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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人生自古伤离别(1)

【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人生自古伤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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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1)

作者:文欢
 

      1949年4月的成都更像一座危城,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相继解放,西南这片山水虽仍属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但形势已十分明了,共产党解放这座城市已近在咫尺;这里不过是国民党退兵的一个中转站,国民党大批的败军正从这里向台湾撤退。

    张大千接到徐悲鸿从北平来的信,得知徐悲鸿继续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并将与郭沫若、翦伯赞、郑振铎等人一起,去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同时还将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信中还邀请张大千最好也能去北平,一起参与筹备工作。

    张大千虽很被老友的一番诚意所打动,但眼下却又实在走不开。

    他在成都西郊的金牛坝买下的一座宅院刚刚建好,起名为“税牛庵”。在庭院里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还养了几只白猿。一大家人此时分为两处居住,他和徐雯波及男弟子们住在“税牛庵”,大夫人曾正蓉和三夫人杨宛君则领女弟子们住在南部的沙河堡。

    这是张大千第一次置办产业,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游历,他一直是以旅居、借居或合居的形式四处栖身。刚在画坛崭露头角的1929-1931年间,他住在浙江嘉善陈氏的“来青堂”,这里交通便利,既离上海很近,又能避开大城市里的喧嚣;1932-1937年间住在苏州的“网师园”;抗战期间则来往于北京颐和园中的“听鹂馆”、青城山上的著名道观“上清宫”;接着是近三年的敦煌莫高窟等。

    张大千是个异常讲究生活环境的艺术家,所选择的住处无不清幽雅丽,精致不凡。当然也所赀不菲。

    房子总算安置下来,但最要紧的仍是得考虑继续挣钱以维持家用。这也是古往今来职业画家们的生活方式:鬻画为生嘛!

    恰在此时又有两个邀请办画展的请帖寄来,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台湾。

    这两个地方都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尤其是印度,他在敦煌时,便一直对史学家们所持的一种观点不能认同:他们认为敦煌壁画应该属于佛教艺术,而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因此敦煌艺术应算做印度艺术的传入,敦煌壁画是模仿的印度壁画。

    但张大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分析研究,则认为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但这些壁画则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而来。为此他常常和那些专家学者争论,那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亲自去印度看一看。他坚信如此伟大的敦煌艺术,就是中国历代的艺术家们的心血之作。

    此次画展的邀请函是以印度国家美术学会名义发来的,但最主要的筹划者却是张大千的好友、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

    虽然此时的成都局势不稳,秩序一派混乱,但张大千还是关起门来,竭力避开喧扰,集中精力开始作画,为两个画展筹备新作品。

    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解放地区已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筹建工作。

    1949年7月,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成立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会上,徐悲鸿当选为美协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美协副主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各方代表六百余位。

    徐悲鸿再次来信邀请张大千去北平艺专当教授,并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北平艺专即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美术界的最高学府,这个月薪也是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但即使已是这样的高月薪,对张大千来说,也根本是杯水车薪罢了,远不够养活一大家人的。初建时新中国的贫瘠和困难可见一斑。对共产党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他觉得无法适应。此时的张大千已另有打算,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1949年11月,“张大千画展”如期在台北隆重举行,除少数敦煌摹画外,展品多为近期力作。这是张大千第一次来到台湾,宝岛绚丽的热带风光让他非常喜欢,并流连忘返。一边开画展,一边和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等人游览台湾名胜。

    此时二百多万从大陆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家属使岛上人口剧增,几乎人满为患,给生活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危机与困难。台湾的广播、报纸等各种传媒被国民党迅速垄断,开始大造反共、防共、恐共的舆论。这让张大千的心不禁悬了起来,他担心着家人的情况,同时也在反复权衡和考虑自己的去向。可以说现在是已到了抉择时候了。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过来,与国民党许多高层政要还算有些交情并可以依靠,而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但真要委身于国民党统辖下的地盘,张大千也不情愿。如果能游离开两个政权之外,另辟一处相对自由些的“世外桃源”就好了。

    11月29日,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撤回到台北,他是张大千的老朋友,在上海时和张善子、张大千同是“寒之友会”的社友,关系非同一般。此次从重庆飞回台湾,因离开得匆忙,连家人都没能带出来,局势紧张到何种地步已显而易见。随即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重庆即宣告“撤守”。

    张大千闻讯急忙前去拜见,于右任见张大千此时在台北,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告诉张大千四川马上就要被共产党占领,赶快回去接家人吧。

    张大千顿时心急如焚起来。12月1日,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陈诚邀请张大千吃饭。心事重重的张大千哪里有心情赴宴,加上他并不认识陈诚,于是便想回绝。但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却极力劝说他去赴宴,以了解些时局消息。

    张大千只好忧心忡忡地前去赴宴,谁知竟在宴席上看见了老友溥心,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原来陈诚正是因为仰慕这两位在中国被称为“南张北溥”的两大画坛巨擘,才趁两位大师都在台湾之际,想结识一下他们。在座相陪的是台湾书画界的著名人士。这种艺术家们在一起的聚会是张大千所喜欢的。没想到陈诚还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当他在席间听说张大千只身一人在台,想回成都接家眷时,便马上答应给张大千负责来往的机票,并说:“亏得你现在说,不然过几天就来不及了。”

    溥心也替老友担忧着,此时他已决定定居台湾了。

    事不宜迟,张大千第二天便搭乘军机飞回了成都。

    回到家后,便马上抓紧收拾东西,让他犯愁的是他这些画怎样才能多带走一些。因为印度的画展已定于1950年的年初,而现在已经12月份了。

    印度的画展是老友罗家伦为他筹划的,原计划是定在1951年举办;但罗家伦想到此时国内的局势不稳,并且印度政府已在考虑承认中共政府,而他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驻印度大使,所以便力主把画展提前一年举办。张大千也觉提前为好。果然一年后印度便与新中国建交,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国民党驻印度使馆只得降旗撤回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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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peterpan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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