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 —— 知情者言

艰难的采访

虽然有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中那条注释，但囚禁在秦城监狱至死的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罪人。因为在有关潘、扬平反的许多“纪实”文章中，作者们仍然以从前一样的调子来评说有大功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饶漱石。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私下里的议论与狐疑总是无法避免的。“烛影斧声，千古之谜”，那是中世纪的事。在印刷与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民主与法制意识的增强，即使现在无人说及，后人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分析出事件的真假成份，只不过线条略粗罢了。我听说“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实在太小，对饶漱石这个人物产生兴趣，也只是在十多年以前。

1992年初，我在江西省政协的机关报《江西政协报》打工，晚间无事常去前辈同乡徐文星先生家里坐。徐老是省“九三学社”秘书长，与著名诗人公刘是同学，他建国前在南昌读书时就参加了反蒋的学生运动，与前任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是校友、也算战友。徐老因家庭出身问题一直不被重用，到改革开放时年龄又大了，所以他直到病逝仍然只是一位处级干部。我去他家夜坐时他常谈起一些往事，有一次聊天他说起了“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吴璧那件狐裘大氅被“支左”部队一位军官贱价卖走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省政协一些熟悉吴璧的老同志还在，于是我开始采访，搜集资料，不久写出了一个中篇，交给省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的编辑洪亮先生，后因文章涉及饶漱石，上边有文件说凡写中央委员以上的人物都需要经中宣部审查。于是，出版社这份原本编排好了的稿子又退给了我。退稿时虽有过短暂的惆怅，但我还是认定这个题材的价值与意义，决定继续采访和搜集资料。

我当时是县党校的一名教师，月工资不过数十元，这样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要从事了解饶漱石一生的活动，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更何况在人们眼里，饶漱石还是“钦犯”，要较客观地写出他的功过与他的命运、以及半个世纪前的政坛风云，不但很难，而且有很大风险——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空气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最小的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但谷先生未见过饶漱石，玉莲先生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进北京赴上海，而这一切，都得自费，也没有单位会给你开介绍信之类。

时光易逝，随着知情人一个一个故去，我知道必须抓紧时间。因此，1993年秋天，我停薪留职一年，开始进京采访。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先生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那是199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去城西南大木仓国家教委宿舍找教委副部长级的离休干部李正文，李老是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进门后刚说明来意，没想到李正文就大声吼叫起来：

“我是个小佰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其实，时年85岁的李正文先生一生遭遇也十分坎坷，他是山东潍坊人，懂俄、英、日数国外语，曾进过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文革”中被诬为“双料特务”，关押审查20多年，到退休时才享受到副部长级待遇。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任北平“左联”理论部部长，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前为我策反小组成员，搞到过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策反了好几个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他住在宿舍楼的三楼，屋内很简陋，冷冰冰的水泥地面，房里除了书和书柜，少有它物。他告诉我：在苏北根据地财政非常困难时，他动员爱国资本家刘泾厚（音）带了十根金条到新四军，使新四军“苏北银行”得以成立，可是解放后，刘却被判刑30年。他还策反了汤恩伯司令部的作战科长，战上海时，每一次作战会议开罢，其文件正本还未到汤恩伯手中，其副本已先入我地下党囊中……国民党溃退时，因为他作战科科长的身份仍未暴露，地下党希望他随汤恩伯撤往台湾。这位作战科长向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途又返回了上海……但此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这位有功之臣成了挨整的“老运动员”，“文革”中更是苦不堪言，终于在“文革”后离国去了境外……我后来第二次上李老家，彼此熟悉了，李老抱歉说他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

李正文先生不幸2000年以高龄辞世，他的夫人陈女士则在他之前先行谢世。

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先生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除了要找饶漱石身边工作过的人，我还应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兰沁。但在北京城茫茫的人海中，像我这样的一个江南来的乡下人，要寻找到饶的女儿兰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找到了她，以她这样的身世与经历，接人待物会格外谨慎与警惕，也不见得愿意见我。所以在遇见陈麒章先生之前，我为了打听她的单位与地址，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后来知道她住在公主坟海军大院，可当我去她住的部队大院时，我根本进不了大门。

几经周折找到她后，她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对我这个陌生人，她的谨慎是必要的，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很像她父亲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她住在公主坟一带，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来去，从公主坟到天安门或五四大街，路途都不近，而且那时她已是50出头的人了。

兰沁告诉我：

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笔者惴测：其时胡与安子文是亲家，而安子文与饶漱石是冤家，胡即使有心，恐也难积极。）

兰沁还告诉我：

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珠泪交流，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这位老战友、老同事恰恰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长的位置上。明知友人蒙冤不但不能救助，反而还要被人假借自己的手去指控故交，在逮捕证上签名。这应是人生极其痛苦的事，难怪张鼎丞临终前拉着饶漱石之女兰沁的手，呜咽不己。

采访李正文是马奇先生介绍的。马奇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美学家协会副会长，他青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去延安，亲历过延安整风。我是在马奇先生来庐山的一次学术活动中偶然结识他的，以后，我每到北京，总要去拜访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先生无收获时，马奇老师又介绍我去找在人民大学档案系任教的吴宝康夫妇。

吴宝康先生来人民大学任教前，曾任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他与夫人都在新四军中工作过，夫人为无锡人，抗战时期曾来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皖南事变前，吴先生夫妇负责接送先期撤走的陆璀、薛暮桥等人。虽在华东局办公厅工作，但他们对饶漱石了解很少，吴先生说：

“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

但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

“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

吴夫人说：

“饶漱石的夫人陆璀很活跃，饶个子不高，身材整齐，人人都说他是个福相，有福气……”

他们都谈到了“60号办公室”建礼堂一事：

“只记得有一次，一个礼堂盖得好，大家去参观，饶漱石说是浪费……”

我告别的时候，吴宝康先生老俩口都鼓励我说：

“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

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从人民大学回来，我就按照吴先生给我的电话号码，去找稽春生，电话那头的稽春生先生开朗而又恢谐，他说：

“我是管文件的小秘书，你应该去找陈麒章，他是大秘书。”

稽先生电话里还详细告诉了我陈麒章的家庭地址。


知情者言（一）

北京的冬天很少下雨，那天下午我去西城区找陈麒章先生时，天阴沉沉的，不一会又下起了小雨。我忐忑不安地去敲陈老的门，敲了一阵，无人应。这时从楼上走下一位邻居，她说：“老俩口耳朵有点闭，你大声敲。”于是，我加大了敲门的力度，果然，门开了，陈老正在泡脚，趿着鞋跑出来给开门。

我坐定，陈老继续泡脚。听我说明来意，他立即说：

“你来得正好，两年前我给舒同写了一封信……”

他一见面就跟我说起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桩公案，又告诉我《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饶漱石介入潘汉年、扬帆案件的那条注释……?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陈麒章先生的交往与友谊，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与饶漱石有关的资料，包括劫后幸存的1954年饶漱石最后给中央写的检讨的底稿。在长达十多年的交往与通信中，只要他看到关于饶漱石的文章与书刊，他都会告诉我或寄给我，他的有些看法，我不一定能接受，但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他是给我帮助最多的知情者之一。

出身于盐商富家的陈麒章18岁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1943年新四军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同样也挨过整，是被“抢救”的对象，受过委屈，时间曾长达数年。但他信仰不改，一生鲠直，工作兢兢业业……他在中纪委工作时，赵紫阳、胡耀邦这些大人物的讲话，如果他认为不妥，他也会提出来，还曾帮助胡耀邦修改过一个讲话稿。故杨尚昆一次半开玩笑地说：

“陈麒章，你呀你就是老爱提意见！”

老爱提意见当然会影响他的升迁，但他不改，照样爱进逆耳之言，他的夫人汪平告诉说：他就是这个性子，他的下级很多人都成了他的上级……?汪平是上海郊区人，抗战时新四军根据地与她的家乡仅一江之隔。20岁时，从护士学校毕业的汪平参加了新四军，曾任新四军1师医院手术队队长，与粟裕、陈丕显等人都很熟，粟、陈的孩子曾由她接生。陈麒章任饶漱石的秘书后，她一家也住在景山后街1号，她说那时院内院外小车很多，饶出事后，小车就不见了。“文革”中，陈麒章被揪，她带着孩子下放到江西永修农村，返京后，全家人挤在丰盛胡同一间小屋里，连一个凳子也没有。现在的住房是1986年分的，并不是省部级干部的住房，和一般干部的住房差不多……?

在对待饶漱石问题上，陈除了前文所说的给陈云同志上书外，还就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向有关人员写信。我赴上海采访刘廷臣后，他还要我写了一份刘述说在上海车站时，“陈毅向饶漱石说自己太忙，以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为宜”的采访证明材料，寄给他，以向中央反映……?

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就谈了他个人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这个人，唉！有什么爱好？音乐他不行，也不跟人家下棋、打牌，也不喝酒、抽烟，看不出他有什么嗜好，只是看看报纸，看看书。他文化水平还是有的，英文很好，夫妇俩都讲英文。解放初期，当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老婆来上海，饶用英语与她谈话，饶在法国呆过，办过报纸，自己能写文章，是个知识分子……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陈老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待……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犯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作结论不好说，《邓小平文选》你去看看。

饶这个人，工作上、思想上有他的毛病，但是不是反党性质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他在黄花塘与陈毅有矛盾，在山东整黎玉——黎玉有他自己的毛病，他到组织部树立个人威信等等。但说他“伪君子”，你也查不出什么。他来北京我知道，和警卫员出去，回来后我问警卫员：“你们上哪里去了？”他们回答：“到黄克诚同志那里去了”，“曾山同志那里”“张鼎丞同志那里”……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曾、张——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邦”（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杨尚昆逝世前撰写的回忆录中有一篇《回忆高饶事件》，作为附录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一书中，文章虽由陈麒章执笔，但表述的只能是杨尚昆个人的意图——引者）。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邦”，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1993年11月9日采访录音笔记）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那封1982年他写给陈云同志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2007年，陈麒章先生不幸病逝。

令我感到困惑和和遗憾的是：在对待“高饶事件”的平反上，他没有像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先生那样。2001年中央成立“高饶事件”复查小组时，小组中一位中纪委的同志去找他了解饶的情况，陈问缘由，这位同志说暂时保密，陈一听火了，说：你是中纪委的，我也是中纪委的，你还向我保密！竟对这位同志下逐客令——这一细节，是我2003年到他家他亲口告诉我的。我想：那位复查小组的成员对陈“保密”，实在有些欠妥。据说陈老事后还给中组部写了一封信。陈老这次意气用事，也似欠妥。

采访陈麒章先生后，我又按照人民大学吴宝康教授给我的地址，去京城西郊万寿路附近找到了肖光。肖光先生离休前是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他虽然离休了，他的住址仍警卫森严，据说一些中央大员也住于此。去的那天也是个雨天，肖光正在逗小孙子玩，他瘦瘦的，虽年过古稀，仍显得很精干，令人想起当年这位新四军机要科青年科长的风采。听陈老夫人汪平同志说，肖光也在上老年人大学，学书画，与她同班。

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

“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璀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

“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他妈的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你他妈的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1993年11月12日采访录音笔记）

和吴宝康先生夫妇一样，临走时肖光副局长也嘱咐我：

“你要想把事情搞清楚就要抓紧！”

采访了肖光后，我又去找曾与肖光共过事的左金祥。小红军出身的左金祥也是从机要局副局长的位子上离休的，不过，他是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机要局。他是我的江西同乡，井岗山下永新县人，与毛泽东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是同一个县。

我去的那次，华北大地一连几天笼罩在凛冽的寒潮中，北京下了大雪，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8度，最低为零下18度。我一路几次转车，到了颐和园，又转车向玉泉山。车过颐和园北宫门后，路上就少了人与车，旷野白雪皑皑，遍地冰凌，来往的不是军人就是农民。到厢红旗下车，四周是乡村风光，此地属山区，气温更低，地下积雪甚厚。好不容易问到了左老所在的单位，传达室的的办事人员倒很客气，拨通了左老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声，听说我来自江西，便说马上派人来接。不一会来了位年轻战士，一进门就问：“哪位是江西来的客人？”我跟着他进了大院，这位生气勃勃的青年战士一路走，一边说：“这地方净是部队，你要找人不容易，问也问不到，找也不好找。”

进了一幢小楼的一楼，一阵暖气拂面而来。女主人是一位慈祥的知识女姓，她叫章静，早年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离休前在社会科学院。她虽年近70，可看上去像50左右，一口悦耳的江苏普通话，令人想像她年轻时姣好的容貌与温顺的性格。

左金祥大病初愈，坐在椅子上，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记忆常常受阻。

见了我，左老说：

“我这个江西人，还没有回过江西呢。”声音里充满了遗憾。

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

“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

他的夫人章静女士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

“跟饶漱石的机要人员有肖光、薛丹浩、我……薛丹浩现在第四军医大学，前年患肺癌动了大手术。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我和他老婆陆璀接触多一点……

1945年以后，粟裕、邓子恢、谭震林等带人留在华东，我是机要员也在华东，肖光则上了山东。我们以后变成了第三野战军。我跟饶漱石没多久，1941年我在军部，后到一师（粟裕师）呆了一年，又调回来。那时一个人调到哪里都行。我们两个人通过鬼子封锁线，走来走去，回军部后又到党校学习。到党校学习后，鬼子开展大扫荡，有人叫我回军部，有人叫我回一师。回一师又要过鬼子封锁线，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鬼子抓住，后来我还是回了军部。后来我又到四师（彭雪枫师），在四师开始搞机要，在那里学报务，并当了机要科长。

有一次中央指定我和肖光（三师机要科长）到军部发一种绝密电报，肖光没有去。我呢，当时彭师长打仗去了，我请示邓子恢政委说：“这个事别人也可以干。”邓说：“不行，这是中央指定的，是组织纪律问题。”当时的参谋长是张震。后来我去了，薛丹浩当科长，另从二师调了个机要科长来。我对薛说：“你这科长不干我也不干，我也当过大科长小科长的……后来肖光来了，当科长，我开玩笑说：“你他妈的当科长就来，当机要员就不来！”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1993年11月23日采访录音笔记）

我们谈话时，他的夫人章静女士也不时插言，曾在华东局机关工作过的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我在本书第五章里介绍过她的所见所闻。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

“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

“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章静大姐要留我吃午饭，我惋谢了。临别时，左老说：

“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大姐说：

“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

临别一言，说得我心潮起伏。

走出屋，踏着咔嚓作响的冰雪，第一次在北方度过雪天的我感到了一份沉重的责任。

知情者言（二）

认识了陆兰沁后，我才得以知道当年饶漱石在上海时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姓名，于是，我准备前往上海。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当年一定是位十分机灵、忠诚、招这么多中央大员喜欢的小伙子。

兰沁给了我一个刘廷臣的电话号码，还好，一到上海就与他联系上了，他住在上海瑞金二路，瑞金医院近邻，有名的三井花园（励志社，现改为瑞金宾馆）也离他住处不远。我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他的家，九十年代上海住房条件还很差，作为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处级离休干部的他，所住的房子是在二楼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这里卧室兼客厅。当年虎虎生气的刘廷臣，如今也是老人了，但身体依然强健。见面后，他非常热情，给我提供了许多他亲历亲见亲闻故事，其中大部分我都在本书中引用了，作为三位高层领导的贴身警卫，他所知的内情较多，也真实可信。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我是山东人，1947年在胶东许世友部队，先给张鼎丞当警卫员，1949年进上海后，张调到福建去了，我就留下来跟他（指饶漱石—引者），我之前还有一个警卫员叫党延校的。这个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他到北京后，我留在华东局，给谭震林当警卫员。

本来出事后（应是出事前夕—引者）调张鼎丞当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张说算了算了，去了检察院（据查，张鼎丞任中组部第一副部长时间极短，一个月左右，大概还未上任—引者）。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胡立教与他关系一般，当时是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部长原来是刘晓，与饶关系比较好。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这些老同志都已离休在家，一般都能找得到。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是山东烟台地区栖霞县人，在第三野战军13纵队当连指导员时负伤，伤愈后被选送到华东军区保卫处，后来接替凌文英任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本书引用过他的一些谈话。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毛主席我接待过几次，饶在北京工作时，我有一次守在电话上一夜。我感到我们这些领导人长年累月从风险中走出来不容易，我是当兵出来的，知道战争的艰难……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1994年3月份4日采访录音笔记）

李宝贤住在无兴路，这里离康平路很近，在喧闹的上海，此地有难得的安静。这位昔日的神枪手如今身体也很弱，他瘦瘦的，又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说话很慢，谈话间不时发出微微的喘气声，不过从他的眼神与身材看出，年轻时一定非常精干标致，他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我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了很多他参与警卫来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这些东西整理出来都该是上晚报或休闲刊物的好故事。当我说希望能见到胡立教时，他说一定帮我联系。

第二天，他电话里告诉我，说胡身体不好，不便于接受采访。

对胡立教的拒绝我虽有些失望，但心里很感激这位昔日的卫士长。

凌文英是河南人，离休前在上海化工机修厂工作。他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卫士长，那时还没有“卫士长”这个名称，而是叫警卫队长。在饶漱石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中，没有比凌文英不幸的了。1951年他申请去抗美援朝，离开了很多人想的饶政委警卫队长的岗位，去了朝鲜战场。谁知从朝鲜枪林弹雨中拼杀一通后，再回到上海，没过几年，他就被划成“右派”……这位1948年初华东局警卫队的队长，到离休时，还只是个科级干部。他住在江苏路65弄一幢普通居民楼的7楼，二居室，室内很简陋，受过重重打击的凌文英矮小、衰老，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首脑机关警卫队长的英俊之气一丝也看不见了。

我与凌文英刚坐一会，他的老伴买菜回来，客气而又热情。

凌文英说：

“我是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的，因家属问题抗战胜利后没有跟三师去东北，留在地方警卫连，后又到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并跟他们到了山东，后来又进了警卫队。

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199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笔记）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住在万航渡路。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向明来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师政委，刚从前线来，穿双长筒靴，张老找他谈，要他当鲁中区委书记，他说：‘还是让我到部队去吧。’张老说：‘没关系，还是边干吧’”！（1994年3月15日录音笔记）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艾丁是重庆人，1921年生，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二月离开。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3楼337号房间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退居二线前，他任上海基建工程局局长，柯庆施当权时，他曾任上海市机床厂党委书记，还曾邀李宝贤去该厂当保卫科科长，因华东局办公厅保卫处不肯放李宝贤，此事才未办成。

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我因此有机会走进这座名气很大的外滩市政府大楼。

艾丁个子不高，为人和气，也许因饶漱石的缘故他吃了很多苦头，所以即使不准录音，他与我交谈也非常谨慎。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除前所述，主要还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绊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我记不清1998年夏天我是第几次上北京，这次兰沁告诉我：她有一位小舅舅，听说我曾去上海为饶漱石的事采访了许多人，埋怨说：你怎么不要他来找我？兰沁的小舅舅叫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

陆璀早已离婚另嫁，这一般人而言，像这种情况，陆璀的弟妹们都会冷淡前任姐夫，但陆熙昶不是这样，他心里对饶漱石一直很尊重。这位带着弹弓参军的新四军小战士，前些年从师级军医岗位上离休，现在也已华发苍然，年届70了。

第二次去上海，与上次采访刘廷臣等人相隔7年多，7年来上海的变化太大了，满城的高架路高架桥让我这个很少出门的人分不出东西南北。第一次赴沪是乘大轮，虽费时日，可旅费便宜，第二次则客轮不通，只能坐火车。幸好同车厢有一位在虹口区某公司工作的青年人，靠他的指点我算是顺利地找到了陆熙昶医生，他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上海一处干休所内。

陆医生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鄣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这个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干……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抗战时期，我哥哥也到解放区去了，我去时16岁，哥哥20岁，他年纪大一点，受到上海社会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姐姐不喜欢我哥哥，比较喜欢我，觉得我比较单纯。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张鼎丞给我开了一张条子：“该同志政治纯洁。”这句话很要紧，以后就不要什么审查了。

记得在黄花塘，一次黄昏散步时，跟在饶身后的警卫员蹦跳着，隋手抓住一只青蛙摔死在田埂上。饶回头对警卫员说：“青蛙是益虫，要保护”。弄得年轻的警卫员有些不好意思。

饶一天到晚工作，自己个人很克己。艾丁说：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大家走得很累，刚住下，饶就说要搬家，并且要马上就走，不然的话，国民党飞机就要来轰炸。后来他们搬家不久，果然敌人飞机就来轰炸了……?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以后，很多年了，兰沁跟我见面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彭德怀的惨死，陆璀听到了，问：“唉，你们在讲什么！”意思是说这些事不能谈。

八、九年以前，早已事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他们俩离婚，一般人奇怪，我早知道。在颐和园养病时，整个一个院子给了我们，还有岗哨。有一天，陆璀对我说：“这十几年不知怎么过的，简直是个木头人，一点都不照顾我，没有人情味！”我很吃惊，说：外面看起来，你们是模范夫妻，人家非常羡慕，他是留洋的，又是高级首长，你也是女强人（她风度非常好）……?

我问姐姐：饶在外国是个什么职务，她说：他什么也不是，就是普通地下工作者，办《救国时报》。陆璀那时罗斯福总统接见，周游世界各国，加拿大到了17个城市。组织上安排他们一起工作，关系很密切，陆璀那时身体不舒服，感情很脆弱，饶对她很照顾，可能就这样结婚了。他对姐姐很好，从来没有发号施令，姐姐也能管住他。有时，他坐在沙发上，姐姐说：你坐了这么久，该去散步了，饶不动，姐姐就来拉他，把他拉起来……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趁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俩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他瘦瘦的，胃已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精神仍然很好。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现居总政治部一干休所。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人的，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李说话有条有理，不紧不慢，他跟我谈了很多饶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情及其他大人物的故事，有些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

李振田还介绍了华东局领导的警卫情况：

“警卫员分好几层，一是贴身警卫，2个;一个叫卫士组，5个人，以李宝贤为主。（这有个演化过程，原先每个首长有个警卫排，饶说人太多了行动不自由，后改成卫士组）还有一个便衣排，归警卫科领导，负责门卫，还有一个传达员。

徐海东也是新四军的，对她（兰沁）父亲也不错，还有张云逸，张鼎丞等。叶剑英同她父亲关系也不错，那是在北平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时，饶是中将，不低于叶。我怎么知道？1951（？）年，叶从广东上北京开会，路过上海，没下车，饶去看叶，我和凌文英在，叶坐公务车（中央委员两节，候补委员一节），饶把叶接下来，会面一个小时……?

陈老总调北京时就只带了二个人，一是张彦，一是王力。张彦原是松江地委书记，他老婆杨春（音）是副书记。杨曾是新四军党校教务长，张彦是她的学生。张彦长得漂亮、有文化，年轻有为，是华东局最后一位副秘书长，他老婆长得胖、黑。张彦到北京后是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文革”中被整死了。王力是华东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1938年是国民党一家反动报纸的编辑，打仗俘虏过来的，在上海，王力和我们在一个中灶食堂吃饭……”?（1998年7月31日采访录音笔记）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是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1998年采访录音笔记）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巴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知情者言（三）

姜廉是江苏金湖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3年就任科长，原为新四军老八团参谋局下属货物管理局直属所所长。1948年任安东市税务局局长，1949年进上海后任华东直属医院院长，后又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1959年北京搞“十大建筑”时，他被人从上海“借”到北京，负责北京展览馆的筹建工作。展览馆完工后，他就留在北京有名的“莫斯科餐厅”当经理，任北展饭店总经理，离休时，为北京展览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兼工会主席。

姜廉是1943年的科长，到离休时也只是个处级，其间他一直与钱财打交道，工作几上几下，他处之泰然，做事一直是兢兢业业。离了休的他后被选为北京饭店协会理事，这是个很有光彩的位置，也是他几十年辛苦敬业换来的荣誉职务。

北京展览馆宿舍后边很空旷，姜廉住在一栋宿舍楼的四楼，住房条件很一般，他胖胖的，像位大师傅，和霭热情，他的老伴像是家庭妇女，和他一样，好客而热情。

姜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前文已述，谈起饶的“反党”，他说：

“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他对我们挺好的，对外边人也挺好，到我们这里来的有陈毅同志和许多领导。没有事，打打弹子球，打弹子球姿式最好的是许建国，还有一个是潘汉年。晚上（他们）去汇报，打一打，我也参加，帮帮忙，都挺好。

那时兰沁、李敏都在这里玩，饶不许兰沁出去。

陆璀就是离婚这点不怎么样……”

蔡兆龙是安徽人，“7·7”芦沟桥事变后他在家乡的小镇参加青年抗敌协会，后又加入文工团，唱歌、演戏，宣传抗日，之后又当乡长、区长、科长。进上海后当过华东局办公厅行政科科长、副处长，进北京时在外交学院（陈毅任院长）学了两年，毕业后先任外交部亚洲司三科（东南亚）科长，后又出任我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总领事，回国后任外语学院党总支书记。蔡的夫人于敏，个子很高，离休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院长就是原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蔡一家住在东交民巷，客厅里挂着正在上老年大学的于敏画的大公鸡。画屏上的那只鸡神气威武，像是随时要冲下来啄食什么。

很遗憾，蔡兆龙这位外交官患有高血压和帕金森病，行动不便，说话中气不足，口齿也欠清晰。采访归来整理录音时，一些话无法听清，尤为可惜。

蔡说：

“我与饶漱石直接接触很少，他住在三井花园（励志社），我和姜廉一起在那里工作。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者风度，也比较宽厚，平时不大讲话，与人容易相处”。

夫人于敏插话说：

“我们与他接触少，他不爱讲话，听他作报告，很文气，很有知识，不像个军人，有学者风度，他的文化层次比较高。那时我们很年轻，陆璀也很年轻”。

（1998年8月3日采访录音笔记）

菅（jian音艰）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可是我对他的采访却是在此书初稿三年后的2005年春夏。毕竟时隔太久，半个世纪后再来回首往事，很多记忆中珍贵的历史细节，已被岁月的风尘所模糊。但这次与菅荣斋相见，使我深受感动。

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菅荣斋是山东阳信人，1930年生，1945年参军，曾在区里任副班长、班长，后到县大队当副排长，1948年调渤海军区参加参谋训练。训练将近一年，不等毕业，战争就基本结束了。于是他们这批学员便匆匆南下，一边走，一边分配工作。过长江后，未分配完的学员就留在华东局保卫部。菅荣斋和前任卫士长李宝贤一同参加华东军区参谋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同在华东军区保卫大队，菅荣斋任华东警卫团团警教（作战）参谋，后任警卫科外勤组长。那时华东保卫部的干部也不齐，较早的有王凡，他后来当过华东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自杀。在华东局保卫部，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到上海期间，年轻的菅荣斋都参加过对他们的保卫工作。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谈起那次突然的调动，菅老说：

“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后，毛主席视察人民海军，我到南京参加保卫工作。结束后刚回到上海，保卫处长就找我说：‘上边叫你了’，并拿函件给我看。原来是中央办公厅要我去，并要我带警卫员班子立即起程，我（当时）什么也没带……”

2005年5月1日我采访菅荣斋时，他老人家尚在住院。他患心血管病，两年前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但血压仍很高。他的家在解放东路人民新村小区，可近年来他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

菅老住在长沙湘雅医学院（饶漱石曾在此校读书）第二附属医院高干病室。医院范围很大，我们转了很久才找到位于韶山路东侧的湘雅二医院高干病室。进了大门，远远望见病室大楼外的天棚下，立着一位高高瘦瘦的老人。他白衣黑裤，赤脚拖鞋，在等什么人。我立即断定他就是前中组部卫士长菅荣斋，忙上前问：

“请问，您是菅荣斋先生吗？”

他冷静地反问：

“你从哪里来？”

“江西九江”。我说。

老人听了，脸上露出笑容，领我们走进大厅，上了病房二楼。走廊很长，一边是病房，一边是医务人员工作室。菅老的病房里有两张病床，右侧床上，一位患者正在吸氧，鼻中插着橡皮管。在这座长沙惟一的高干病室住院的，都是经磨历劫的耄耋老人，75岁的菅荣斋是这里最年轻的病人。

菅夫人大概等久了，我们出现时，她正在织毛衣。由于担心采访会打扰同室的病友，菅夫人领我们来到二楼阳台。阳台空无一人，静静地散放着几张藤椅，攀缘而上的藤蔓开满了紫色的小花，楼外是浓荫匝地、枝叶葱郁的古樟。在车马喧嚣的长沙市中心，这实在是一处难得的佳境。

菅夫人叫姚兰桂，1935年生，山东荷泽人，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在京读书时与菅相识、结婚。她告诉说：听说我们要来，菅很激动，她一再叮嘱：别激动，激动了心脏会出毛病。

坐定后，我拿出录音机，菅老坦然道：

“问吧，你问什么，我记起来就说！”

采访就这样开始了。菅老说：

“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而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晕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二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张在另一处睡，但跑过来吃饭，锻炼身体后也到这边来吃饭。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粟裕长子粟戎生，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有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俩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现在很多事都忘了，想不起来了。在北京，饶和陆璀一个住楼上，一个楼下。他睡觉爱打呼噜，他睡没有睡着我们只听他打没有打呼噜就知道了。那时陆璀的小弟弟（指陆熙昶）还没有结婚，我们俩常住在一起”。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

“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佈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2005年5月1日采访录音笔记）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饶漱石被捕后，他们这些曾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被遣散，菅荣斋和陶东海进公安学院学习,毕业后进了北京电子管厂。“大跃进”后,陶去了长春,菅则受命带一批人迁厂至四川成都,“文革”中又迁至长沙。警卫员中，比菅荣斋先来一年的魏来学，要求回了山东济南老家，可是这位19级的警卫员回山东后，有关部门却分配他回村当了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后，由于思念战友，菅荣斋设法给魏来学写了一封信。当这封信辗转传到魏来学手中的时候，文传学禁不住泪流满面。此前，陆璀也给魏寄过糖果……

离开中组部后，菅荣斋心里依然惦记着饶漱石。有一次他出差，与一批河南的老同志在同一车厢，他们不认识菅，菅听他们谈论说：饶漱石的事，主要是陈毅搞的鬼……菅荣斋听了，心里感到一丝安慰。

转业进工厂的菅荣斋和以往一样正直、敬业，一心扑在工作上。无论是在四川成都还是在湖南长沙，这个拥有1000多名工人的电子管厂的厂长菅荣斋，常常是每天一早出去，到深夜才回家。妻子姚兰桂说：那些年，家里看不到他，孩子们也不认得爸爸，他自已也瘦得厉害。曾有过好几次调薪的机会，他都给了别人。他说自已调一级的数目，可以给好几个工人调一级，所以每次都让给了别人……菅荣斋的行政级别1953年是17级，几十年后还是17级。这位于1945年参加革命的中组部卫士长，到离休后上边才给了个“副厅级待遇”——住房、用车享受副厅级，工资仍旧拿处级工资。有人说他之所以行政级别几十年原地踏步，是因为饶漱石的关系，对他这样的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

菅荣斋回忆自已离开饶漱石后的情况时，说：

“饶出事后不多久，就通知我们几个（警卫员、服务员），你们愿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当时有个公安学院，我去了，我与邹东海到了那里。我担任学习组长，因我比较熟悉保卫工作业务。担任了好几个月，邹东海担任组员。毕业时我得了5分（那时是5分制），但只考了第二名，因为口试时，苏联专家在场，我比较紧张。

毕业时，他们问我到那里去？开始要我到马列学院当保卫科长，我不想去，搞保卫工作太累，我便说让我想想看。这时邹东海说到电子管厂，我说我也去吧。我们俩个关系顶好，都是山东人，他到北京当警卫员还是我要来的，到现在我们还联系。他去了，我也去了。电子管厂是一个大厂，开始要我当保卫科长，我说太累，想下车间学点技术。他们说下车间只能当副主任。我说副主任就副主任，正主任我也干不了，不知怎么当。学习了一段时间，就改做党的工作，当总支书记，一直到大跃进结束。后来建设三线，我们这个厂是灯丝厂，全国只一个厂，这个厂很重要，（上级）确定搬到成都去。四川准备设一个分厂，那时叫我去当厂长。我说当厂长不行，（怕）搞不好，组织上相信我，如实在找不到人，我就当代理厂长。（就这样）我带原班人马在三年之内，完成了工厂搬迁，还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没有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走资派”，挨整。“文革”中，厂里那位党委书记说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养成了习惯。他是搞理论工作的，他也是山东人。

也有人隐隐约约，贴我的大字报，说我‘继承饶漱石的衣钵’‘潘汉年的什么什么玩意儿’”……（2005年5月1日采访录音笔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非常看好的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也和许多国营企业一样，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菅荣斋的子女都大了，他们的就业也成了问题。菅当厂长的二十多年中，上边常常有下拨的招工、招干指标，正直的菅荣斋将这些指标都让给了别人。1981年，为了让小女儿顶替当工人，46岁的妻子姚兰桂不得不提前退休。菅荣斋夫妇有4个子女,两个女儿当工人;两个儿子当兵转业后,一个到深圳打工,一个由于所在企业效益不好,两年前被2万元买断工龄。还有一个女儿下岗待业。

菅荣斋离休后,红火一时的曙光电子管厂,只保留了一个车间,其余的全卖掉了。菅荣斋、姚兰桂夫妇双双进入了多病的晚年,由于一子一女下岗待业,所以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难之中。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6点,菅老坚持要送我们下楼。走出湘雅二医院高干病室的大门，回首老人挥手向我们告别的身影，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十多年来对这些当事人的采访，何时能公之于众？像眼前长沙城的暮色一样，我感到一片迷茫。

回到旅社，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清晨很早就醒了。

6点，手机响了，是菅老打来的，电话里他告诉说：昨晚他一夜没睡好，想多记忆起一些事，但只记起了三件：

一是在饶受审查期间，中组部一位姓李的材料科科长比较正派，私下里对饶仍不错;

一是1953年6月陆璀赴丹麦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大会，没有像样的手提包，便拿了饶漱石的手提包去……

我深深被这位当年的卫士长所感动。

对饶漱石之冤怀有正义之情的，不只像菅荣斋这样当年的身边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像廖承志这样的高官。2004年陆璀八十寿辰时，一位老将军去祝寿，送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并对兰沁开玩笑问：“兰沁，我是叫你陆兰沁呢还是叫你饶兰沁”？说到饶漱石，这位上将开口闭口都是“饶政委”。又说：“饶政委的事，现在（要解决）时机还不成熟……”

当年的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在这些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将军们心里，仍然受到尊重。

在一些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饶漱石也是受到尊重的。父亲出事前的五十年代初，兰沁去大连，正在那里养病的粟裕要把自已睡的床让给她，还陪她到街上去买草帽，弄得小姑娘很不好意思;打倒“四人帮”后，牟选仆调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夫妇俩离京赴美前，邓颖超托秘书给兰沁打电话，表示祝贺;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期间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听说兰沁在，这位新四军五师师长，先走过去与兰沁亲切握手……

——摘自《饶漱石》第十九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