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金钱的道德, impact investing
——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编者的话】影响力投资，一个舶来的投资行业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对于成长起来并在继承社会财富的八零九零后而言，可能恰恰这个概念能够帮助理解在他们身上的矛盾：他们被诟病自私傲慢孤僻，但却建立了一个个组织结构平坦的世界级公司，在虚拟世界上真正交到了好朋友，唤醒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本文为作者对影响力投资之父和这一行业在中国发展的相关人士的采访特写。尝试回答八零九零后们，重视金钱还是重视道德的难题真的存在吗？他们是否还愿意去投资一个没有社会回报的项目？是否会愿意自己的商业投资中不带上任何的价值观判断？
社会企业之父
哈佛纽约俱乐部，四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交汇口，曼哈顿最繁华的街区。
他站起来向我握手，虚弱，这是我对这次握手的唯一印象。他恭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比尔·得雷顿（Bill Drayton）Ashoka创立者和主席，然后解释说email只能联系到他的助手，因为“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不查网络。”前面的客人还没有走，他们继续聊天。场面诡异：两个穿着高档西装年富力强的男商人坐在德雷顿对面，坚决地说着什么，德雷顿瑟缩在一件陈旧而褶皱的西装里，轻微地摇头。
他廉价的衣着，他谦卑得过头的态度，他毫不隐藏的虚弱，如今回想起来，终于让我意识到正是这些特点给他带来了崇高的权威，像圣雄甘地那样（那是他恩师的恩师），让无数年轻人侧耳倾听，继而在世界各地施行他所宣传的事业。
他出生于豪富的贵族之家，却总在做推翻这个阶级的事。在麦肯锡的十年，他做成的最有影响力一个项目，是说服纽约市政府根据尼古丁含量向烟草公司征税。这个项目差点让他丢了饭碗，要知道，那些年麦肯锡的最主要的客户正是这些烟草商。在卡特政府的任上，他出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首任副局长，发明并推动了一项在当时非常有争议的政策：排污交易。也就是建立市场机制，允许私人企业之间交易污染排放量。从国家环境保护局的位子上退下来，他拉上几个麦肯锡的老同事厚着脸皮开始创业，起名Ashoka，扶助和投资社会企业家。无论是尼古丁征税、排污交易、还是Ashoka，德雷顿都在试图运用市场经济的活力去撬动原本死板的公共和社会领域。
三十余年过去了。那个根据尼古丁含量征税的建议，如今已成为美国的国标。那个曾经被指责为“道德沦丧”的排污交易政策，已经在世界各国普遍使用，并成为了《京都议定书》的基础框架。而他八十年代创建的Ashoka，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企业家平台，在70余个国家重点扶持了三千余名社会企业家。在业内，他被尊称为社会企业之父，也是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这种新型投资方式的前驱。
影响力投资，也就是专门投资社会企业和社会项目的基金，同时注重所投资项目的金融回报和社会回报。据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全球影响力网络GIIN表示，自从“影响力投资”这个词2007年被发明以来，据保守估计，2014年全球的影响力投资基金至少有三百余家，总管理资产至少以达到230亿美元，2015年的全球增速预计为20%。
举几个影响力投资的例子：
美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投资，是美国政府扶持的社区重建基金，用于投资没落的旧工业区的改造复兴。
LeapFrog，一家成功的私募基金，投资亚洲和非洲针对弱势群体的保险业。
Root Capital，一家非盈利性的影响力基金，投资非洲和拉美的可持续农业项目。
真正让这三个基金够得上影响力投资的，并不是“亚非拉”、“可持续”、“弱势”这样的慈善关键词，而是他们投资时挂在嘴边的话：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翻译得粗俗一点，“名利双收”。又想着好名声，又想着赚钱。在传统的风险规避、资金回报这两个维度之外，这一类投资人开始关注第三个维度：这个投资行为将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也就是社会回报。而在社会回报和资金回报之间，到底孰重孰轻？这两者是否必然此消彼长？则成了这个领域永远的争议焦点。既有基金在叫嚣“所有的投资都是影响力投资”，也有基金在小心翼翼地不敢越出传统慈善的范畴。
见完德雷顿之后过了几天，我的Facebook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一个陌生的姑娘说不用email不用手机的德雷顿给我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一本书。搞混了地址，寄到她家，因为她也最近刚刚见了德雷顿。
我问她，你现在在哪里。这个美国姑娘说，她正在缅甸做一个社会企业。我问她，包裹里是一本什么书？她说，书名叫《怎样改变世界》。《怎样改变世界》，没有比这个更大而无当的书名了。
送电有送鸡蛋好吗
“大一参加一个活动，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堆着几本《怎样改变世界》。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标题，感觉特肤浅。”吊诡的是，时隔半年的隆冬，坐在上海的“公益新天地”，我再次听到了这个大而无当的名字，说话的是创思实验室的运营总监张冬栎。这是第一家立足于中国大陆的海外影响力投资机构。
“后来翻开一看，感觉，哇好振奋人心！到大四那年，我的寝室已经成为了学校里社会创业的沙龙了。”张冬栎2009年从美国的布林莫尔女校毕业，作为元老之一创立了创思。那一年，影响力投资在美国都还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这些年来，创思投资过：给青海乡村提供太阳能炉灶及光伏发电储电系统、通过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帮助边缘人群获得金融服务、帮助工厂的农民工提升技能和收入等20多个项目。
投资社会企业的资金回报率不够高，常常是投资的瓶颈。 如何让影响力投资看起来更诱人？最近，创思和壳牌公司旗下的基金会合作，达成了一个做混合融资的协议：对于有潜力的能源类社会企业，由壳牌基金会出捐款和行业内部知识，由创思出股权贷款和人脉。两家合力，不但总投资额度高了，人脉多了，也降低了早期创业者的融资成本。
这样的混合融资，听起来实在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可是创思的项目经理沈文馨说，公众常常对这种混合出资方式产生误解，“明明是做好事，为什么还要求资金回报率呢？”甚至有不少人会把这样的融资创新当作是郭美美式的诈骗。她说，“在中国做影响力投资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缺乏教育。”
不但是公众对于影响力投资有误解，即使在公益界业内，这个概念似乎也超前了一点。沈文馨所管的一个孵化团队想给云南农村用电困难的学校做分布式太阳能电站。这个团队去云南实地考察，不但发现这些学校的确用电困难，很合适参加分布式电站并网，而且发现结合国家的“光伏扶贫政策”，这些原来靠私人捐款捐物苦苦支撑学校，可以因此得到国家补贴，用补贴的钱为学校更新硬件软件。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可以让学校不但得到稳定的供电，而且获得经济独立！沈文馨拿着可行性报告，到上海的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会谈合作。哪知道这家公募基金会负责人一上来的三个问题就让她措手不及，“光伏是什么？光伏安全吗？送电有送鸡蛋好吗？”
送电有送鸡蛋好吗？这背后的假设是，一个勉强于温饱的地方，不该去主动争取自足和富裕。
沈文馨认为，国内大部分的基金会仍然在主要关注给孩子送午餐送鸡蛋这样的传统慈善。“他们认为，每天中午从十里之外运鸡蛋，煮好，发给学生吃，要比给这个学校提供电力和稳定的经济来源更重要。其实，传统基金会关注的事情和目前的大趋势有脱节，他们没有看到，比起每天中午的煮鸡蛋来说，更深更广的问题是资源分配的不平均。这个分布式电站的项目是在根本上改造农村的基础建设，改变这种资源不平均。同样是十万人民币，的确可以买很多鸡蛋，但是这个项目可以让这个村子永远有稳定的电力。”
传统慈善面向的是穷人之中最穷的那一群，而影响力投资面向的是穷人之中稍微富裕的那一群，向他们敞开了资本市场之门。当最穷的那群渐渐脱离贫困，一味的慈善捐助是否是帮助他们的最好办法？诚然，总有人身处水深火热需要传统慈善拯救，可是脱贫之后如何支付？针对这个人群，影响力投资在 “做好事”、“公益”上大大拓宽了思路和参与面。
2013年，壹基金的发起理事周惟彦召集撰写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这是国内影响力投资领域的第一份白皮书。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本土的诸多公益基金会，比如南都、友成、乐平等，最近几年都在持续给社会企业家资助，可是它们的运作方式仍然把慈善作为唯一目的，只捐助，不投资。而岚山社会基金，中国第一支本土的影响力基金，则在使命陈述中加入了鲜明的慈善色彩：“以社会效益为第一目的，收益回报为第二目的。”据悉，岚山已经在近期放弃了影响力投资，转型为了一个投资电影的基金。
打破中国三个部门的边界
创思团队是清一色的海归，张冬栎和沈文馨都在北美读了本科，而创思所孵化的那个分布式电站的项目，则是三个留法归国的男生搞的。不奇怪，这股在欧美越吹越猛的社会创业和影响力投资浪潮正是由这样一批年轻的海归带回了中国，他们是比尔·德雷顿的第一批中国信徒。
目前国内较成熟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大多是境外背景：创思背后的资金源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房产商。在中国投了不少农业和慈善项目的LGT基金是列支敦士顿皇家的私有基金。而更加令人寻味的是，目前中国最能聚起人气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平台之一，则是英国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处。
这么多海外资本的介入，本土资金的式微，恰恰反映了作为舶来品的影响力投资，还需要在中国接地气很久。
为什么一个外国的大使馆会大费周章来给中国的社会企业搭台呢？沈文馨说，“因为英国正在把自己的国际形象包装成一个社会创新上非常先进的国家。”除了搭这个社会企业的台，英使馆文教处的另一大职责是促进英国留学和雅思考试。社会投资和出国留学，这两个看似无关的事，在中国吸引着同样的一批人：年轻的城市中产。
无独有偶，这个“英国提升国际形象”的观点，颇让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同意。2012 年起, 他开始和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企业联盟等机构合作, 通过研讨会、实地考察等方式带动中国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及学术单位共同学习英国在社会金融方面的经验。他还携手在小微贷款界颇有影响的宜信公司发起了“中国公益金融创新计划”。
“当初我们要做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很多人不理解，他们都说，你们一定要说是公益金融或者慈善金融，否则别人不知道你要干嘛。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只想局限在第三部门这一个领域。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的三个部门（注：第一部门指政府机构，第二部门指私人企业，第三部门指公益组织）跨界合作，让大家意识到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没有清晰的边界。”
于是，他带领的团队虽然冠上了公益金融的名号，却一直在试图沟通三个部门间对社会金融的认识。他联合了商务部、银监会、南都基金会、社科院、宜信、AVPN这样的国际机构、LGT这样的境外基金，举办了多次圆桌会议，探讨中国国情下的社会金融应该怎么搞。“我们合作的国际机构听说中国居然能公开讨论社会金融这样的话题，感到很兴奋。”
而对张强来说，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金融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发展的最大的阻力。 “有的时候有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更多的时候，则的确只是沟通上的障碍。”张强认为，更坚硬的边界，是术语和命名。如何将中国从一个条条框框的社会，演化到一个多元流动的社会。“我们国家原来是一个很系统的计划型的国家，连教授都要分成很多级，为什么呢？目的就是让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能进行横向比较，所以在打破边界的时候就会受到阻力：一个政府官员到企业工作，他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什么级别啊？”
这些条条框框的术语限制，也制约了中国对社会金融的接受程度。张强说，“社会金融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可是在中国讨论这个话题，大家会用的术语是‘公共财政’。一旦用到了‘公共财政’这个词，就很难想到这份钱其实可以从私企或者从公益组织出。我比较喜欢光谱的概念，社会金融其实是一个互相连接的光谱，并不是非此即彼。”
打破边界，让三个部门联手起来的最好的平台，莫过于影响力投资之中一种复杂的金融产品：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简单说起来，这种债券就是用私人的钱直接去投资公益项目来解决政府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政府再根据项目的结果好坏给投资人回报。张强认为，如果能在中国成功发行这种债券，将成为三个部门联手合作的重要标志，真正把金融业的灵活高效注入了政府服务，投资方和服务方完全分离，再也不需要漫长的招标竞标。而且，政府“只为成功买单”(pay for success)，也就是说，只有在项目成功了之后，政府才需要向投资人提供收益。
这种债券，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初试水。自2010年，全球范围内共发行了25支社会影响力债券，大多在欧美发达国家。 2013年，纽约州立政府劳犯惩教部（第一部门）、美国银行（第二部门）、和一家叫做Social Finance的非营利的影响力投资机构（第三部门），共同发行了纽约州的第一支影响力投资债券。惩教部的数据表明，纽约州所关押的大部分犯人都系重犯，刚出狱不久的犯人不久又关回了监狱，非常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支由Social Finance设计的影响力债券，所募得的资金用于纽约政府外包给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出狱犯人的帮助教育，防止他们再犯罪。美国银行是这个债券的发行商，而这个债券的购买者则是美国银行个人财富管理的直接客户：一些大富豪。一年后，独立的评估机构将考量这个项目是否降低了重犯率，如果重犯率降低了至少5%, 劳犯惩教部将支付红利给证券持有人（“只为成功买单”）。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国前财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是这个债券的首批认购者之一。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首肯证明了这种债券的金融模型至少走得通。简·休斯 (Jane Hughes)， Social Finance的领导人之一，是这个债券的主要发起人。她告诉我，有三大原因决定了影响力债券在两三年内迅速风靡欧美：其一，是全社会共同意识到了政府服务往往注重投入（雇了多少人，用了多少钱）而忽视产出（做了多少事），而纳税人越来越多地想知道钱是否花在了出效果的刀口上，只愿意“为成功买单”。其二，是大量公益服务的求大于供。在美国，2014年有一半的公益组织表示它们现有资金所能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需求他们服务的群体。其三，投资人越来越多地想在投资中直接施加自己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投资人本身的价值诉求要求一个既有资金回报又有社会回报的项目。
对于简所提到的第三点，大卫·伍德(David Wood)，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影响力投资的学者毫不惊讶：“因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八零后成了投资人嘛。”他的证据是，在最近两三个月中，高盛、黑石这样的传统金融巨擎纷纷在客户的直接要求下成立了影响力投资部。
而在去年年末的另一场公众演讲中，壹基金首任秘书长杨鹏则向在座的中国留学生提问，“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关心公益了？”他得到最多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想亲身参与社会改革，帮助弱势群体。”
金钱的道德
八零后长大了。九零后长大了。
世界的资本财富正在慢慢被这一代继承。
在中国，他们的出生恰好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他们的成长恰好赶上了教育改革，他们毕业，发现一纸文凭没有带来好工作。几乎想当然的，人们开始责怪这一代人，责怪国家的政策变动导致了这一代人的自私、傲慢、孤僻、啃老、居无定所。
在美国，约有八千万公民出生于1980年到2000年之间，被称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s)。这是美国人口数量最大的一代，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婴儿潮一代”。他们没有经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没有经历教育改革，可是人们给这一代美国人贴上了同样的标签：老板说他们目无尊长，银行抱怨他们怎么还不买车买房，父母骂他们每秒钟都在自拍然后用滤镜上传到社交网络。
影响这一代人性情和偏好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政策，而是更加宏观的世界性巨变：网络科技、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恐怖袭击。他们成长在一个全球化的氛围里：一条新闻瞬间传遍全球，一个新产品马上有了世界范围的用户，一个危机在几周内到达了各大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旅行。
这就解释了他们身上的矛盾：为什么恰恰是这些自私的人，一次又一次为遥远的灾祸进行募捐和祈福。恰恰是这些傲慢的人，建立了一个个组织结构平坦的世界级公司。恰恰是这些孤僻的人，在虚拟世界上真正交到了好朋友，唤醒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恰恰是这些就业大成问题的人，成了创业者和投资人。
我问创思的沈文馨，为什么中国本土的风投公司还没有开始做影响力投资。她说，“我倒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去年夏天，IDG资本拨出一亿美元做了一个专门扶持九零后的基金。它从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影响力投资，可是你说它有没有社会影响，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九零后是非常关心社会问题的。而且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就业有困难，这个基金的一个作用就是解决了九零后的就业问题。”
“社会企业之父”比尔•德雷顿则说，“这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现象。组织世界的方式根本改变了。我们从一个规则社会进步到了一个同理心社会。在旧世界，人们日复一日重复地父辈的日子，好公民就是守规矩的人。而在这个新世界里，旅行太容易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昨天的规则也许今天就不适用了，也许你去了另一个地方也不适用了。这个新世界的公民不是刻板遵守规则的人，而是利用同理心和同情心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
据埃森哲201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八零后一代在管理财富上与父辈有两大不同：其一，虽然他们会聆听金融理财师的建议，但是不喜欢买固定的理财产品，而是更喜欢独立做投资决定。其二，他们的世界观直接反映在他们对投资项目的取舍上。
那么，回到影响力投资领域那个讨论了几万遍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社会回报和资金回报，哪一个对于影响力投资更重要？
很多人认为，如果是投资一个有社会价值的项目，金融回报肯定要低于市场上的其他的产品，因为是“在做好事嘛”。很多人认为，如果一种投资类型永远达不到市场平均回报率，那它就不可能壮大。也有人认为，影响力投资常常是高风险投资，如果没有和这种风险相对应的高回报，它将不可能吸引到主流投资者。甚至有一些行为经济学家说，人类的思维习惯不会去同时优化两个目标，要求投资者既优化金融回报又优化社会回报简直是无视人类思维的局限。
而德勤一位专门从事社会影响力的咨询师则向我反问：“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行业会无休止地讨论这么无聊的问题。为什么要去问一个投资者他的终极动机到底是做好事还是赚钱？他的道德难题与我何关？”他认为，关于社会回报和资金回报孰轻孰重的道德讨论，不过是反映了这个行业最初几年浓重的慈善色彩——在慈善界，人们习惯于追问动机。而金融业的优势恰恰是：钱就是钱，当钱进入了金融市场，动机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高速有效地经营这些钱。他认为，诸如高盛和黑石这样的传统力量介入影响力投资将是件好事，它们会迅速为这个领域带来效率和体量，而不是在道德的泥沼中止步不前。
这位咨询师的话让我想到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的另一个常被低估的共性：这是普遍接受了经济金融教育的第一代人。不管是什么专业背景，这一代人大都知道“效用函数”和“比较优势”这样的名词。在经济学入门课里，他们学到的数学模型是：人类的快乐和收益用金钱衡量。当然啦，所有人都会说，金钱买不来快乐，可是他们也同时毫无反讽地承认了这样的模型之下的道德预设：金钱是快乐的重要部分，也是衡量快乐最便捷有效的的工具。在看惯了一轮又一轮上亿元的融资之后，他们都会心平气和地承认，一切值得注意的事业，必然需要金钱和金融的支撑。
在这一代心中，金钱并不站在道德的反面，而成为了道德的一部分。
于是，对于新一代的财富拥有者，这些看似无比自私又无比有爱心的八零后九零后们，社会回报和资金回报是否真的能分得开？重视金钱还是重视道德的难题真的存在吗？他们是否还愿意去投资一个没有社会回报的项目？是否会愿意自己的商业投资中不带上任何的价值观判断？ 朱小斌，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在这个中心出版的《2014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一书序言中说，“影响力投资将成为未来金融投资主流趋势。”随着财富的继承，未来十余年内，影响力投资将不再是剑走偏锋的新概念，居于一隅的分支行业，而是新一代投资者都认同的价值观。
1993年，一位芝加哥的年轻黑人女孩放弃了律所的优厚工作。她是水厂工人的女儿，靠奖学金才得以上名牌本科和名牌法学院，此时放弃稳定高薪的工作实在让人费解。原来，她刚刚拿到一笔小小的“影响力投资”，来自一个基于Ashoka模型的新的公益投资组织Echoing Green。Echoing Green给她支付了一年的生活费，还让她参加了很多公益创业的培训。她暂时衣食无忧，决心加入一家刚起步半年的公益组织Public Allies。一年后，这位黑人女孩创立了Public Allies的芝加哥分部，并为这个组织募集了至今无人能及的善款。同一年，时任总统克林顿公开赞扬Public Allies为全美公益创业的典范，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白宫接见了她和Public Allies的其他主创人员。
那一年，她刚刚结婚，从娘家姓罗宾逊改成了丈夫的姓氏奥巴马。当时的米歇尔怎么会想到，十五年之后，她的丈夫将会和希拉里站在同一个舞台角逐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她也不会想到，她会在当年希拉里接见她的同一个花园里，接见当初给了她第一笔资金的Echoing Green的主席。现在的人们看着她，总是去评论她的裙子，她的发型，她的手臂，而她说：“创办Public Allies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方向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在2014年夏秋对Ashoka创立者Bill Drayton、Social Finance的领导人Jane Hughes、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David Wood的采访以及2015年初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强教授、创思实验室的张冬栎和沈文馨的采访的基础上撰写的。本文责编：霍默静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