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大一统之弊
读书札记：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
张宏杰的《简谈中国史》把中国放在世界史坐标之下，从横向对比中，揭示历史驱动的深层原因。张宏杰的历史都写得有趣有味。
世界文明的最早中心是中亚的两河流域：著名的发明如青铜技术、小麦、大麦、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中亚的青铜技术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和农具，进入中国后，主要用途是祭祀用具。公元前5000年左右，马在中亚高原被驯化。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发明了轮子。两者的结合就是战车。马和战车在商代传入中国。马和与马有关的器具对文明发展非常重要。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一种挽具，套在马的肩部，让马能轻松地拉犁，结果生产效率大增。马一天的工作量是牛的3~4倍。中国一直使用牛耕，这也是生产力落后于欧洲的原因之一。轮子的发明让马用于运输和战争。战争是文明碰撞的主要途径。所以马和轮子对文明进程的影响极大。美洲印第安人没有马和轮子，是他们文明落后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发明是马镫，马镫使骑兵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麦子，多石的山坡适合种葡萄和橄榄，养羊。生产出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用来交易粮食。所以希腊人善于航海经商。海上贸易和定居农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农业靠经验和老人，航海靠勇敢和青年。所以中国人重视祖宗和血缘，希腊人崇尚青春和力量。世界上主要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汉语中有350个亲属单词。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
商代重鬼神，周代信天命。周文化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中国从周代起就已经摆脱鬼神祭祀，成为一个致力于现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国家。这在人类世界中，应该是最早的。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们沉迷于对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为彼岸世界做准备。苏美尔人说，神创造了人，就是为了服侍神。美洲的印第安人用自己最优秀的青年的生命向神祭祀。
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这是构成中西历史风貌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崇尚一元与崇尚多元，从上古时期就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难以持续保持活力。法国的集权过程与中国秦朝的集权过程非常相似。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取代了原来的自治社会。中央集权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有机社会，制造出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会，这样一盘散沙的社会缺乏抵御和消化各种社会动荡的能力。正是因此，大革命能够轻松地席卷法国。托克维尔说，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法国人的自治能力，“它持续地使在这种民众中创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
欧洲封建领主的实力来自领地内民众的效忠，而不是凭借上级的赏识。他们很在乎是否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制定措施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剥削和压迫必须有一定限度。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力比较差。上一级的命令只能到达下一级，而无法穿透一层层的层级结构到达社会最底层。这样的社会，汲取能力很有限。农奴还受到契约和庄园法庭的保护。中国官僚集团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不一样，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听，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因为他们是“流官”，干几年就走。皇帝的命令很容易直接贯彻到社会最底层，想要收多少税，马上就能收上来；想要调动多少人修长城，马上就能调动起来，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中国历史多酷吏。
专制国家的性格败坏了民众的品质。君权强大蛮横，蔑视法律，政策朝三暮四，缺乏稳定性。在这样的政府下生活的民众也模仿政府的行为方式，内心深处不相信法律，只想钻法律的空子。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此也不遵守法律，而是相信贿赂和个人关系。他们表面上顺服权力的安排，当政府权力高压一旦减轻，民众就会从顺民一下子变成暴民。托克维尔说，正是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
与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不同，西欧近代的集权国家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出现的，因此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因此，虽然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是大共同体，但是它们都保留了很多自治传统。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讨论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没有失去自治能力。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由于私有产权不受到保护，中国商人和农民都醉心于通过高利贷和单纯的商业交易，取得短期利润，同时把剩余利润用来购买土地，认为这才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对比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的英国，商人们更愿意把海外的利润投入国内的制造业中。海外来的金钱大大促进了英国对工业尤其是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这是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 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大一统崩坏，没有了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大一统崩坏时期恰恰是中国近代史上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在现代铁路建设、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2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
中国大一统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后的力量，用于提供公众服务的并不多。传统时代的财政结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皇室和贵族们的消费，另一个就是供养军队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葛剑雄说，有些人认为传统政权既然集中了力量，“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那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 集中力量是可以办大事，但是没有权力制衡，很多大事最后被证明是残害人民、让历史倒退的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