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开始形成的，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要找第三代
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深知1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不但会受到个人生理条件对领导能力的限制，而且这种体制本身必然使这种权力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此，邓小平经常对党内外人士讲，“我有1个观点，如果1个党、1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产生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执政以后没能很好地解决领导权力顺利交接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期形成了领导集体年龄老化、领导人实际上的终身制等弊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虽然毛泽东几次挑选接班人，力图为顺利交接做好准备，但由于没有体制的保障，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权力交接制度，导致党内连续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领导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被迫结束的这种悲剧，实现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呢？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就考虑过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10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可惜，邓小平还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就被“四人帮”打倒了。可喜的是，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不久也恢复了工作并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又开始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体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因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并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要让更多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因为“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因此，他从1980年起，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明确提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为此，他身体力行，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是73岁。按他非凡的政治智慧、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和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党内外也都希望他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但是，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邓小平都拒绝了，他没有出任这些职务，他在1979年11月2日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党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
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由于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尽快建立第三代党领导集体也就变得更加迫切。这年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代领导集体。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主持了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组建。他深知，建立1个什么样的领导集体，既关系到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更是1个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是1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条件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标准。
邓小平首先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1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长期不变，就必须建立1个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他说：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向人民亮相，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开放，证明他们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邓小平提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胸襟开阔”、“从大局看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这是他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根本的要求”。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1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取信于民”。邓小平一直坚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在组建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他把这一点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他说：“第三代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1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拥护，一方面“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拔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另一方面，要支持反对腐败。他说，这次（指1989年政治风波）出这样的乱子，其中1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口号，比较集中的口号是反对腐败。对某些人来说，这个口号是1个陪衬，但对我们来说，要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人要认真抓这个问题。要清理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而不是假的。他说：惩治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要拿事实给人民看。“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设想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条件，是形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才顺利产生并承担起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江泽民
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1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发生了二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现在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1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他希望，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到这年的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成绩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11月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我们军队在扞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扞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扞卫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0年3月4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着我们党的建设事业，关注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并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1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50年，60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团结领导核心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10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实不负重望。1994年，邓小平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途中曾经高兴地说：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