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挑动了七七事变和日本侵华
读书札记：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2）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多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影响。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这是一本描写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叙事史。本书史实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有很多正史没有的史实。很少读到如此好看的历史巨著。
日本的现代化：日本不能吸收基督教传统的个人道德责任的观念，保留了日本传统的集体责任的强大残余。日本人擅长纯功利主义的模仿性吸收。从中国那里，日本拿来了礼仪、音乐、儒家经典、道家箴言、各种类型的佛家思考、密教神话、宋代绘画，作诗填词和历法制定。日本从西方拿来了技术、医药、行政和商业规程。但中华文明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架构很大程度上被舍弃了；西方古典时代或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对日本的影响并不大。吸引日本人的是现代的新奇，而非古代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始终是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他们追逐时尚，文化基质不受什么影响。
中国人生活在空间的领域，而日本人生活在时间的领域。在华北大平原上中国发展出了一套宏大庄严、秩序井然的宇宙哲学，满足于它的缓慢演变。日本是一连串蜘蛛网似的的小岛的集合，有点像古希腊，就其线性发展的意识而言几乎就是西方的，以十分谨慎的速度从一点赶往另一点。日本人有一种时间概念，他们的紧迫感在非西方文化中几乎独一无二，并且始终有一种精力旺盛的社会压力。
日本的工业化是由精英阶层审慎决策自上而下强加的，这解释了日本进步发展的惊人速度。这场运动不是对市场力量的自发反应，而是全民一致，没有任何明显不同意的声音，这种一致裹挟着人们向前。因此，这更像是1914年之前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
日本占领朝鲜的最初意图是拒绝把它交给欧洲列强，组成东亚同盟，一个对抗西方的防御型商业、政治和军事同盟，并自居领袖。日本因此会成为第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伟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赢得一个由附属的同盟国和卫星国组成的大家庭。日本从未完全放弃过这一政策。它后来的一些做法无不反映了这一政策：要求在国联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的条款，虔诚地坚持认为它在中国大陆的一切活动都符合中国人自己的利益，1941～1945年战争期间在它占领的领土上建立傀儡政权，并把它们整合在“大东亚共荣圈”里。
战后宪法改革本质上是观念的革新：国家是为它的公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它鼓励家庭作为国家之外的一个替代性的忠诚中心的出现，鼓励很多体现了家庭象征的组织的出现，从而给一种新的、健康的个人主义奠定了基础。正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家庭，无论是其生物学的形式还是其扩展形式，提供了消解极权主义传染病的天然解药。
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其实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它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一个简单易懂的实例。高比例的固定资本构成，很少非生产性的投资。适度的税收。很低的国防和行政支出。很高的个人储蓄率，通过银行系统有效地流进了工业。十分精明地进口外国的技术。现代工厂非常快的替代率，由于引人注目的工资约束，加上生产率远远地跑在了工资的前面，从而成为可能。劳动力因为农业部门的收缩而十分丰富，而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技之长。日本实实在在地从天上掉下的两笔意外横财中得到了好处：先是朝鲜战争，然后是越南战争。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部保护和出口支持。但它主要的贡献是根据亚当·斯密的模型，建立了一个内部激烈竞争的架构，以及善待企业的风气。
日本侵华：没有一个日本决策者透彻思考过他们的计划。他们全都是才华横溢的战术家；没有一个人是战略家。对于开始一场战争，每个人都有引人注目的想法；但从头至尾，从1931年直至1945年的惨败时刻，没有一个日本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设想过战争可能会如何结束。
对中日战争感兴趣的唯一大国是苏联；中国方面唯一从这场战争得到好处是中共。7月7日卢沟桥事变导致了全面战争。有意思的是，对阵的两个指挥官（国民党华北总司令宋哲元和日军总司令桥本群）相处友好，他们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其所能地给这一事件灭火。但接二连三的无法解释的暴力行动清楚地表明，有人故意寻求全面冲突。七七事变期间在场的日本军官都认为，暴力是中国军队中毛的间谍奉苏联的指示行事，挑起了这场战争。1967年，日本的苏联问题专家土居朋夫将军说：“我们当时太单纯，没能认识到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一场阴谋。”事变发生后，中国人的行为比日本人更不妥协、更傲慢，他们主动使战争蔓延开来。
苏联是中日战争的大赢家。日本与苏联的边境一直保持紧张，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军事冲突。如果没有中日战争，日本无疑有能力跟苏联人爆发全面冲突，并把他们赶出远东。另一个赢家是毛泽东。1937年秋天，他告诉手下：中日冲突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好的扩张机会。我们的政策是：七分扩张，二分防蒋，一分抗日。这一政策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和国民党合作，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第二阶段，我们将实现在力量上和国民党并驾齐驱。第三阶段，深入渗透中国的各个地区，建立对国民党发起进攻的根据地。
如果希特勒在1941年首先对抗英国，那么，日本的南方战略就对他有利。如果他首先对抗苏联，那么，劝说日本人进攻苏联就符合他的利益。1941年4月初，强烈亲轴心国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柏林时，希特勒对他闭口不谈自己进攻苏联的计划。松冈去了莫斯科，并在4月13日与斯大林签署了一份中立条约，为“南方”战略扫清了道路。当希特勒8周后入侵苏联的时候，松冈对他的同僚们承认：“我之所以缔结中立条约，是因为我认为德国和苏联不会开战。如果我知道他们会开战……我就不会缔结《中立条约》了。”从此以后，日本迈向了“南方”战略，到10月份，苏联间谍佐尔格告诉斯大林，把东线的大约20个师调到西线是安全的，他们及时赶到了那里，参加了12月的反攻。
希特勒为日本攻击美国扫清了道路，11月21日，他让里宾特洛甫给日本一项保证：在对美国的战争中，德国将和日本联手。从希特勒的观点看，日本在12月8日凌晨两点对英国和美国发动突然袭击选择了最糟糕的时机，因为它刚好出现在斯大林反攻的不祥消息传来两天之后。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国宣战。里宾特洛甫召见美国代办利兰·莫里斯，尖声大叫：“你们的总统想要这场战争，现在他得到了！”然后脚步沉重地走出了房间。
事实上，假如不是希特勒采取主动的话，罗斯福最不可能说服国会对德国开战，更不用说优先考虑打败德国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冒了一个并不成功的大险侵苏，从此，他能够寄予希望的最好的战争结果是打个平手。但在1941年12月11日，他的决定使他的失败无可挽回。日本的参战同样短视。但背景更为复杂。它包括可以称之为歇斯底里的成分。正如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所言：“全民的绝望心理发展成了甘冒一切风险的决心。”
日本人在战俘营里杀死的英国军人比战场上还要多。事实上，日本人的战俘管理记录比纳粹分子糟糕得多：德国和意大利拘押的23.5万名英美战俘当中，只有4%的人死亡，而日本监禁的13.2万名战俘有27%的人死亡。
大萧条：哈定继承了美国历史上最急剧的经济衰退之一。到1921年7月，一切都已过去，经济再次繁荣。除了削减政府开支之外，哈定什么事也没做，这是最后一次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通过古典的自由放任方法并允许工资自由降低至自然水平来对付经济衰退。摩根大通的本杰明·安德森后来称之为“我们最后一次自然恢复充分就业”。但削减开支是重要的。实际上，哈定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导致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的总统，比威尔逊政府和平时期的开支节约了将近40%。
作为8年的商务部长，与哈定-柯立芝政府的总体目标（或者毋宁说是无目标）背道而驰，胡佛显示出自己是个社团主义者、一个活动家和干涉主义者。他的前任奥斯卡·施特劳斯告诉他，他一天只需要工作两个小时，“夜里把鱼放到海底，然后拧亮海岸周围的灯”。事实上，他的商务部是唯一一个增加了办事员的政府部门，从13005人增加到了15850人，其开支也从2450万美元增加到了3760万美元。胡佛的社团主义--政府、商界、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齐心协力，使生活变得更好--是那个时代开明资本家、左翼共和党人和非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普遍接受的智慧。
在所有本质方面，胡佛的行动都包含了后来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他大刀阔斧地减税。一个年收入4000美元的有家男人的税收降低了三分之二。他提高了政府支出，故意让政府赤字增长到了1931年的22亿美元，使得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30年16.4%增长到了1931年的21.5%。政府支出的这一增长幅度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在和平时期最大的，在1931年达到13亿美元。
胡佛4年任期内开始的重大公共工程比过去30年还要多，它们包括旧金山湾大桥、洛杉矶高架渠和胡佛水坝；开辟圣劳伦斯海上航道。1932年7月，他创立的复兴金融公司的资本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38亿美元，新通过的《紧急救济和建设法案》扩大了它的积极角色：仅1932年就给出了23亿美元的信用和16亿美元的现金。由于当时的要求，财政预算在两年赤字之后必须回归平衡，1932年的《收入法案》见证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税收增长，最高税率从四分之一跃升至63%。
关于罗斯福：罗斯福在对外政策中有一种反复的轻浮。一个典型特征是，在1930年代晚期，关于英国，以及关于总体上的欧洲事件，他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是《周刊》（The Week），这是一份极左阴谋论小报。罗斯福把强烈反英的约瑟夫·肯尼迪派去了伦敦，把腐败而容易上当受骗的约瑟夫·戴维斯派去了莫斯科。
罗斯福一直亲苏，一旦苏联参战，他就倾向参战。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写信给他说：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是一项在全国各地都深受欢迎的举措，就像你能够做到的那样。从对日石油禁运中可能会发展出这样一种形势，它使得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很容易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投入这场战争。如果我们就这样间接地被卷入进来，我们就会避免人们批评我们是作为共产主义苏联的盟友而主动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就是这样卷入的。1917年初，美国破译了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发给墨西哥总统的一封电报，内容是提议德国帮助墨西哥重新夺回得克萨斯。大肆宣扬之后，这一行动帮助把美国拉入了战争。
伏尔加德意志自治共和国的日耳曼人有165万，他们全都被赶进了西伯利亚。紧随其后的是另外几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北高加索的巴尔干人、来自里海西北地区的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苏联-土耳其边境的梅斯赫特人。车臣人在1944年2月2被装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货车上被运走。正是运送部队的交通工具和吉普车在1943～1944年赋予苏联红军以决定性的、越来越强的机动性，而这些装备都来自美国的工厂。
通过英国“恩尼格玛/奥尔特拉”情报系统获得的材料，斯大林极其详细地了解到了德军在东线的部署和计划，帮助了苏联1942年之后的战役，并使得斯大林在1943～1944年的几次辉煌胜利成为可能。1941年秋天火速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军需，使得斯大林12月6日的反攻成为可能，并在第一个绝望的冬天让天平出现了倾斜。它们包括200架现代战斗机，起初打算用于英国在新加坡的易受攻击的基地，那里几乎没有现代战斗机。这些飞机（外加坦克）的转移给苏联注定了新加坡在劫难逃的厄运。就这样，通过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丘吉尔，英国最后一个重要的帝国主义者，为了保全一个极权主义的帝国，而牺牲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