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为毛泽东画《荷花图》（1）

    1949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后又露出的殷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从而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激情的同时，也伴有迷失、无奈和惶恐。政治风云的剧变，颠覆性的重大社会变革，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新旧政权之间周旋，虽然此时多数国人已不再怀疑共产党人在军事上的能力，但对他们能否掌管好国家还在拭目以待。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尤其是颇具“城府”的知识阶层，与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们相比，他们显得内敛和谨慎了许多。审时度势、以静制动，历来是改朝换代之际知识分子们所特有的心态。特别是充当喉舌的文艺界，因其肩负着舆论导向作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形势下，优秀的知识界精英们成了国共两党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一时间，有的不远万里海外归来，有的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只好无奈远离。知识分子的流动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当然，无论是归来还是离去，必有其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本也无可厚非。

    刚打下天下的共产党人不愧是胸襟宽广。新中国还没成立，他们就先把部分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请到北平聚会，为新中国建设献力献策。但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郭沫若也旗帜鲜明地宣布：出席大会的代表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显然，所欢迎的是那些能将政治和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文艺家们，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被新中国吸收和接纳。

    1949年7月，随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针。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这个“总方针”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因当时的新中国还处在襁褓阶段，力量还显稚嫩和薄弱，加上国际上孤立、国内斗争形势复杂而微妙等因素，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还可以被当时的文艺家们所理解。历史也证明，文化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同时，过度的强调政治也必定会背离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度，是一件比“文化艺术”本身还艺术的事。

    这个文艺方针的确立，让那些来自国统区或海外归来的文艺家们感到了不安。他们本来就对自己复杂的政治背景极为敏感，在这个与政治紧密挂钩的文艺方针下，他们的底气显现虚弱。而对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文艺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家们来说，则更在这股越来越汹涌的政治波浪中，感受到了更强大的压力和迷茫。随着新时代的突然降临，带给他们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创作要求，这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与那些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相比，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1949年的文艺战线，不管是来自国统区正自觉地“脱胎换骨，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著名作家萧乾语）的那些艺术家;还是来自于革命老区，在胜利的兴奋中，仍要“把握革命脉搏，继续前进”的左翼文艺代表们;无疑都试图在新政权领导下的体制中立足，为达目的，难免会以牺牲艺术的本身作为代价。

    这让那些本来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的文艺家们;或是家庭出身生活背景复杂的文艺家们，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自己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的对象。于是在这种带有生命个体体温的彷徨与恐惧中，很多人开始选择逃避。

    1949年，成为所有文艺家们是去是留的最终分水岭。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也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走”或“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转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国画大师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便由此展开，在决定离开的群体中，他算是备受关注和颇具争议的一位了。

    1949年，张大千正好50岁，中国古话有“五十知天命”的说法。

    50岁的张大千在中国当代的画坛上，可谓已达无人匹敌的宗师地位，以至三十几岁便被著名画家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四十几岁去敦煌的历练，更让其艺术达到一个新顶峰。在离开大陆海外生活的三十几年中，又因汲取西方的一些绘画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泼墨相融会，创造出中国国画的泼墨泼彩之神奇效果，而为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和笔直的，对于这些本身就有着太多传奇的艺术家们来说，更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分外耀眼的闪光点。

    1949年的2月，香港已暖意融融。

    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住在九龙地段的一幢公寓楼里。

    此时的四川还被国民党军队把持，成都一片混乱景象，物价乱涨，各种“学潮”、“工潮”不断，让张大千痛感“西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画桌”。正好此时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遂于1948年秋天时来到香港举办画展，其间又去澳门好友蔡昌鸾家小住一阵，不觉已过去数月。

    比起大陆新中国筹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香港显得平静许多，是个暂时可潜心作画的地方。香港虽然幅员不大，但因其殖民地自由港的特殊性，使之带有明显的信息网密布之特征，因此成为大小政治派系和各种势力较量胜负未决时的暂居地和避风港。这也是张大千多年来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中转地的原因。

    此次的“张大千画展”展出的多是临摹敦煌的壁画。从1943年6月离开面壁钻研近三年的敦煌后，张大千先是把敦煌摹画在兰州首展，接着又在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如惊雷满地，引起强烈反响。古老璀璨的敦煌艺术经张大千的挖掘和大力弘扬，不仅震动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也使他的名气在中国画坛上达登峰造极之位。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第一次见识到敦煌艺术的香港人大为惊叹，也引起香港文化界的格外瞩目。每天到寓所里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好在张大千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不管在哪儿，身边都少不了朋友的围簇。一边作画一边摆龙门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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