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人生自古伤离别（1）

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1）

作者：文欢
 

      1949年4月的成都更像一座危城，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相继解放，西南这片山水虽仍属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但形势已十分明了，共产党解放这座城市已近在咫尺；这里不过是国民党退兵的一个中转站，国民党大批的败军正从这里向台湾撤退。

    张大千接到徐悲鸿从北平来的信，得知徐悲鸿继续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并将与郭沫若、翦伯赞、郑振铎等人一起，去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同时还将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信中还邀请张大千最好也能去北平，一起参与筹备工作。

    张大千虽很被老友的一番诚意所打动，但眼下却又实在走不开。

    他在成都西郊的金牛坝买下的一座宅院刚刚建好，起名为“税牛庵”。在庭院里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还养了几只白猿。一大家人此时分为两处居住，他和徐雯波及男弟子们住在“税牛庵”，大夫人曾正蓉和三夫人杨宛君则领女弟子们住在南部的沙河堡。

    这是张大千第一次置办产业，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游历，他一直是以旅居、借居或合居的形式四处栖身。刚在画坛崭露头角的1929-1931年间，他住在浙江嘉善陈氏的“来青堂”，这里交通便利，既离上海很近，又能避开大城市里的喧嚣；1932-1937年间住在苏州的“网师园”；抗战期间则来往于北京颐和园中的“听鹂馆”、青城山上的著名道观“上清宫”；接着是近三年的敦煌莫高窟等。

    张大千是个异常讲究生活环境的艺术家，所选择的住处无不清幽雅丽，精致不凡。当然也所赀不菲。

    房子总算安置下来，但最要紧的仍是得考虑继续挣钱以维持家用。这也是古往今来职业画家们的生活方式：鬻画为生嘛！

    恰在此时又有两个邀请办画展的请帖寄来，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台湾。

    这两个地方都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尤其是印度，他在敦煌时，便一直对史学家们所持的一种观点不能认同：他们认为敦煌壁画应该属于佛教艺术，而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因此敦煌艺术应算做印度艺术的传入，敦煌壁画是模仿的印度壁画。

    但张大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分析研究，则认为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但这些壁画则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而来。为此他常常和那些专家学者争论，那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亲自去印度看一看。他坚信如此伟大的敦煌艺术，就是中国历代的艺术家们的心血之作。

    此次画展的邀请函是以印度国家美术学会名义发来的，但最主要的筹划者却是张大千的好友、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

    虽然此时的成都局势不稳，秩序一派混乱，但张大千还是关起门来，竭力避开喧扰，集中精力开始作画，为两个画展筹备新作品。

    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解放地区已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筹建工作。

    1949年7月，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成立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会上，徐悲鸿当选为美协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美协副主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各方代表六百余位。

    徐悲鸿再次来信邀请张大千去北平艺专当教授，并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北平艺专即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美术界的最高学府，这个月薪也是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但即使已是这样的高月薪，对张大千来说，也根本是杯水车薪罢了，远不够养活一大家人的。初建时新中国的贫瘠和困难可见一斑。对共产党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他觉得无法适应。此时的张大千已另有打算，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1949年11月，“张大千画展”如期在台北隆重举行，除少数敦煌摹画外，展品多为近期力作。这是张大千第一次来到台湾，宝岛绚丽的热带风光让他非常喜欢，并流连忘返。一边开画展，一边和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等人游览台湾名胜。

    此时二百多万从大陆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家属使岛上人口剧增，几乎人满为患，给生活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危机与困难。台湾的广播、报纸等各种传媒被国民党迅速垄断，开始大造反共、防共、恐共的舆论。这让张大千的心不禁悬了起来，他担心着家人的情况，同时也在反复权衡和考虑自己的去向。可以说现在是已到了抉择时候了。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过来，与国民党许多高层政要还算有些交情并可以依靠，而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但真要委身于国民党统辖下的地盘，张大千也不情愿。如果能游离开两个政权之外，另辟一处相对自由些的“世外桃源”就好了。

    11月29日，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撤回到台北，他是张大千的老朋友，在上海时和张善子、张大千同是“寒之友会”的社友，关系非同一般。此次从重庆飞回台湾，因离开得匆忙，连家人都没能带出来，局势紧张到何种地步已显而易见。随即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重庆即宣告“撤守”。

    张大千闻讯急忙前去拜见，于右任见张大千此时在台北，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告诉张大千四川马上就要被共产党占领，赶快回去接家人吧。

    张大千顿时心急如焚起来。12月1日，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陈诚邀请张大千吃饭。心事重重的张大千哪里有心情赴宴，加上他并不认识陈诚，于是便想回绝。但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却极力劝说他去赴宴，以了解些时局消息。

    张大千只好忧心忡忡地前去赴宴，谁知竟在宴席上看见了老友溥心，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原来陈诚正是因为仰慕这两位在中国被称为“南张北溥”的两大画坛巨擘，才趁两位大师都在台湾之际，想结识一下他们。在座相陪的是台湾书画界的著名人士。这种艺术家们在一起的聚会是张大千所喜欢的。没想到陈诚还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当他在席间听说张大千只身一人在台，想回成都接家眷时，便马上答应给张大千负责来往的机票，并说：“亏得你现在说，不然过几天就来不及了。”

    溥心也替老友担忧着，此时他已决定定居台湾了。

    事不宜迟，张大千第二天便搭乘军机飞回了成都。

    回到家后，便马上抓紧收拾东西，让他犯愁的是他这些画怎样才能多带走一些。因为印度的画展已定于1950年的年初，而现在已经12月份了。

    印度的画展是老友罗家伦为他筹划的，原计划是定在1951年举办;但罗家伦想到此时国内的局势不稳，并且印度政府已在考虑承认中共政府，而他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驻印度大使，所以便力主把画展提前一年举办。张大千也觉提前为好。果然一年后印度便与新中国建交，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国民党驻印度使馆只得降旗撤回中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