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解密敦煌往事（1）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至唐时已有一千多个窟龛，内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约492个，其中彩塑有2455身，壁画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还有唐宋所建的木构窟檐五座。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集绘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宏伟的艺术宝窟。每个洞窟里的壁画都从天花板到墙角，从北魏时期一直到元朝，一代一代的画法嬗变，清晰可辨，可以说简直是一部生动、详尽的中国美术史课本和一座最大的绘画博物馆。敦煌艺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张大千自己评价敦煌时曾这样说过：“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令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最早是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那里知道敦煌的，说那里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像等，并告诉张大千有机会一定去那里见识一下。那时大家还不知道敦煌有那么多更有价值、更加炫目的壁画。所以张大千向往敦煌已久。在苏州网师园居住期间，他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住前后院，几年间与叶交往成为挚友，叶也常常对张提起敦煌。他的理论是：“一个治学的人必须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发源于黄河两岸，一个人如不沿河静观，不到西北那边去走走，胸襟就不会扩大，学问也不得成功。总呆在江南是不行的。”

    他神色郑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到清朝这五百年间，我国的人物画在衰退。我国人物画的顶峰是在唐朝，宋朝时还有李龙眠，到了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伯虎、仇十州等人，明朝末年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了清朝就后继无人了。所以你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唐宋六朝人的画。”

    张大千就问：“我也曾听曾、李两位恩师说过这个道理，只是这唐宋六朝人的画，该去哪里找呢？”

    叶恭绰沉吟半刻说：“所以我刚才劝你应把黄河走完，看看中原的伟大，那些地方一定会有许多建筑、雕塑等，会对你有益。不管你是坐车、骑马还是走路，都一定要沿着黄河走一趟，有困难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你不要以为在绘画上古人是英雄，我们就不是。只要你肯用功，你就是英雄。并不是只有天生的异人才能当英雄，你也可以做。并且我相信以你的才华将来必有不可限量甚至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听后深受鼓舞，应该说曾农髯、李瑞清、叶恭绰这三位前辈的话对他下决心去敦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对叶恭绰的为人尤其敬重，因为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一个感人的故事，让张大千深感叶恭绰的真诚和重义，并也在画坛上传为佳话。

    张大千二十多岁初来上海时，曾喜欢玩一种在文人间很盛行的赌博游戏，即“诗钟博戏”，也就是打诗谜、打诗条。年轻的大千深深地迷陷其中，不仅赌输了很多钱，甚至还把家里祖传的一件碑帖——《王右军曹娥碑》给输掉了。这可是件极其珍贵的碑帖啊，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碑帖非常走俏，因此也索价颇高。这件祖传的珍品输掉后，张大千难过极了，也就突然顿悟并从此戒赌了。这件令他伤心和万分后悔的往事随着他的戒赌而渐渐被淡忘，转眼过去了十年光景。这一年张太夫人曾友贞病危，张大千日夜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偏巧有一天老人家忽然向张大千问起曹娥碑来，并说要看一看。张大千登时惊起一身冷汗，谎称把碑放在网师园里了。于是曾老太叮嘱他一定回苏州取回来让她看一眼，否则她心里惦念，会走得不安心的。

    回到网师园后，他一筹莫展，二哥张善子早就为赌博输碑之事责备过他多次，此时也无计可施，只有相对叹气。正在这时叶恭绰来访。

    叶恭绰以前曾先后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孙中山的大本营财政部长，但由于为人清正，不喜欢政务活动，所以40岁之后干脆弃政从文，专心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工作，闲来喜欢画画，尤其画竹很拿手。张氏昆仲能搬来网师园居住，还得益于他的帮忙哩。

    叶恭绰进得门来，看见兄弟俩愁眉苦脸，似有非常苦恼的心事，不禁问其究竟。谁知听后他竟指指自己的鼻尖说：“这件事嘛，好办！因为这件宝贝就在区区这里。”

    张大千一听惊喜得眼泪当即流了出来，赶紧说：“我知道誉虎（叶的字号）先生一向视文物为珍藏，是不会再卖的，小弟我只想借来让病榻上的老母看一眼就行，然后即刻归还，不知可否？”

    谁知叶恭绰听后朗声说：“这是什么话，我虽一生爱好珍藏，却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丧志。既是你祖传之物，太夫人又病危之中想看一眼，我理当完璧归赵，哪有要钱之理！”随后取来曹娥碑交给张大千，把兄弟俩感动得双双跪下，叩头致谢。拿回去给太夫人看过之后，太夫人这才安然逝去。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张大千可能会更早些时间去敦煌。但去敦煌又谈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资奇缺，除了成都到兰州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飞机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货运卡车之类交通工具来行走漫漫长路，路过沙漠地带就只能骑马或骆驼风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险，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并且河西走廊这一带属马家军马步青部队管辖，不经他的许可，谁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

    最后又是得助于张群的关照。张群出面命其部下鲁大昌、蔡孟坚等人帮忙，蔡孟坚时任兰州市市长，而兰州当时是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的辖区。

    “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引自张大千的《我与敦煌》一文）

    有趣的是，当风尘仆仆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面前时，让马步青大为惊讶与愕然。大名鼎鼎的张大千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身材矮小、胡子邋遢、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驼毛大袍的小老头。马步青当时就不禁乐了，甚至很粗鲁地和张大千开起玩笑，戏称张就像是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农夫。马步青的傲慢气势登时把张大千的自尊心刺伤了，张大千二话不说，当即叫马步青的副官取出纸墨，在地上飞快写出一首诗来送给了马步青。马步青先一见纸上的字便立刻肃然起敬起来，再一看写的那首诗：“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做东乡卖蛋人。”

    马步青立刻惭愧地拱手道歉。当时在旁的还有蔡孟坚，这一幕给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也对大千的才华和为人终生仰慕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