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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战乱频仍?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战乱频仍?

博客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

汉语中革命的原意是改朝换代,中国从夏商周至清经历了二十六次“革命”,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多数农民起义都逐鹿天下,问鼎中原,以皇权为目标。

日本皇权从公元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直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从未换过。英国历史上发生过黑死病、大宪章、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光荣革命、英国内战等等社会大动荡,但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四十一位国王,都多少带有威廉一世的血统。波兰只有皮亚斯特和雅盖洛两个王朝。两个王朝有血缘继承关系。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铸就万年基业,改封建制为郡县制, 变松散管理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严厉控制,整个帝国如同一个铁桶。“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谁料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帝国二世而亡。以后的帝国都袭用秦制,都没能逃过十几年到几百年就改朝换代的命运。大而严厉的中国皇权为什么比小而松散的欧州,朝鲜、日本的王权更短命?

主要原因是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一个政权的基石。缺乏合法性则得位不正,不为民众认可,难以持久。欧洲君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宗教,王位的继承需要教宗的确认。后来英国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但每次新国王即位,还需要国教大主教的加冕。由于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没有宗教的承认,任何王位篡夺者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是合一的,天皇就是神道教总神官,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以血统继承王位。这种来自宗教的合法性确认,对非法的王位觊觎者是个很难跨越的障碍,把武力篡取的野心扼杀于摇篮之中。宗教的一贯性强调王位继承的血缘性,英国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反叛,必需宣称自己是伦敦塔里的两个王子的弟弟约克公爵理查。而中国的改朝换代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教承认,血缘不是障碍。所以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国君权的合法性来自所谓天命,君权神授。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帝称为天子。与血缘相比,实际上天命是一个更合理的合法性认证。如果天子失德无道则丢失天命,人民有权推翻他,而天命转移到新朝。革命本意就是天命的更迭。《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给予人民推翻腐败王朝的正当理由。但是天命也是一个模糊的低位的合法机制。可以由天象和自然灾害来解释,也可以由神话传说编造,有很大的任意性。天命的解释权没有一个唯一的权威机构,甚至可以来自造反者的自封。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陈胜把写下“陈胜王”的布,塞到鱼腹中,让厨子杀鱼时发现。吴广在庙中,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元末农民大起义韩山童在河道埋下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借用天象、谶语、童谣、自然灾害来作为天命的合法性。天命还可以事后核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成王败寇,天命的合法性也可由胜利者追加。每个新朝都在自己的史书上编造了开国皇帝得到天命授权的神话。比如刘邦老妈在湖边睡觉,梦与神交,刘邦的老爹看见一条龙和她满床打滚,因此怀孕,生下刘邦。刘邦斩白蛇起义,遇一老妇夜哭,称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所杀。《宋史》中说,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满屋,通体金黄,三日不变。

既要为我朝推翻前朝提供合法性,又要杜绝自己被革命的危险,所以汉景帝只好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将天命授权当作理论讨论禁区。这是所有守成君主的忌讳。

原因之二是中国自秦朝开始都是中央集权制。而欧洲和日本都是封建制,君权受限,君位和权力结合松散,人们对王室有脱离权力的敬畏乃至敬爱,王室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征。追逐权力者不必通过对王位的追逐来实现。而皇权越大,越容易成为追逐权力的野心家的目标,权力变更只能通过改朝换代而实现。所以皇权越大,越容易改朝换代。

中国的农民起义也远比其他国家多,而且多以争夺皇权为目标。较大的有:秦朝的陈胜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瓦岗军,唐朝的黄巢,北宋的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南宋的钟相、杨幺,元朝的红巾军,明朝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朝的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有一次半的农民起义。

跟中国相比,欧洲的农民起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8世纪才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到16世纪,欧洲大大小小那么多国家,农民起义加在一起也不十次。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主要是贵族战争。

中世纪的欧洲,权力比较分散,国王、主教、封建领主互相制约。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的手段。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依附属的农民,否则农民会逃走。这就会迫使各封建领主,实施一些比较仁政的措施,以招徕与留住农民。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相似,存在很多小国,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悦,远者来”。人民有用脚选择的权利。所以春秋战国516年鲜有人民起义发生(历史记载只有小规模的暴动和民溃以及盗跖和庄蹻这样的大盗)。封建制下,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间接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下,国家的暴敛横征与人民直接冲突,是农民起义的直接诱因,比如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官逼民反。但凡有一丝活路,农民都不会起义。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中国自秦朝以后都是集权帝制大一统的国家。分散的农民对皇权很难抵抗。封建制下,农民一般只向领主交租,而在集权帝制下,农民除交给地主的地租外,还要向国家交税。集权帝制用流官管理地方,官员们只向上负责,为了政绩和发财,刮地皮似地增加赋税。所以中国农民远比同时代的欧洲农民生活艰难。中国古代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大约640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为1070斤。11世纪的英国农民,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这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欧洲社会呈多元结构和多权制衡,社会存在多种改正渠道,在农民忍无可忍之前,常常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换代都有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所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在重复“发展--毁灭和坐稳奴隶--坐不稳奴隶”的周期循环中。比较宗教和天命,民主制度以多数人的选票提供合法性机制,是更合理且平稳的“改朝换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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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思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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