，而监狱方面也会利用一切机会，釜底抽薪，打掉其自尊。如1970年中国发射卫星成功，监狱的“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了起来。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地说：‘惭愧，惭愧’”。这在政治运动的操作中有个专用名词，称作打掉其“反动气焰”。一个自以为代表国家的劳改“大队长”与失去反抗能力老人的较力有什么意义呢?
“一打三反”是文革 运动当中大开杀戒的阶段。1980年代我供职的文学研究所古代研究室有位研究生，高中毕业，一度在四川当兵。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使我很震惊。他说一次在拉练过程中(1969年一度把本来是野战训练项目的拉练普及到全民)与地方合作得很融洽，最后有个“军民联欢”的节目，就是允许解放军士兵充任枪毙犯人的刽子手。把“杀人”当作“军民联欢”的项目，真是闻所未闻。这位研究生说，他见证那次“一打三反”的行刑，一次就枪毙就是好几十人，其中许多案例一听就是极其荒唐的。小说《号子里的人》一开始也是写“一打三反”运动中枪毙人犯，有些已经定案判刑的，又给加码、拉出去枪毙。罗昌也写到河北省监狱中的“一打三反”：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 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忌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
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服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令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一个人的人格力量能够支撑多久?读一些年青人和海外批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文字，动辄说大陆知识人缺少操守。实际上，他们看到只是在台面上表演的人士，许许多多有学有守有识的知识人默默无闻，不为外人所知。
罗昌文章中说：“狱中一直有一种传言：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只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无法证实。但是无论这种传说是否属实，都说明徐璋本虽然身在劳改营，确实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放弃了自己的“鸣放”立场和观点。可是并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宽恕。无一例外地被投入监狱和劳动教养。和徐璋本先生一道从北京第一监狱押出北京，关在邯郸南场的另一个知名右派邹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
徐璋本出狱也带有传奇性。1975年春天发布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警宪特人员。到秋天在河北省开始实施。这道特赦令本来是针对“国民党战犯”的，然而河北监狱“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遣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为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高级干部黄理文(本是中
共干部，因与苏联使馆人员闲聊泄密被判刑)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因此徐璋本是作为特赦人员被释放的。
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中徐先生才真正得到平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直到1988年去世。
来源:选自王学泰《监狱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