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1960》是一篇“该让孩子们都读读”的好文
《母亲 1960》是一篇“该让孩子们都读读”的好文
朱启兄应该说是我们洛杉矶作家协会的“名人”，我们虽然叫做“作家协会”，可是除了德高望重又退休了的老作家之外，真正的靠“码字”为生的专业作家却也是屈指可数。像朱启先生这样在海外坚持孜孜不倦地耕耘，一丝不苟地码字的还真是不多。
在协会的活动中我见过朱启兄几次，每次他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过。上次为了参加协会举办的“论坛”会议，他居然开车五个多小时赶来，路上车子抛锚，弄得他满身的泥满脸的土。到了会场，他饭没吃水没喝，听了几个发言照了几张照片，就又跳上车离去了。不知怎的，每每见到他风尘仆仆的倦容和读到他一篇篇发表在各个媒体和杂志上的文章，一种尊敬的感觉都会油然而生。
恭喜朱启兄的文章入选“60年优秀文学精品荟萃”和荣获征文比赛的第一名，这是他的荣誉，也是我们洛杉矶作家协会的光荣，我读了前三名的文章，这第一名绝对是“实至名归”。《父亲的骨气》一文中，我特别喜欢朱启的这几句，对自己刻画得相当地深刻，对他今天的成就也有了很好的解释：“。。。。。我这个自小就能把每个钢蹦儿放进手心攥出水来都不想花掉的老抠门，哪里又舍得轻易花掉这一两毛钱呢？就算是让那羊肉泡馍馋得胃里翻江倒海，也要猛咽一阵子唾液，紧三步跑到书店里，去挑选几本可意的青少年读物来补充自己的文学营养呢。。。。。”想起我小时候在北京街头乱买奶油冰棍的情景，真是愧不堪言啊。
现在《母亲 1960》 又一次在全球华人当中掀起了一场风暴，有网友说应当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教委，把它编进教材，当作教科书让孩子们读一读，你还别不信，这事还真的有可能呢。我个人也认为《母亲》一文远比《父亲》写的还要好！也许是由于我们每个人天生对母亲的情感，也许是因为作者“很难见到父亲，每天与母亲在一起”，当我第一次读到朱启的这篇文章的时候相当地震撼。他对母亲的描述，场景的烘托，饥饿的童年，贫穷的岁月和悲惨的结局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场景”都深深地刻划在我的脑海里了。不夸张地说一句，文章里那几段的语言，功力和效果绝不亚于像莫言一类大师在小说里的描述。
母亲1960
朱启
在我这半生中，记忆如流水一般随时光消逝，曾经那些愉快和幸福的日子并没有留下过深的印记，而那些酸楚和悲伤的岁月，却不断涌上心头……那是一九六零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天空，也和现在的好天气时一样晴朗，和煦的阳光透过被邻家公鸡抓破了的窗纸，倾洒在我们那低矮的屋子里。大人们都在忙活。父亲一大早就进城抓药去了，姥娘在外间“呱哒”、 “呱哒”地拉着风箱。弟弟、妹妹们早就被送到山里的姨母家求生路去了。
我蜷缩身子，躺在病了三个月的母亲身旁。突然，母亲眨了一下她那黯淡无神的大眼睛，费劲地朝我举起了瘦骨嶙峋的手。我赶紧向前探了探身子，以使她够得着我那三、四个月没剃的蓬乱的头发。
“孩子，等我死了，你再找个后娘，要好好照看你的弟弟、妹妹。”
“娘，不——不！姥娘刚才还说你比前两天好些了。”那时候，已经9岁的我应当说比较懂事了。
听大人们说，母亲是大炼钢铁那年得上的心口痛病。姨母说是让我的一个爱嚼舌头的远房祖母气的，姥娘却说是因为村干部摘去了秤砣砸碎了我们的锅。到底是为了 啥？我搞不清楚。但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犯病。以往都是瞧瞧医生，再抓上两副药，哪回儿都没现在这么严重，三个多月了，怎么也不见好。“姥娘是说着哄人的。”我觉得母亲仿佛在使出全身的力气抚摸我的脑壳，说，“我是活不了几天了。”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溢出双眼，我一头扎进母亲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看呢，都跟孩子说了些啥呀！”姥娘掀开门帘，进屋，嗔怪母亲。我看到老人家也是眼泪包着眼珠。“娘，你得活呀，等好了病，拉扯俺子妹们。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您！”我抬起挂满泪水的脸，恳求着有气无力的母亲。
“孩子都这么说了，你就不能说句吉利的？”姥娘紧随着我打帮腔。“唉，我会治好的，他大（爸）说这回要取的药里还附着参呢。”母亲那多日来一直阴郁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意。“娘，你想吃什么？”我一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姥娘轻轻地拽了一下我的裤脚。我转过脸，看到她偷偷地朝我眨巴两下眼皮，这才猛地记起，刚才她嘱咐过我，父亲回来之前，不能向娘谈吃的。
“……”
“喔，你想吃什么？锅里煮着胡萝卜，他大（爸）待会儿还能带点地瓜干回来。”亏得姥娘话头来得快。
——呃？胡萝卜？天呀！哪里来的胡萝卜？姥娘这都是咋了？锅里只蒸了几个地瓜秧面拌谷糠的窝窝头，下锅时，她还叫我帮着拉了一阵子风箱。
“别……别买地瓜干，就那么两块钱，得抓药。集上地瓜干六块钱一斤，还愣抢。”母亲有些紧张了。
“那，娘吃什么呢？”
“我……我吃，孩子，你去拿个胡萝卜吧。”
“……”我茫然无措地望着姥娘。
稍等等，才开锅，还不透。”姥娘赶紧搪塞。我看到老人家的神色是那样负疚。
“哦，别拿了，我不想吃了。”母亲好像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不！娘，你等着，一会儿就来！”我若有所悟地挪开母亲的手，下了炕。
姥娘拽住我的袖口，投来一个不解的目光。我背着母亲，指了指大门外……
“孝顺的孩子。”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了姥娘的话。
暖烘烘的太阳照耀着懒洋洋的大地。村口路旁几棵毛白杨树梢上，飘荡着几片被毛毛虫吃成蛛网状的残叶。路西面坟场边上仅有的两棵榆钱，因为扒去了皮，早就枯死 了。十几个坟疙瘩中间的洋槐，由于尖刺护住了皮肤，长得倒蛮带劲儿，只是它们的叶子都无例外地失掉了。虽说这洋槐叶吃下去，人的脸便会肿得像个关王，但也 要比那些吃观音土后坠肚而死的人强得多。
我心里像着了火一样跑过了那片坟场，来到了生产队菜园边。这菜园大概有近百亩地光景。头两年，秋天的菜园，远看上去，就像一床葱绿的大毯子，叶子微呈紫色的扁豆，顶花带刺嫩脆生生的黄瓜，身披戎装满怀信心迎战霜寒的韭菜、芫荽、大白菜。岂止这些，还有烘烤在玻璃窖内的西红柿嫩嫩的枝，水萝卜旺旺的苗……
现如今已经全然不同了，偌大一片菜园，四周光秃秃，寥寥数亩地中央，种着几畦才长出三五片叶子的小菠菜、大半畦花心菜、两档子胡萝卜。
十 来个捡菠菜的妇女蹲在畦埂上，她们时常停下手，抓起菠菜，弹弹根上的泥，吹吹叶上的浮尘，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也有些鬼精女人抬起头，瞅瞅走到别 处的老队长看不见，赶忙拽过自己的孩子，手麻脚利地往孩子怀里掖上两把菠菜，然后拍一下孩子的屁股，大声呵斥：“家去看看你爷赶集回来了没？”
老队长叼着长烟袋在地沿上走过来走过去。他大概又在盘算着这几畦命根子菜，多少纳调拨，多少分社员，多少打发干部，多少赶集上店跑四乡。这老头嘴皮儿总爱挂上那句口头禅：“我日娘，总得盘算着多弄几块，分给社员，买那一人一份的二大两（园业队社员一天的人均口粮）。”
母亲在身子好的时候，也常常带我到菜园捡菠菜。老队长蹲在菜畦边上大口大口吐上一阵子烟雾，又笑眯眯地用烟袋嘴儿戳戳我的帽檐，乐呵呵地亮出他那一人独有的 大嗓门：“小子，你可别像那些闺女们一样，眼馋人家囤里的地瓜干，呼啦群地往南山里头跑。咱们手里也有这青菜，赶上闹饥荒的年头，不管生的、熟的吃上几 口，保准就饿不死。没看见城里头那些穿制服的，都到咱地里来倒地蛋（土豆）吃……”
一阵凉习习的风迎面吹来，那两档子胡萝卜一会儿伏了下去，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这艳青得有些发紫的缨叶像在对我点头，又像在对我招手。我不顾一切地窜进了胡萝卜地，使劲地用脚跺，拼命地用手抠……
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直勾勾地瞪着我。看园的二狗不知从哪里“噌噌”几步跑了过来，伸出他那钩子般的干瘪大手，抓住我的夹衣领子，轻轻一提，像抓个鸡雏似地把我拎入半空。
“队里就指望这点胡萝卜换两块钱，半个钱还没捞着，你倒好，先来偷，来抢！”
“哦——”我脸涨得血红，两只胳膊拢倒胸前，紧紧护住那两半截带着新鲜泥土的胡萝卜。
“嗨！这孩子好胆气。”
“傻蛋，那国这样偷东西？”
“他娘犯病三个多月，也就是了不得。”
“可不。这年景，好好的人都难挺住，长上病还不得更要命……”
妇女们叽咕了起来。
在人们的纷嚷声里，老队长大步流星地赶过来：“怎么弄的？二狗，你先松开手。”
没等二狗搭上腔，他又用大烟袋锅戳戳我的胳膊：“咋扒胡萝卜啦？饿直杖（干巴）了是不？”
二狗松开手，我才喘过一口气。
“这两天，也没见着你大（爸），你娘的病好点了？”老队长一点都没有拿我当贼的意思。
“更厉害了。”我哆嗦着嘴唇，“俺娘——她要吃胡萝卜。”两行泪水顺着我的腮帮“唰”地一下子滚落下来。
“啊？是二婶子要吃胡萝卜？俺兄弟哟，你咋不早说！早说她吃，唉——你快打二哥两耳刮子吧！”二狗居然弯下腰，将他那瘦得爆出青筋又脏得挂满云彩的额头倾到我面前，并有些发颤地托起了我那瘦小的手。起来，他这副动作简直能把人笑个半死。但二狗是那样的真率，那样的虔诚，以至于人们的脸上都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笑意。
“拿把铲子来。”老队长吆喝着捡菠菜的妇女们。
“呼啦”，好几个妇女几乎同时伸出攥着铲子的手迈过了菜畦子。
老队长张手接过一把，三两步跨到我扒胡萝卜的地方，蹲下身子，拾起被我拽掉的胡萝卜缨，用铲子剜了几下土，填住我拔出胡萝卜后的那两个小坑，又小心翼翼地从 畦埂边上挑了几个缨叶大些的胡萝卜挖出来，用铲子轻轻拍打干净，将缨子一扭，缠成一块，往我怀里一塞：“拿家去煮给你娘。”
悲伤、感激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刚要迈步，二狗站起身来：“等一等，兄弟。”他劈手夺下一把铲子，大步走到我扒胡萝卜的地方，用劲往地里剜挠几下，挖出被我扒断的那两半截胡萝卜尾，递到我面前：“大弟，你把这也捎着。”
我捧着这几个命根子般的胡萝卜，望了望老队长、二狗哥和妇女们那一张张干瘦而又慈祥的脸，哈下腰鞠了一个大躬，回身往家中奔去。
“苦命的孩子。”
“子妹四个数他大……”
我兜着那一抱胡萝卜，一溜小跑赶回家，并没有引起大人们的格外高兴。
“回来了。”姥娘在吹着药罐子下面的柴草，眯起被烟熏红的两眼，温和地叫了我一声。父亲拿着旧竹皮子暖壶往碗里倒水，脸上就是不开晴。
我把胡萝卜放到地上，抖擞了两下夹衣上的土，应了姥娘一声：“块煮，姥娘。”赶忙钻进里屋。
我把脸贴上闭着眼睛的母亲耳边，喜滋滋地小声说：“娘，待会儿吃胡萝卜，啊。”
母亲微微睁开那双无力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轻轻地“嗯”了一声……
胡萝卜和带参的药，竟也没治好母亲的病。第三天夜里，我终于没能听到弥留中的母亲对我的呼唤，也没能感到她那无力的手掌怎样从我的头顶滑落……我太困了，以至于大人们如何把我从咽了气的母亲身边移到炕尾，都全然不晓。
睡梦里，我仿佛觉得身上越来越冷，耳畔似乎回响着时近时远的“嘤嘤”声，那大概是父亲在哭……
那一年，村子里还有其他一些老人、孩子和病人，不堪折磨，相继死去。万分不幸的是，二狗哥也因吃了有毒的野菜，浑身上下浮肿而死。
如今，在我人生的鼎盛年华里，可以放手去写这些记忆深处的东西。我怀念我那早逝的可怜的母亲，也怀念那些扎根我心灵的贫穷和困苦的岁月。我的母亲和那些同情与帮助我的人，不论他们在人间还是在天国，将永远伴陪着我，走过这绵延的生命之路。
《母亲1960》的作者，朱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