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了政治－－写在中共全会之前
玄野
最高领导层的思想状态，中层官员的素质，民众的风俗（民众包括基层官员），最根本的因素是教育。以上是决定政治的内因。决定政治的外部因素是国家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
关于最高层的思想状态，首先不避讳地说，最高层的政治学素养并非必须很高超，但是这些素养应对当前要进行的下一步改革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内圣外王并非现实需要。所以，我不认为高层的那些决策者在近代政治学方面需要补课，有这些知识当然求之不得，没有这些知识也并非大问题。而且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近二十年在全球的狂飙突进已经将许多国家糟蹋得千疮百孔了，虽然不能算历史的倒退，但与世界的期待可算是适得其反，事倍功半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改革与中国的务实改革相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当然，中国也问题多多，但不是务实的错。所以，最高层的智力水平，学识渊博程度对中国的前途并没有什么决定性影响。在社会矛盾尖锐到临界的时刻，国家需要什么，民众需要什么，并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智力就能够看明白，关键是高层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够一心为国，一心为民。简单的说，就是这些人的良知是否尚存，这些人是否站在民众和民族前途上看问题。下面列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前两年，某最高领导人之一大喊三不搞五不搞，目标就是玩什么政治正确的游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其中最雷人的思维就是凡是西方的政治理念都是意识形态问题，都与马列不容。还好，这次要反对的不是西方人的吃饭喝水穿衣服，否则中国人得喝西北风了。其实，三权分立完全是基本逻辑规定的政治规则，跟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三权分立是现代社会和平年代的必然选择。如今的中国，公检法串通一气所导致的司法黑幕已经令人发指，民众对此的怨恨已经迫近临界点，国家面临的这些困境危险是有目共睹的。此刻依然对司法独立持强硬的否定态度，完全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简单的良知问题。最高领导人昧起良知领导国家，就象人闭上了眼睛，那国家还能不走到沟里去？
再有就是去年的陈光诚事件。陈光诚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是他与某些势力的抗争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一种公义心。因此却遭遇那样的迫害，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高层领导理解这个人的遭遇并不困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政治本身是为人服务的，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有答案了。国家脸面，政府荣耀，的确与繁荣景象有关，但真正的耻辱不是某人揭露了你的繁荣景象有多少瑕疵，而是你为了掩盖这些瑕疵而无视人间基本道德突破伦理底线。最终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稳妥的，让陈以最普通最正常的外交渠道赴美访问。这承认了自身的瑕疵而避免了对社会公德的践踏。这样的事件需要的首先是良知，而不是智慧。中国最高层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体会普通人疾苦的良知。
还有就是最近被废除的劳教制度。这个制度在共和国历史上到底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这是历史学和法学问题，留给专业人士解读。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制度已经是劣迹斑斑，甚至罪恶昭彰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千夫所指的罪恶制度，依然有中央的领导依据程序对取消这个制度予以阻碍。原因并非是他的智力水平问题，同样是他的良知问题，就是说，他是在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还是凭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价值判断说话。
言论自由问题大概是中国迈向成熟与安康的最大障碍，而对这一问题举足轻重的是中共的中宣部。历史上中宣部长往往是风云人物，诸如陆定一，习仲勋，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刘云山等等。这个小名单中集中了中共史上的两个极端，一方是宽容自由的总代表，一方是中国的马列左王。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三宽原则的朱厚泽。在以前的某些年代犯左，那是时代的问题，如今犯左，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了。高层人物，往往是屁股决定大脑，事情的善恶，他们比谁都清楚，但是私利和名誉虚荣操纵了他们的灵魂。在左的酱罐子里拔不出来，不单纯是昧良知的问题，同时也是反邓小平改革，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回头中央的老大拿这些人开刀应该不会让人奇怪。毛泽东首先是民族主义者，邓也是，林彪在关键时刻也这样宣称。习无论学毛还是学邓都必须首先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存在，而绝不能拿中国人民的前途当马列共产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陪葬品。当前这方面叫唤的最凶最左的那几个人，其本心绝不是在想着马列多么正确，而是盘算着自己的职位前途和腰包。马列理论的严重问题，可能他们比谁都明白。
国家中层官员的素质同样起着关键作用。专业素质人文素质低下往往会拘泥于教条和政绩，令民众遭受苦难，令国家蒙受损失。一般来说，制度比较健全的社会对中层官员的能力没有太大依赖，主要是需要他们能照章办事。在变革中的国家则大不相同，对中层官员的素质要求很高，关键时刻灵活处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此，不想展开多谈。
其实，以上所有这些看似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其实只是决定国家走向的相对微弱的因素，最核心最关键的宏大因素是民众的教育水平和风俗习惯。这方面中国的文化宣传机构本可以大有作为。如果中宣部在学生教育方面和民风方面做了正确的事情，教给孩子们真正的道德知识，给他们塑造真正适合社会生活的灵魂，即使对媒体人和当代文化有再大的打压都不过小节而已。但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某些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用其愚民政策的时候当然就不可能放过判断能力弱的少年儿童了，给他们灌输的东西几乎都是需要等待孩子们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一个个否定的歪理邪说。所以，这将构成中共文化宣传部门对祖国的最大罪恶。
现在中国文宣部领域左派甚嚣尘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胡温留下的败笔，同时怀疑习总有重走极左老路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个现状最大的可能是胡习对愈发强烈的自由派意识感到手软，就一箭双雕将那些声名本已狼藉的人推出来做挡箭牌。天欲亡之，必先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