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记者，我还活着

做记者两年，总有人劝我离开这个行业。

做新闻很难，真正做新闻的人挣大钱也很难。一件事情，既高难度，又不太像能发财的样子，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然就没有坚持的价值。不但是浪费时间，似乎还冒着傻气。

这些情形，不待今日忠告，早已明了。这个职业的意义，如果仅在于此，当初我就不会选择它了。

这个世界上总还需要一些冒傻气的人。他们直立，体面，也快乐。

我必须说说自己为什么成为记者，先从最私人化的方面讲起。其实，答案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遇到的。记得入职培训时，有位编辑讲过这一点，她说成为记者是为了避免成为蜜蜂。我当时听到，深以为然。

我们应能感到，当下的社会越发像一个庞大的机器，愈发地流水线化。在高度分工和极度追求效率的当下，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成为这个流水线的一环，人也成了其中一个螺丝钉。

它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理解自己工作完整的一面，只能看到自己负责的那小一部分，并日复一日劳动。所以，我们就像是忙碌的蜜蜂，看似勤奋工作，但不知为什么工作，也不知工作的意义何在。

但记者是个创造性的工作。它直面复杂的社会，人不再是一条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生活也不再重复，因为你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事件和人。而且，一篇稿子的诞生，不是很多人高度分工生产的产品，而是你自己报选题、找采访对象、写作、发表。这一整个流程中，记者是有力的主体。

同时，做记者也可以认识到社会的复杂和韧性，你能看到人的顽强、友善和博爱，也看到人的自私、欲望和丑恶。

2021年4月，我跟同事去云南做过一个让我终生难以释怀的报道——父亲性侵自己13岁的亲生女儿，并将过程拍成视频在网络上兜售。那些视频在发生过N号房事件的软件Telegram群组中流传，一些恋童癖们热烈点评着那些视频。

我们根据线索找到他们家后，在那里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穿着校服，扎着辫子，比视频中看着更小。她父亲在我们去时早已被警方带走，老母亲并不知道她儿子被带走的具体原因，也没有人敢把事情告诉她。

做完这个报道后，我看了差不多整整一周的动画片来缓解它对我的心理冲击，因为它突破了我对人性底线的认知。

但这份工作，也让我看到人的坚韧、毅力、伟大和博爱。

2021年10月，我去甘肃古浪县八步沙林场，采访了著名治沙群体“六老汉”及其后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整整44年来，六户人家三代人，一直在当地治理风沙。第二代治沙人郭万刚告诉我，40多年间，他们治理了20多万亩沙漠，将原本每年前进7米的风沙线，赶退了20公里。

这种坚持很难不让人感动。我当时问过最年轻的第三代治沙人郭玺，在沙漠种树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是“等待”。一棵树种下去，四五年内看不见它的成长，时间似乎在它们身上停止了。

郭玺说，大部分第一代治沙人到死都没等到自己种下的树长成能遮荫挡沙的大树。但他们还是坚持种，一直种，一直种。

我还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遇到一支救援队——菠萝救援，他们来自距离郑州1400公里外的广东佛山。灾害刚发生时，全国各地救援队蜂拥而至，可来得快去得也快。约一周后，大部分救援队回撤。但菠萝救援留了下来，在河南受灾各地奔波，待了整整80多天。队员们去的时候穿着鲜橙色的队服，回去的时候早已泛白。

他们帮忙消毒、打捞腐烂的动物尸体、日夜排水、下恶臭的脏水坑疏堵。就算这是有偿的服务，也值得尊敬，但他们做的是志愿工作，全凭自己的爱心。

这是人性的闪光之处，是一种大爱。是记者这个职业让我看到这些，而我通过报道让更多人也能看到。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是谁以及他是什么样的人，一个社会的记忆亦是。所以，从宏观点的方面来讲，我们的职业是在为历史打底稿。很大程度上，记者就是一个社会最主要的时下记录者，尽管有的时候这种记录可能不被人理解。

今年3月，“3·21”东航MU5735飞行器事故后，我和另外三个同事赶去了事发地梧州。

抵达后，采访家属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此前，因为采访家属是否构成“二次伤害“的问题，已经有同行遭受强烈质疑。我心里也犯嘀咕，有点拿不准其中的界限。

但职业本能没留给我太多思索这些问题的时间，到了现场，记者就要动起来。尽管我就住在安置家属的酒店里，可找到家属采访，并不顺利。酒店里有很多工作人员，每个家属也安排了官方陪护人员，正面的接近不太可能。另外，有些家属处在深度悲痛中，确实无力接受外人的询问。

我前后向5个家属婉转表达了采访意愿，4个都拒绝了，但我没有纠缠，而是尊重他们的拒绝。后来，那4个拒绝我的家长有事用车，我也主动帮忙，暂做他们的司机。最后找到的一家人接受了我的采访请求，他们虽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但遇难女孩的妈妈想讲讲自己的女儿，讲讲她的好和对她离去的痛惜。

后来，我写成一篇《小猪，来生要幸福》的报道，通过她父母、好友的讲述，简述了一个懂事、可爱，对未来充满期待的24岁女孩戴小珠的短暂人生。很多人在文章底下留言说看哭了。

报道发出几天后，小珠的姐姐跟我说，“谢谢你写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想她时还可以翻出来看看。”那时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这就是记录的意义和价值。有了这样一种核心的支撑，我们便不在意那些角落里敲击键盘肆意攻击的声音。

只有做事的人才会遭受非难，历史向来如此。

做新闻，做记录，重在求真。但求真这件事，知易行难。

一是难在高昂的经济成本。

现在的人们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工作，因为这样成本最低，深入现场是需要高成本支持的。常常，一篇报道的成本，足以支付一个体面的白领一个月的工资。

幸运的是我们会被告知，为了真相，这些都值得。

二是难在揭示真相的道路百折千回。

我常做社会新闻领域的深度报道，所以难免多点舆论监督的题材。坦率地讲，我们这类记者，不太受被监督方的待见。很多时候，采访都是要藏起身份，“低调”进行。有时还要斗智斗勇，突破各种限制。

这种限制，不仅来自事发地的管理方，也来自新闻当事人的心理设防和模糊的线索屏障。

有的时候，采访像是探案。

去年4月，我和同事做父亲性侵女儿那个报道，最初只是有人报料，知道到事发在云南，但具体的地方未知。为了确定具体的位置，我们反复观看那个父亲上传到短视频平台的作品，从其中寻找蛛丝马迹。

后来，我们在其中看到一个洗车店的招牌，通过地图搜索，大概确定了一个地方。接着，再通过地图的实景功能，对比视频中出现的环境和我们初步确定地方的实景地图。最后，确定事发地在云南的宣威市。去到那里后，又想出了各种既不暴露身份、也不伤害当事人的方法接近他们，交叉验证事件的真实性。

在云南这件事之前，我还去辽宁抚顺报道一个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借钱参与网络非法博彩，欠下巨额债务无法偿还后自杀的事情。这个老师从小顺遂，大学毕业后成为当地最好小学的老师，并广受赞誉。在外人眼里，她一直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但不曾想她深陷网络博彩诈骗的漩涡，借了学生家长和友邻共数百万的借款、卖掉了家中两套房、婚姻破碎、跟儿子关系疏远，最终自杀身亡。

这件事前期的采访颇为顺利，但后面一直无法联系到这位老师的家属。他的二婚丈夫早对她没了感情，连骨灰盒都不舍得买，采访也是拒绝。可没有家属的声音，这篇报道就不完整。后来，一位同行在网络上找到了这位老师挂出的卖房信息，其中有小区的名字和房内照片，但具体楼栋和房号未知。

我们通过卖房信息里的图片中窗外的景象，确定了楼栋，又通过窗外的栅栏确定了楼层。然后忐忑地敲开门，果然是她家，她儿子和老母亲住在里面，但对方一听是记者就关上了门。我们在门外等了良久，最后留下一张纸条离开，表达了善意和采访请求。我们刚下楼往小区外走，同行的电话响了，是对方打来的，说他们愿意聊聊。

那个时候我明白，只要保持真诚和善良，采访就总是有可能的。

“我弟弟有个案子，希望您能关注下”“我被公司提前退休，您能不能报道下？”“有个当事人在直播间打赏，被骗了20几万，能不能关注下？”

我会不断地收到这样的信息，接到这样的电话。

我为被人信任而自感安慰，但我们并不总能帮得上忙，不可避免地要学会拒绝。

尽管有合理的拒绝理由，但每一次的拒绝仍然让我感到无力。接着，一种拷问就会接踵而至——这么多的求助无法回应，那记者的价值在哪里？这似乎是个普遍的质疑，这两年我看到很多事件中，骂记者似乎成了一种正确。不能否认这其中有现实背景，但凭此否认记者职业的价值是不恰当的。

因为我体会过这个职业带给自己和他人的价值与意义。

今年6月17日下午，郭姐给我发微信：“刚才菏泽市检察院给我打电话了 ，抓住人贩子了 ，已经把人交到菏泽市检察院了，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郭姐是我之前报道的一个拐卖案件的当事人，她的经历像极了电影《盲山》。13岁被拐到山东农村，14岁育有一子，期间自残自杀都没成功，后被警方和父亲解救时遭到村民阻拦······

几十年后，她决定报案追究人贩子的刑事责任。事件经报道后，山东公安高度重视，3月立案，人贩子于6月落网。

郭姐说，等案子结了要来广州感谢我们，我婉拒了。我说，只要对她过去受的苦有个交代，就是最好的谢意。

8月12日，此前的一个采访对象李思侠阿姨也发来微信，说想和我聊聊心情。当时，她因举报石料厂环境污染反被起诉的案子经过无罪宣判后正在申请国赔。但这个过程让她又想起了往事，心里烦躁，想跟我聊聊近况。

我们通了半小时的电话，她讲自己正在准备考研，但那些事情搅得她心绪不宁。要知道她已经60多岁，但整个心态很年轻，让人感到欣慰。

那时我在想，记者的幸福可能也莫过于此了吧，一面之缘的受访对象在很长时间后还记得你，并愿意跟你分享她的烦恼和快乐。

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甘肃山区小学“义教老师”群体待遇差的报道。稿件发出后，引起当地重视，随即提高了这些老师的待遇。半年后，当地又给这些老师组织了招考，把他们纳入了体制内，有了稳定的保障。

正是这些来自采访对象的信任、念想和报道对他们困境的真实改善，时常在我陷入低潮时激励着我。而支撑起这一切，让这些报道和改变成为可能的，是南风窗。以上种种，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都是空谈。

前不久，我专访了一位学者，采访结束后他问我文章发在第几期，想买几本支持支持，“现在还在坚持做纸刊的不多了，你们挺不容易的。”

我的确被他的话语触动，但并不是因为他对“坚持做纸刊”透露出来的同情，而是因为我们都确认这样做的价值。其实，坚持做一件坚信有价值的事情，是快乐的。

我想说，我们很好。南风窗，不仅仅是一份杂志，它已经是一个主要由90后、00后组成的观念前沿、风格时尚的全新的传媒机构。我们走在充满希望的快车道上，有能力应对当下社会的风云变幻，同时直立着，去热爱，去崇仰。

关键在于，理想不死，信念永在。

    编辑 | 莫奈

新媒体编辑｜苏米

排版 | 李宁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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