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休所的故事 一
冬天未能像往常一样，驱车横跨几省去东莞避寒，而是从山东回来陪老妈。老妈自然开心，即刻变成话痨，聊天风格几十年未变：你说东，她说西。医院的条件不是一如既往的好，而是越来越好，好到你可以蔑视西方资本主义。
在昨天继续进行的说东说西中，我突然听到老妈说：干休所的牌子要摘了。
我有了兴趣，忙问：为什么？
我妈说：因为谁谁谁死了，96岁。他老伴儿和孩子……
死的是一位省军级离休干部，我不再听老妈絮叨，我明白，干休所已经几乎没有像样的离休干部了，死光了。离休干部是一张皮，而干休所的全体公务员不过是几根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于是，我想起了干休所的初创时期。
2
胡伯伯
提到干休所的初创时期在八十年代中，那时盖起了一片简单的两层小楼和几幢四层的单元楼。我们的等级制度历来是鲜明的，两层楼给离休的厅局长住，单元楼给离休的处级干部但享受厅局级待遇的住。那时我父亲重新回来工作，没有房子。虽说可以住到一家不对外的花园酒店，别墅群，有湖泊垂柳，戒备森严。当时我们现在的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的父亲一家就住在那里，自在得很。
我和父亲去看他，他建议父亲就住他的后面，也忘了是三号楼还是四号楼。从河北省委调来的张曙光先生也住在这里，也是一家占据一整座楼。我认识他家的孩子，因此有时去玩儿。按说张曙光是最早提出退耕还草还牧的，还别出心裁弄出个“念草木经，兴畜牧业”，可惜他跟当时的胡姓负责人私交甚密，胡君一垮，他便凄惶，好像在此间仅呆了半年就黯然离去。回到石家庄后我也去过他家，房子依然极大，我说听这里的老百姓把你们的楼叫“腐败楼”，他听了苦笑。
但是我父亲是不可能住在那里的。
于是就搬到干休所两层楼里，楼下两间，楼上两间，外加厨房卫生间而已。
说到干休所的初创时期，就不能不提到我家邻居一位姓胡的老干部。
此人是四川籍，粗人，行旅出身，红军时期好像跟贺龙关系甚密。他家小女儿跟我是同学，后来好像给于光远还是什么人做秘书——我有个毛病是记不住官员的名字，只能记住百姓的名字。
干休所一进门有一个大花园，有凉亭有鱼池，有长椅有石径，盛夏时分，没文化的老干部在这里聚堆儿发牢骚摆龙门阵，有点文化的则三五一伙儿交换他们从各自途径得来的各种消息。
但是我们初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取土形成的大坑。
胡老看得出是喜欢稼穑的，他自己家已经有个院子了，但他嫌小，又在大坑边上开了巴掌大一个菜园子，种有辣椒、茄子、豆角和黄瓜。
我虽然不喜欢种地，但我喜欢看人种地，于是我没事儿就蹲在他的菜园子旁边看他侍弄。他问我你喜欢种地吗？我说不喜欢。他悲哀的说现在年轻人没有喜欢种地的了，这世道完蛋了。他又问你不喜欢为什么天天看？我说我喜欢看种子发芽，拱出土来，然后一路长大，开花结果。他说好吧，那你就看。
后来有一天，我听说这个大坑已经被干休所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了。我爸爸下班回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跟没听见一样。无奈，我跑到菜园子那儿去告诉胡伯伯，胡伯伯正在给辣椒施肥，真正的农家肥，臭死了。他听了也跟没听见一样，只说了两个字：他敢！
但是他真敢，第三天，测量人员来了，忙了几个小时，钉下了几根木头桩子，走了。
我赶紧去找胡伯伯，但他不在家，说去开会了。我就坐在菜园子旁边等着，终于等来了那辆黑色伏尔加。
我拦住汽车，胡伯伯从车里下来，问我怎么了？
我把测量队的事告诉他，他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把他领到木头橛子旁边。
他拿脚踹了踹，挺结实。他对我说：去我家拿个镐头。
我飞跑去他家，又扛着镐头飞跑回来。
他接过镐头，往手心里吐口唾沫，然后两镐头一个，两镐头一个，把木头橛子都刨了出来。
我开心的笑了，然后问他明天还去开会吗？
他说不去了，有事儿就来找我。
第二天，测量队的人又来了，那时的人脾气都特别好，他们发现木头橛子没有了，不吵不闹，而是默默的钉上了新的橛子，然后继续测量。
我飞跑去找胡伯伯，胡伯伯扛着镐头来了，他不跟人说话，只是刨，刨完一个再刨一个。后来，测量队的人找来了干休所的领导，领导见了胡伯伯也不说什么，只是聊天气聊雨水聊黄瓜茄子，其乐融融。
测量队就走了，再没下文了。
第二年，干休所的领导来找胡伯伯征求意见，说那个大坑不美观，想填了建一个花园供老干部休闲。胡伯伯说好啊，我支持。
菜园子就没有了，当然，大坑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花园。
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建花园，只要动，就有钱赚。
但是，我还是要为当时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喝彩。就说可以弄到钱，盖房子卖房子能收多少钱？建个花园又能收多少钱？换到现在，胡伯伯能挡得住吗？
3
柳院长
那天，我妈妈对我说：你待着也没事，去看看柳院长吧，就在楼上的病房。
我惊异：他还活着？
我妈妈叹气：活着呢，可是跟死也没区别。
我知道，他已经植物人状态好多年了，吃饭靠鼻饲，大小便完全失禁。
我说：那为啥？
我妈妈说：他一个月有八千块的护理费，雇护工就够了。只要活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工资。你去也不是看他，看看你苏阿姨。
苏阿姨是他老伴儿。
最终我也没去。
很快，干休所开始盖所谓省军级的房子——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件事比盖房子快。
那时，我爸爸也已经离休，干休所的老所长拿着图纸让我爸爸挑，说您是我们的住户，您先挑。我爸爸问：都一样吧？回答：都一样，楼下四间外带厨房卫生间，楼上三间外带大阳台卫生间。我爸爸说：那有什么可挑的，你给我选一个吧。所长说：那我建议您要第一排，视野空阔，站在二楼阳台上能看到十几里以外。
我爸爸说：好。
我家搬到了第一排，其他的官员们也陆续搬来，很快就住满了。
新来的只有很少的人是已经离休的，大部分还在岗位上，只是对自己的房子不满意，再加上距离离休已经不远了，便纷纷搬到这里。
高院柳院长一家便在其中。
我爸爸妈妈跟柳院长夫妇极其熟悉，我一直特别同情苏阿姨，人家是广东大户人家的女儿，现在亲属在海外的都多的数不过来。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分配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就来到了蛮荒之地。跟那个父母爱情里的安杰一样，为了自身安全嫁给了柳院长。柳院长长期是我爸爸的下属，私交一直不错。后来我有一个汕头物资局的朋友来找我，说他们单位给这里一家国有公司骗了，官司已经从中院打到高院，让我想办法帮忙。我就让他来跟我爸说，我爸越听越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就是生骗。于是就带他去找柳院长，嘱咐他秉公执法。
后来还真办了，汕头物资局胜诉。我不懂收钱，他们也就不懂给，反正我去汕头玩儿都是人家负责吃住，西安话：美得很。
有一天下午，苏阿姨桃眼红腮的就来了，见了我妈就流泪，我见状赶紧躲了出去。她走了以后我妈妈问我爸：你打算怎么办？
我爸说：你给我打电话把柳院长叫来。
原来是一桩风流事。柳院长的风流事很多，在某地主政时便传出跟当地文工团的一位演员如何如何，调到此地也不断有艳事新编传出。
这次是跟一位女医生。
还把苏阿姨给打了一顿。
我爸爸把他训了一顿之后，他除了过年过节的理解性拜访，再也不来了。倒是苏阿姨经常来，一来就跟我妈妈嘀嘀咕咕半天，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们说，嘱咐我们谁也不许出去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听，但是没办法，还得听。大致内容是苏阿姨说：“我就不和他离婚，等他到老了他走不动了我再收拾他。”“他的工资他拿着，负责全家的生活。我的工资我拿着，一个人花”。
我们不说，但是干休所很快就人人皆知了。谁说的你们明白。
苏阿姨是厅局级干部，钱也不少。
苏阿姨言出法随，从此我就能看到柳院长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从外面回来，塑料袋里是几颗土豆几个卷心菜。
干休所门口有一个卖熏肉的小店，那些年人们比较富裕，窗口永远挤满了人。我常去买，很多时候我挤出来的时候都能看到柳院长踮起脚尖看那些各式熏肉，馋涎欲滴。
但不买。
昨天我去看还有没有熏肉，已经倒闭半年了。
我跟我妈说：苏阿姨说话算话，柳院长负责全家生活，连肉都不买了。
后来，柳院长出了一本回忆录。乐死人了，我把其中一节给我爸爸看，内容是柳院长说他在1947年的时候带领一支武工队如何如何神勇，其中有一句话：我们十一个人，一人一挺机关枪。
我爸爸说：他梦见的。
但是苏阿姨并没能实现“等他老了我再收拾他”的诺言，她日夜陪伴在植物人身边。
4
日子
至于我家，也没有能过几天“站在二楼阳台上能看到十几里外”的好日子。原因是老干部局打报告要盖一个大型的高档的室内网球馆，当初据说有位在职的领导人抱怨没有地方打网球。凡是涉及到老干部利益的事都好办，因为熟人都在位呢。钱很快就批了下来，网球馆很快就建成了，正好在我家前面，完全挡住了视线。
而这个网球馆，自打建成就没用过几次。
只要有工程，就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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