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欧亚新秩序

 

作者：田飞龙

时隔两年， “一带一路”再次在北京召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论坛显示出，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模式的新全球化具有共建共享、政策连续性强、基础设施与产业匹配性好、合作受益圈不断扩大的优势。这两年间，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从“速度”向“质量”的重要结构性转型，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逐步且结构性地减少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在此基础上，中国在资本、技术与发展模式上呈现出日益开放包容的立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与制度实验，探索一种区别于美式全球化的全球治理与发展新路径。对持有观望、犹疑立场的“一带一路”边缘区域国家而言，中国持续推进的政策可靠性与具体项目及合作框架的互利性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事实胜于雄辩，西方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与具体利益冲突的特定立场及其“污名话语”正在被“一带一路”的具体成果及其更具普遍性与人类未来发展意义的哲学理念所证伪。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是21世纪以来人类探索新发展路径的理性选择。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百般阻挠及误解相比，西方阵营内部的某些国家或集团正在积极转变之中。意大利是G7集团中率先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发达国家，瑞士作为先进的欧洲中立国从技术合作与全球化的战略角度选择了与中国合作，法国与德国作为欧盟主导性国家则在思考如何以欧盟整体形式展开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

欧洲主流力量对“一带一路”的接受，既有“形势比人强”的现实主义策略考虑，也有对中国发展潜能及中欧合作前景日益正确与全面的理解。欧洲无需背负上美国式的帝国负担与领导权转移的深刻焦虑，正好可以在中美宏观权力秩序转移中重新定位自身，争取主动，实现欧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复兴。“一带一路”框架下，新欧亚秩序正在快速构建形成，以中欧轴心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是世界领先级的，几乎在任何方面均可以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与技术主权向欧亚地带的回归与转移。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扩展中，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所谓战略分析无法脱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理论的窠臼，预言中国战略的各种“阴谋”、“陷阱”和“霸权”意图。这些分析在某些方面是清晰而理性的，但在根本层面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和平取向及中国对天下秩序的独特道德理想。在“一带一路”的文化历史观层面，中国提出的不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式的“文明冲突论”，而是“文明互鉴论”。

“文明冲突论”源自西方的文明中心论及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传统，对世界冲突有一定的解释力，却无法提出真正有意义的冲突解决方案。其结果就是，美国有一定的实力反恐，却没有能力转化恐怖主义，无法突破“异教”观念与僵化的敌我区分而实现一种真正包容性的尊重与和谐秩序。“一带一路”的文明互鉴试图超越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寻求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的永久和平与共享发展。

“文明互鉴论”的价值与实践优势是显著的。既往的“一带一路”朋友圈常被西方媒体奚落为“非主流国家俱乐部”，言下之意在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不屑于一起玩。峰会期间还有西方记者提问西方发达国家领导“缺席”峰会的问题，似乎峰会不具有世界代表性。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回复认为，西方国家并不总是处于世界舞台中央及主角位置。这一问一答之间显示了“一带一路”的平台定位和意义，因为这一平台本来就不是专为西方发达国家而设，你来或者不来，它就在那里。这是一种高度自信的主场定位。不过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意大利、瑞士等国还是来了，大量的国际组织也来了。北京日益成为诸多世界性事务的“外交主场”，成为“一带一路”秩序下的世界之都。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属于G7集团成员，更在于意大利代表了欧陆文明的古典要素。在加入“一带一路”及参加中国峰会期间，意大利不仅归还了数百件中国文物，更是提议举办一系列文明互鉴类的交流活动与对话议题。

意大利的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倒逼”法国和德国的跟进。但由于法国和德国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且自身仍然有着较为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负担，因而难以轻易而直接地加入“一带一路”。但意大利的转向给了法国和德国以压力和台阶，欧盟层面的“一带一路”政策机构也相应配套成立。事实上，欧盟一体化尽管程度较深，但远未达到构建一个严谨的政治共同体的程度，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其成员国仍然拥有独立主权和外交自主权。

在美国的压力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及华为问题背景下，欧盟在参与“一带一路”问题上一度行动迟缓，意愿不彰。中国只能等待及采取适当方式加以战略施压，比如建立中国与中东欧“1+16”合作机制，以及在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希腊等）开展双边直接合作。欧盟保守派认为这是中国在“挖墙脚”，破坏欧洲团结，却没有看到这些合作之所为可能绝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真正的互利互惠。

此次峰会期间德国代表提出希望推动欧盟与中国进行整体合作，就是一种积极而理性的决策取向。当然，这也是为了避免欧盟成员国被“各个击破”。我们当然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法国与德国对“一带一路”的内在质疑，但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合作的规矩则要双方商定且中国具有日益主导的优势。问题在于，时间在中国一边，早加入早受益，晚加入就会被动，在项目优先性与决策权分配上可能处于不利地位。意大利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率先突破的。

中意乃至中欧携手，必然带来欧亚秩序的结构性变革并深刻影响世界权力秩序的演变。这种合作即便不能实现中欧的亲密无间，但至少可以推动欧盟的“准中立化”，这在中美宏观权力竞争日益激烈化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已经是重要的战略收益和进步。

第三方市场与中欧合力

"第三方市场"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性的概念。在中国的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欧洲的技术标准与优势肯定会受到挑战，甚至在某些领域已被中国超越。因此，如果是以特朗普（Donald Trump）式的"美国优先"作为原则，则中欧之间也将陷入直接对抗性的贸易战乃至于更为全面的对抗和冲突。显然，美国的贸易战是凭借强权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利益再平衡，甚至破坏贸易自由原则而"强买强卖"。欧盟也是美国贸易战的受害者，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国的处境及推动与中国更全面的市场整合与互动。

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就是中欧合力的重要着力点。中欧之间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场有两个：中东和非洲。而这两个区域正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突击区域。尽管中国也可以独自开发中东与非洲，但鉴于欧洲在这两个区域的殖民遗产、经济利益与市场预期，中欧合作具有极大的利益重叠性和共同愿景。

中欧合作在这两个区域的优势是显著的，收益也可以是不断协调及增进的：其一，欧洲有着漫长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对中东与非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周密而连续的研究及理解，这些历史知识及治理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从而共同促进这些区域的繁荣发展及中欧自身利益的增进。其二，中东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不仅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受到外部美国力量的严重干预及阻断，使得战争风险（如伊朗）陡增，中欧合力可以在联合国层面及地区和平层面形成制衡美国、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关键性力量，确保"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不陷入战火之中。

其三，欧洲国家与企业在中东及非洲有着巨大的商业及其他特权性利益，但这些利益如何更好促进当地发展，需要中国输入"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及协调多种利益关系，欧洲亦可趁势巩固及扩展有关利益。其四，中欧合作还可带动欧洲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及欧洲大空间和平的实现，中国可以在其中充当关键性的调解角色与利益协调角色，美国在这方面反而常常是麻烦制造者。

其五，中欧对中东与非洲的共同开发及发展援助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这对于欧洲安全及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条件。其六，中欧在经济及全球治理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与政策相互支持，有助于共同提升中欧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结构性限缩"英美"体系的全球性影响力，推动欧洲更加自主地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与外交政策。

中欧合作相当于是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个端点立下了共同经略和开发欧亚大空间及推动欧亚和平发展秩序形成的"远程契约"。在欧亚大空间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权主义式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世界岛"构想或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间"意象，而是将欧洲传统国际法中非歧视性的普适元素与中国文化及发展模式相整合，构造一种文明互鉴、协调治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的欧亚新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寻求对当代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以中欧合作的文明、经济与制度体量，完全可以系统打造世界历史的"欧亚时刻"和"欧亚标准"，对日益超出和偏离人类文明规范框架的美国力量加以制衡与规训，确立"中-美-欧"的大国协调与实质性共同治理新秩序，完成世界体系权力的和平有序转移和更迭。   

新的大地法与中国贡献

对此新颖秩序，主张过"大空间"的施米特曾在1962年的《游击队理论》中引述过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诗句予以反思和构想："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的"三分天下"战略思想深刻影响了其晚年的对美外交突破，"还东国"代表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及对全球治理承担适当责任的正当意志与进取观念。这是毛泽东的"大地法"。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1950年）中声称"大地承诺了和平，唯有新的大地法思想可以实现和平。"他所构想及期许的自然是欧洲传统国际法秩序里的和平，从而对加入了更多非西方因素的新世界和平缺乏积极思考和应对，甚至心存幽怨。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国际治理观与大地法战略，经历了革命思维的浪漫设计与改革思维的经济理性回归，在新时代则表达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始终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而不仅仅是中国作为一个标准民族国家的具体利益和秩序，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天下主义"哲学视野和政治伦理。对世界负责，而不仅仅是对国家负责，这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有着清醒的战略性表述。对中国的"跨国意图"，西方战略圈与媒体的解读存在严重的视角缺陷，即将中国视为一个类似于既往日本、德国式的霸权国家，从自身历史经验出发相信中国"强则必霸"。

近期美国的鹰派智库与团体的聚会发言显示出一种"世纪幽怨"，忽而"中国崩溃"，忽而"中国威胁"，已经丧失一种基本的理智与清醒。事实上，"中国崩溃"是鹰派的主观理想，而"中国威胁"则是鹰派的客观处境，主客观的撕裂造成了美国战略分析的心智紊乱，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国情报官员、智库专家与国会部分议员的"咆哮体"。可见，中国自主性的现代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正当反哺，激起了西方体系多么大的精神扰动和波澜！

从内在逻辑来看，中国的战略哲学奉行着毛泽东时代奠基的某种"太极范式"，即所谓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从整体上避免一种直接对抗，否则就会陷入西方战略构想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陷阱是一种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谓的"自我实现"的假想建构型战略陷阱。

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及关键性国际政治博弈中，坚持自身的主权与核心利益不可触犯，但具体利益和技术性方案可以充分协商，所谓的"可改的一定改，不可改的坚决不改"。在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中，除了冷战对手苏联，似乎只有中国能够以健全的主权秩序与坚定的全球治理战略与美国抗衡及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即便是欧洲国家，经历二战后的秩序重组，其主权与安全实质性"外包"给了美国，造成对美国秩序与权力的日常性依赖。

《环球时报》在4月30日的社评中以《英国怎样对华为，就应有怎样的回报》为题，对英国的"华为议题决策"加以分析，指出英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性"的国家，主权因安全需要"抵押"给美国，其独立自主能力甚至不如前殖民地印度。英国主权低于印度，暗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的"安全殖民地"，而华为问题触及了这一"安全主权"与"安全宪法"的最敏感地带。一旦英国在安全体系上逐步与美国分离，则"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必然出现裂痕和漏洞。事实上，华为问题在法国与德国的政治决策中也非常敏感和关键，美国甚至威胁降低与欧盟的情报共享及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扩展秩序空间中，欧盟面临着中美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和战略再定位，可能很难继续维持一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传统平衡策略与机巧做法。事实上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只是经济合作到了一定的程度和领域，安全问题必然被兼容进来。即便是英国区分了与华为合作的"核心部分"和"非核心部分"，仍然无法说服美国。问题已经不是技术合作，而是世界体系的选边站队与政治忠诚。但这种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显著撕裂和张力加大，必然最终导致美国全球安全秩序的加快崩解，矛盾积累的结果必然是盟友国家的重新政治决断与选择。

这样看来，"一带一路"成了中国盘活内外资源、制衡美国权力、实现中国式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想的一着"活棋"，是欧亚新秩序与中国式全球化的持续、有效的主要增长点。第二届峰会增加了显著的"欧洲"成分，推动了欧盟整体政策立场的调整与转变，凸显了中国的议程设定与利益扩展能力，从而在更大的体系与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对美国全球秩序的战略性压力和对话博弈能力。不直接对抗，从第三方寻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承担起人类和平发展的治理责任，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思考并统筹推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辩证理解和创造性的实践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