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大舅的故事

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大舅，一个小舅。
我从来没见过大舅。可是大舅的故事却听得许多，他的人生，深深影响了我母亲的人生，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大舅的人生，十分传奇。
我是在文革初期第一次听到有大舅这个人的。
那天，母亲把我们召集起来，告诉我们子女，我们有一个大舅，是反革命。要我们划清界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大舅。因为之前我只知道有二姨大姨小姨，那是母亲方面的亲戚，和我家走的很近。
我知道了，大舅现在在云南，那是很远的地方吧，怎样划清界限呢？
因为大舅的儿子虎子哥哥专程从云南来上海，来看望三姑和姑父，就是我父母。
大舅作为历史反革命下了15年大狱，1966年初刚刑满释放。
他记挂骨肉，牵念亲情，在听到看到不少人跳楼和被打，于是想到云南白药这个特产，也是出了大狱向姊妹亲人们报个讯吧，于是叫儿子带着云南白药，千里迢迢到上海来了。
这就是母亲告诉我们，我们有个大舅的原因。
这时，父母日子不太好过。母亲一向组织原则性强，于是向领导报告了自己的外甥前来的事情，请领导定夺要不要见。
母亲有个反革命的哥哥，这在她的档案里有清楚的记载。为了这个哥哥，她吃了不少冤枉。她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在清党时因为有这样一个哥哥和家庭关系，差点被扫地出门发落原籍。她就到了父亲的老家赋了一段时间闲（也就是在那时期她鼓动了我亲叔参加了革命）。最后她的直接领导阎化文（解放后任职于山东省劳动局）写条子证明母亲的革命经历，于是又回到革命队伍。母亲的革命资历因此从解放战争算起。母亲还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领导批示总归是同意的吧。其实这也是多此一举。于是母亲在约定的时间，带着姐姐，算是个见证人，一起去了虎子哥哥住的旅馆。

那么，大舅是怎样一个反革命呢？因为父母的韪莫如深，令我感到十分神秘。
原来大舅在抗战时期，参加了敌伪军。还是个小军官。
当时在鲁南二军分区地区，有两个响当当人物。一个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长，叫路虎子。足智多谋杀人如麻，是当地当时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因为犯事被判刑，文革后专程来上海找当年的领导们出具证明，要上京平反。他晚年是穿着军装在村里走来走去的，级别和县委书记平级，神气得很。据他自己说小说《烈火金钢》里的肖飞即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
另一个是敌伪军的头目，叫贺狗子，也是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这两人在家乡的土地上展开了斗争，抗日和投敌的战争，在他们之间几乎就是两人的意气争斗，各出奇招杀来杀去，杀的都是同胞，小日本鬼子没几个 。提起贺狗子，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贺狗子有名，还在于他有一个漂亮的小老婆，经常穿着锦缎衣服花枝招展，骑着日本人的洋马在县城里溜达。
大舅并不在贺狗子的队伍里。他到外乡去当了伪军。
抗战结束，他自然又成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也就是杂牌军人员了。
在解放战争后期，大舅就脱队了，往南边跑，跑到了南京，隐姓埋名，在南京下关摆摊度日。
在他的旁边，也有一个摆摊妇人。虽然听口音像是同乡，但各有心事并无来往。时日久了，妇人见大舅带着一个小孩，很多艰辛，便帮着补补洗洗。原来那妇人竟是大名鼎鼎贺狗子的小老婆，贺狗子被毙，她一人流落至此。
背景身世相同，都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他们搭伙，像夫妻一样的生活在一起了。据说大舅身高一米八，相貌堂堂，为人仗义。
大舅他们是在云南被逮住的。因为南京也朝不保夕，大舅总还有些渠道吧，知道原先的部队或是国民党的军队有往云南边境入缅甸等国的，这是一条生路。于是向云南进发。
大舅在云南个旧地方被共产党抓住。很快就被查出历史问题。在经过调查后，查明大舅在老家没有血案，似乎口碑还不错，因此带了个历史反革命帽子，判了个15年徒刑。当年政府一定是调查到父母这儿来了，所以他们其实对大舅的情况很了解。母亲对大舅和贺狗子的小老婆在一起一直不理解，觉得很丢人，从不在人前提起。在以后还曾多次嗤之以鼻呢。
大舅入狱。虎子哥哥就和她一起过。政府安排她在餐馆里做服务员。虎子哥哥在这十多年里是怎样过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堂哥。可想而知，我们的天地是截然不同的。直到了文革初期，他来了上海，那时他已经工作，就在餐馆所属的上级单位副食品公司做运货司机。

一定是母亲没让虎子哥哥来家住，所以他就住在北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我记得母亲事后和父亲绘声绘色的说起见面的情况。虎子哥哥一见我母亲，马上泣不成声，叫声：三姑，并且跪下了（写到这儿，我的鼻子发酸）。我母亲却厉声说：哭什么哭。然后说了一通革命道理。
我看到过大舅写得信，是直排的，文法古旧，信里详细介绍了云南白药的使用方法。那次见面如何结束，是怎样的效果，我不得而知。但从此在立柜的抽屉里有两瓶云南白药，里面有粒红色的小丸子，据说它有立即止血的功效。可是直到文革结束，那药没有用过。但小红丸却不知被谁玩丢了。
接下来，父母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也许经过文革使母亲有所反省，总之在文革结束后，母亲通过济南的小姨和乡下的二姨她们和大舅联系上了，这时能够经常听到她提起大舅，并且唏嘘不已，但就是永远不提舅妈。他们兄妹有见一面的强烈心思，可是大舅有严重的关节炎，已经不良于行；而母亲在文革遭受摧残，有严重心脏病，坐电梯都不行，更不用说坐飞机了。于是父亲作为家庭使节，也是革命和反革命拥抱的代表，专程去了云南见大舅。据父亲说，大舅已经常年卧床，见到我父亲，老泪纵横，两人都感叹。大舅握着父亲的手，叫着父亲的名字，哭着说：我这一生真窝囊啊。我入伪军和国民党，还有几个军饷可拿，入了你们八路，没军饷拿啊，下面还有几个弟妹们我要负担。
父亲见到了她，觉得她对大舅很有感情。私底下他问大舅，她如何？大舅没多说啥，只说了自己关在大狱，她能带着虎子撑下来，等到他出狱，他很满足。大舅出狱后开了一家小饮食店，也是沾点公家的光，由虎子哥哥负责进货，他和舅妈两人打点。大舅手里也有点钱，经常寄钱给山东几个妹妹家。
父亲临走的时候，大舅指着床下他的鞋，要父亲递给他，他从鞋底里抽出一叠钱，要父亲带着。说儿子大了，家里人口多了，他自己撰点私房钱。他自小就最记挂三妹，看来这一生是见不到三妹的面了。大舅拉着父亲的手，号啕大哭，真的是生离死别。
第二年，大舅就去世了。母亲躺在床上，哭一会儿，止住了；想起来便又哭，这样连着几天，如生了一场大病。
所以我听到过大舅，却没见到过大舅。
虎子哥哥自从离开上海，一去不复返，从此不再和我家联系。他在改革年代承包了公司运输队，然后辞退工作自己办了个运输公司，他一直和另外几个姨保持着联系。在九十年代初，他给几个姨全家每个人打了个金戒指。消息传到母亲耳里，母亲哧了一声：这小子，记着我的仇了。所以直到今天，大舅我没见过，虎子哥哥也失之交臂，至今未见。虎子哥哥和单位里的会计结了婚，他长我十多岁，现在应该是六十多了，也该是子孙满堂了吧。
虎子哥哥的亲妈我从来没听父母谈起过。这个后妈我熟悉的是她以前的事。想来一定也过世了吧。
母亲和大舅积一个甲子年数未曾见面，到最后只能从电话里听听声音，这和阴阳隔界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更增添几分悲情。
母亲和大舅的遭遇，在几十年革命大潮里也许只是小巫见大巫的经历。和赵紫阳在枪毙自己父亲的判决书上签字，这又算得了啥呢？
可是，在我幼稚的心灵里，却洒下了怀疑革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