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方知是报应

© 徐敏｜文

夏衍

1951年6月下旬，夏衍率团出访返回北京，正埋头写出访总结，此时周扬打来电话，约他到家里面谈。见面后，周扬开口就问，报上批电影《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不等夏衍回答，又催促他说：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闻听，大感意外，解释说，自己和拍《武训传》这件事毫无关系。但周扬却提醒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上面亲自动手改过两次，其中大段文字出自上面亲笔。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岂能置身事外？

这让夏衍有点冤。最初，拍摄《武训传》的动议是胡乔木提出来的，夏衍不同意，并且说了“武训不足为训”这样的话。剧本审查通过后，夏衍又说上海无钱拍片，最终是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贷款解决的经费问题。《武训传》公映后，胡乔木曾组织文章大加赞扬，不久《武训传》受到批判，但并未波及到胡乔木。反而是夏衍，在周扬的敦促下，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违心地做了检讨。

检讨之后，夏衍从上海宣传部部长任上，调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经历了这样的遭遇之后，原本洒脱的夏衍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1955年5月25日，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召开联席会议。会上，胡风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撤销其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职务。为响应这一举措，有26人在会上发言，其中就包括夏衍。

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相识，但夏衍为了洗刷自己，选择了划清界限。他在会上发言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一个伟大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

不久，夏衍调北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主抓电影工作。最初，夏衍批判别人时，还多少有些不安甚至愧疚，可到了批丁玲、冯雪峰时，夏衍已经没有了心理障碍，变得坦然而坚定了。1957年8月14日，召开批判丁玲、冯雪峰的大会，夏衍在会上作了爆炸性发言。

他替冯雪峰罗列了六大罪名：如介绍批准胡风入党，纵容胡风进行分裂左翼文化运动；在鲁迅身边散播谣言，有意挑起两个口号的论争；如今又参与丁、陈反党集团，分裂作家协会，等等。

夏衍的发言，之所以被视为具有爆炸性，是因为这个发言指向明确，就是要改写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事实。

据邵荃麟在文革中的一份交代材料说，“（开会期间），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的发言，为夏衍的发言定下了基调。”

按照确定的思路，夏衍在发言中，指控冯雪峰冒充鲁迅写文章骂“四条汉子”，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黎辛是当年作协整风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他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整个会场的情景：

8月14日第17次会议批判冯雪峰, 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米！”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了整个会场, 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引自《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尽管后来查证鲁迅原稿，证实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自己写的。但仍然以“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将冯雪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多年后，对冯雪峰这样的批判，轮到了夏衍身上。

1963年11月1日，夏衍和陈荒煤陪周扬、茅盾、张光年等人审查《早春二月》的样片。放映结束后，张光年率先发言表示赞许，茅盾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等到周扬发言时，一脸严肃，开口即表示“不喜欢这部影片”，并给样片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不过语气还算缓和。一时间大家陷入沉默，最后是茅盾打破沉默，提出来是否可以改一改？周扬说，沈部长说改嘛，就改吧。随即，看片会不欢而散。

按当时的权属关系，电影局虽直属文化部，但电影最终的审查权在中宣部。茅盾是文化部部长，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所以周扬的意见必须重视。为争取审片过关，茅盾与夏衍做了长信交流，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也召集相关人员讨论，由导演谢铁骊提交修改方案，进行修改补拍。

就在此时，北影厂接到电影局通知，《早春二月》一个镜头也不要改，并要求按周扬看过的样片印一个拷贝送上面审查。很快便传来风声说，《早春二月》江青看了，要批判。

随之，有批示传来，说到文化部，口气严厉：“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又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那样的团体。”

与此呼应，康生在1964年7月31日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闭幕式上，公开点名一批电影为“大毒草”，《早春二月》首当其冲。8月16日，中宣部向中央呈报《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面很快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

9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开始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同时分3批在57个大中城市公开放映《早春二月》，仅一个月时间，各地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到了200余篇。

就在中宣部向上面打报告的时候，夏衍和陈荒煤还蒙在鼓里，一直在想着如何修改《早春二月》。后来看见影片公开放映，掀起一片批判浪潮，夏衍这才如梦方醒，气得在家里当着陈荒煤的面，破口大骂周扬王八蛋。他对陈荒煤说，周扬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而且打了报告也不同我们打声招呼，太不是东西了！

和夏衍一样，陈荒煤也感觉自己被周扬抛弃了。他不理解，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彼此都是老熟人了，怎么就不能来一个电话，哪怕给一个小小的暗示呢？竟然一声不吭，冷漠地看着他和夏衍滑向深渊。

9月18日，文化部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检讨，夏衍在会上辩解说，建国以来拍摄的片子，有的是好的，不能一概否定。戏曲1962年出了成绩，电影难道就没有？夏衍最后说，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杀了我也不能承认。

针对夏衍等人的态度，为帮助文化部整风，以周扬为主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经过将近一年的批判斗争，陈荒煤最终低下了认罪的头颅。

1965年1月，文化部的整风以夏衍、齐燕铭、陈荒煤的被免职宣告结束。

有一天，刘白羽约陈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陈荒煤没有答应。这一举动与当年周扬布置夏衍发言批判冯雪峰如出一辙，只是两人的表现迥然不同。

此时，曾经说过“杀了也不承认是敌我矛盾的”夏衍，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是敌我矛盾，并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想到当初批胡风，批丁玲，批冯雪峰，现在轮到批自己，不禁感慨万千。

第二年，文革爆发，文化部是重灾区，夏衍遭到逮捕，身陷囹圄，被囚禁了8年多。出狱时，一条腿瘸了，是被打断的。当时没送医院，是靠自行愈合的，导致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寸半。眼睛也接近失明，几步之外便模糊不清。经历了凄风苦雨的夏衍，痛定思痛，想到自己做了几十年的驯服工具，直到晚年，才从噩梦中醒来。

出狱那天，夏衍要求给一个审查结论，得到的答复是：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旁边有人对他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夏衍这才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中，发现院落已经破败不堪，原来独居的院子，已经住进了七户人家，加上夏衍八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间客厅和两间东西房，再加一间紧靠东头的厨房厕所。前后院朝北的东侧的隔墙上，写着一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

夏衍把客厅清理出来，在紧靠西边墙的地方安放了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床头放个茶几，床尾搁把藤椅，屋子中央摆个一家三代吃饭用的四方桌。

回家刚几天，廖承志和李一氓是最早过来看望夏衍的。当时，门外还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廖承志用两手按住夏衍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参考资料：

朱安平《电影〈早春二月〉上映遭到严厉批判，最终跻身为中国电影经典作品》

《1964年，夏衍为何破口大骂周扬》

《夏衍：晚年难得清醒的痛苦自省者》

《夏衍的“文革”岁月：烧焦火柴头写下“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