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之父曾山：两个时代都是内务部长（图）
编者按：本文作者裘之倬为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作家。他深入调查，访问了曾山当年的战友、老红军、赤卫队员，并前往瑞金、吉安、兴国、宁都、淮海前线纪念馆、档案馆查阅搜集资料，写出此文。此文发表于1999年12月曾山百岁诞辰时。现全文转发，以飨读者。
曾山
一、曾山的家 在赣水那一边
在曾山百岁诞辰前夕，我驱车从赣江下游的南昌市赣江大桥，溯江而上，沿着昌（南）赣（州）公路前进，经南昌县莲塘、丰城、樟树、新干、峡江、吉水，横跨赣江中游的庐陵大桥，驶过吉安市的井冈山大道的尽头，经吉安县新城往南，全程约220公里，便到了吉安县永和乡锦源村曾家----曾山老家，去追寻这位赣江人民的优秀儿子----曾山的足迹。
曾山的老家----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庄。远处是雄伟巍峨的罗宵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近处则是白浪滔滔的母亲河赣江，它象一条白色的练带，一泻千余里，从章河、贡河流过，在赣州八境台汇合成为赣江。赣江经过赣县、万安、遂川、泰和，流入曾山的老家----吉安（以前称庐陵）。后经吉安市的白鹭州、吉水、峡江、新干、清江、丰城、南吕市、新建县、永修、彭泽、都昌、瑞昌，流向碧波浩淼的鄱阳湖，再经过湖口流入奔腾的长江，全长一千余里。
曾山的家乡在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县，被誉为金庐陵，位于吉泰盆地中心，是一个山清水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好地方，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历代文人蔚起。从唐宋至明清，吉安科举进士2300多人，状元15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永乐大典》主纂解缙都出生在这里。现在的王佐、袁文才、贺子珍、张国华、梁必业、梁兴初、李水清、康克清、陈正人、曾山、余秋里、王恩茂、王辉球、曾庆红等160多位将军、省长、省委书记、部长、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当代伟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祖籍也在庐陵。
曾山的家在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的中央，是一栋青砖碧瓦的旧式民房，门前有一口水塘，给人以清新古朴的感觉。曾山的父亲曾彩芹，是一位文化素质很高的清末秀才，为人道德高尚，助人为乐，他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献给村里的青少年儿童，自己创办学馆，教书育人，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母亲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淑、眉目清秀的妇女。他们勤俭持家、生育了延生、洛生（后改名曾山）、炳生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曾山是1899年11月10日出生的，在孩子当中，他排行老二，幼年时在父亲曾彩芹身边读过三年私塾，熟读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左传》、《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和诗词歌赋，成绩都在同学之上。曾山有天斌，又勤奋，所以文学和哲理的基础很扎实，能写一手好文章，又能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事很有主见，父母都很喜欢他。1915年，锦源村发生了一次大水灾，曾山的家和全村一样，都受到了很大损失。曾山为了减轻荒年给家里带来的生活负担，心甘情愿地放弃求学的机会，翻山越岭来到离家两百里以外的赣州市东门外天竺山一家做丝线的作坊----裕丰泰栈房，专门学做丝线手艺，很快掌握了解丝、打线的操作技术，和老板一起肩挑丝线担子，翻山越岭，到龙都、安都、全都、安远、柔郭等别的市场去卖，一直过着低层生活。1925年，远在上海读大学的哥哥曾延生参加了共产党，从上海回到吉安组织觉群社，发展党的组织，声援“五卅运动”，促使曾山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曾山成长的曲折道路
1926年5月，曾山在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活动。这年10月又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支部领导下，他组织贫苦农民斗豪绅地主，在斗争中锻练，成长很快。1927年秋天，曾山进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 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表现得很英勇，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工作。1927年曾山任中共泰和边区区委书记。1928年4月，曾山领导了震惊赣西的“四・ 九”农民运动，他率领七万多名手持梭标、大刀、长矛的农民，向驻守在天山的白匪军进行围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5月间，中共赣西特委指派曾山担任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10月，曾山被选为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赣西苏维埃主席，这年曾山才三十岁。
1930年2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来到赣西。2月7日，在吉安县陂头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土改、红军、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时，产生了意见分歧。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极力主张按耕作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特委会员曾山则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泽东支持了曾山的意见，毛泽东指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对贫雇农很有利，可以争取群众，符合群众的利益，是正确的。按耕作能力大小分配土地，则对富农有利，是不正确的。会上根据曾山等人的意见和毛泽东的结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科学地制定了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这时国民党唐云山率领独立十五旅进犯苏区，曾山立即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带，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取得了首次攻打吉安的胜利。
1930年5月底，曾山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有力地抵制了李立三提出的“打下南昌、九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不打南昌、九江、武汉，夺取吉安正确主张，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领导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进行了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战役，取得了在吉安天华山歼敌邓英部一个主力团的胜利。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袁州发布了再次攻打吉安的命令。10月4日，曾山率领地方武装、广大人民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了吉安城，至此，赣西、赣南苏区联成一片，形成了拥有30多个县，400余万人口的红色区域。10月7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城中心广场召开了有十余万人参加的庆祝攻克吉安胜利大会，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一致选举曾山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会后，曾山率领一批干部，在吉安城内进行筹款工作，在短短八天时间就筹集到五、六万块银元、二十斤黄金和大批银子，他将这笔钱一个不留地交给红军作军饷，充分体现了曾山清正廉洁的好思想、好作风。10月 16日，红军主力由吉安向北推进，曾山随红一方面军经峡江、新干到达新余的罗坊。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对待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夹江而战，就是在赣江两岸迎战敌人，毛泽东则主张红军退却，退到中央苏区的深部，诱敌深入，利用中央苏区的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曾山在会上坚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罗坊会议后，毛泽东参加了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的各县负责人会议，曾山代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传达了罗坊会议精神，具体布置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了实行 “诱敌深入”和“坚壁清野”的意义，要求各县认真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这年11月18日，红军主动撤离了占领45天的吉安城，分路向吉安东固、永丰龙岗等革命根据地前进。19日，曾山同毛泽东等由吉安神岗过禾水河，经永和镇到达白沙锦源村曾山的家乡时，毛泽东亲自到曾山家里慰问了曾山的母亲康春玉老人，高度赞扬了这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在永丰龙岗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消灭了张辉赞部一万余人，并活捉敌人前敌总指挥张辉赞，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三、“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曾山的一家，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真是满门忠烈，浩气长存。父亲曾彩芹是农村小学教师，他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主动要求中共吉安县委，将他所在的农村小学作为党的交通站，义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党的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经中共吉安县委讨论批准曾彩芹为秘密交通站长。说秘密交通站其实就是曾彩芹一人，他既是站长又是交通员，样样事情都必须他亲躬，都要亲自跑腿。几年来，他不论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都每天身披蓑衣，晚上打着灯笼，送情报，送战友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聆听革命真谛，传播革命火种，多次掩护游击队，痛打白狗子、反动民团，赢得了上级和革命群众的好评。曾彩芹曾先后三次被捕，仍为革命到处奔波送情报，化险为夷，然而不幸于 1931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关押在监狱，严刑拷打，逼迫曾彩芹招出地下党负责人，曾彩芹为保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结果被敌人活活打死，惨不忍睹。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吉安地区的马列主义传播者，原名宪端，字麟书，是曾彩芹的长子。他曾到麻州永乐寺、坳路、乐堂等地经馆读书数载，以后转到吉安学堂读书两年，学习成绩优良，深得老师的赏识，不久考入南京体育师范。1921年秋天，曾延生从南京体育师范毕业归来，受聘于吉安白鹭洲中学，担任体育教员，并在吉安县立高小兼任国文课老师。
1924年，曾延生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读书，经过组织培养，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方面积极与吉安团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不断寄送《向导》、《新青年》、《资本论入门》等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和发展上海的工人运动，曾延生肩负党的使命来到沪东杨树浦区，以创办“平民夜校”作掩护，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1925年2月，日商纱厂的工人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二月罢工”，曾延生因势利导，迅即发动沪东工人参加到沪西工人发起的罢工行列，斗争持续一个月，几天之内，会员增加到3000多人，迅速扩大了杨树浦地区工会组织的力量，终于迫使厂方请求与工人谈判，资本家不得不让步，第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不久，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天，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带领一支工人宣传队，冒着危险，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队的优秀女工蒋竟英看见曾延生革命坚决，而又有胆识，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忠贞爱情。
1925 年6月中旬，党组织派曾延生以上海工商界宣传代表身份来到江西省南昌市，向江西各界人民陈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在上海、汉口、青岛继续屠杀工人的罪行，他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反帝风暴，声援“五卅”运动。7月间，曾延生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起初在土洲钟家村，以办国音补习班为名，吸收28名青年学生秘密参加，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8月中旬，社员扩展到90余人，于是，觉群社便在白沙明心寺正式成立，曾延生任社长。曾延生写了一副阐明宗旨的对联：“说一般人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大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觉悟社成立后，曾延生组织社员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同时，他在白沙附近组织了吉安地区农村第一个农民协会，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火热的斗争唤醒了农民，他们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这年9月 2日，江西督办方本仁无故逮捕省城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邹努等六人，曾延生获悉，立即组织吉安地区工农积极分子，举行声势浩大的援助省城被捕的共产党员邹努等6人运动，吉安的反动派本来就对曾延生虎视眈眈，现在趁机反攻倒算，四处捉拿声援省城邹努等6人的工农积极分子。在曾延生等声援之下，敌人一无所获。由于曾延生的积极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吉安人民的爱国运动，受到了团吉安特支的表扬。
这年10月，曾延生奉命返回上海，党派他担任中共引翔港部委员会的宣传委员、做出了许多成绩。
1926 年11月4日，北伐军攻克九江城，党中央派曾延生和蒋竟英来九江市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将“中共九江特支”改组为“中共九江地委”，由曾延生任九江地委书记，根据工作需要，开设了“九江书店”，作为党的秘密据点，指令曾炳生（曾延生的三弟，次年7月31日牺牲于九江）负责，在曾延生的领导下，南浔铁路、久兴纱厂、轮船码头、九江师范学校和郊区的黄老门、马回岭、港口等农村党团组织得到了健全和发展，工会、农会、学联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起来了。
从12月26日起，九江的英商太古、怡和和日清公司的码头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未果宣布罢工。翌年（1927年）1月6日，九江税务司乘机雇工复工，破坏罢工，码头工人见状前去与之说理，遭到英国水兵突然袭击，致使工人吴宜山当场毙命，数名工人身负重伤，酿成了“一・六”惨案。曾延生当即以中共九江地委名义，通过九江市党部紧急召开全市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会议，组织工人高呼口号，冲进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英国水兵，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数十年之久的“租界”，并成立了“九江市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发表了“九江市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宣言”，这一反帝斗争之壮举，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1927年2月19日，英帝国主义被迫正式承认九江英租界无条件地归还中国管理。
1927年3月17日，蒋介石指使豪绅、地痞流氓捣毁“九江市党部”，杀害了工人纠察队员曹炳元等人，以曾延生为首的中共九江地委，迅速组织反击，包围全城，捕捉凶手。3月29日，一代文豪郭沫若从安庆潜回九江，转道南昌，曾延生指派专人将郭沫若护送抵达南昌。4月4日，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经九江地委书记曾延生签交《九江民国日报》全文发表，激发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愤怒，看清了蒋介石屠杀工农、镇压革命的反革命面目。同日，曾延生和九江地委领导全市工农群众，一举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县党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延生奉调到南昌，担任江西省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不久，曾延生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南昌“八一”起义洪流，任“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起义成功后挥师南进，随师转战。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洲，他即往城外筹粮，当他回到驻地时，起义部队遭到失败。在此种情况下，曾延生连夜返回江西寻找党组织。10月间，曾延生以赣西特委代表的身份，来到万安县，和曾天宇一道策划万安暴动。11月下旬，他又前往泰和、吉安一带开辟新区，在泰和县官田敖朱家村建立了吉、万、泰中心联络站。
1928 年3月间，曾延生和蒋竟英调往赣州，成立赣南特委，曾延生任书记。赣南特委成立后，曾延生和特委一班人分别到各县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在白色恐怖的赣州城，曾延生不顾个人安危，东奔西走，坚持革命活动。3月23日，敌人突然包围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赣州古城巷二号，曾延生和蒋竟英不幸被捕，解送到伪赣州警备司令部，在残酷的审讯中，曾延生毫不屈服，在软化的腐蚀中曾延生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终于下了毒手。1928年4月4日，曾延生和蒋竟英在走向敌人刑场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1962年，曾山回故乡时，回首往事，壮怀激烈，他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就是说，曾山的父亲曾彩芹三次被捕，为了保守党的机密，捍卫党的利益，受尽严刑拷打而不屈，最后牺牲在敌人监狱，真是“三难一死为人民”。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同时被敌人逮捕， 1928年4月4日夫妻双双就义。曾山的弟弟曾炳生和他一起同时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8月，曾炳生也在九江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加上幼年得病死去的四个兄弟姐妹，“五男二女留独子”，全家兄妹七人只剩下曾山一人，此时此地此景，曾山不禁感慨叙之。
1927年是国民党疯狂镇压共产党的一年。
面对“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疯狂屠杀，曾山面对父亲、兄弟三人被国民党杀害，他不仅不退缩，而是更加义愤填膺。他于1927年7月冒着敌人白色恐怖的危险，只身来到广州，进了叶剑英领导下的教导团。
12 月11日，曾山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广州起义。在起义战斗中，曾山英勇打击敌人，拿起枪和敌人肉搏拼刺，曾山个子高，力量大，一连杀死几个敌人，抓获了不少俘虏，创造了许多英雄战绩。起义失败后，曾山于12月底潜回吉安，受党的指派，前往吉安县富田圩进行秘密工作，发展党组织，在敖城、芳井、永阳、赤陂一带吸收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苦大仇深的农会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中共芳井支部，壮大了党的力量。
1928年3月，曾山任南区区委书记，驻泰和县官田敖朱家村。5月27日，曾山与周冕、肖世梅、肖志铎等人率领700余贫苦农民手持梭标、乌铳举行了官田“四・九”暴动（即农历四月初九），缴获散兵游勇枪支四支，杀死土豪一人。暴动后，特委指示部分暴动骨干迅速转移，他们深夜路经横江镇，将横江镇警察所摧毁，缴获枪支十多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于次日凌晨渡过赣江，开始了新的战斗。6月，曾山被任命为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3月，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当选为特委委员。11月，在赣西革命委员会基础上召开赣西各县区代表大会，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被选为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
四、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拥护者
1931 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在江西苏区推行“左”倾路线，并诬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逼迫曾山表态反对毛泽东。曾山没有被“左”倾主义的威逼所屈服，他大义凛然地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共苏区的巩固与开展，红军的发展与壮大，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的伟大胜利，都是毛泽东正确路线领导的结果。换言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强大的中央苏区。曾山实事求是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左”倾路线的当权者对毛泽东的污蔑。这年秋天，江西省苏区内部，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许多好同志被诬陷为AB团分子，遭到关押、拷打，甚至惨遭杀害，形势十分严峻。曾山及时向省保卫部负责人李韶九提出尖锐批评，对这种错误做法表示强烈反对，李韶九自恃有中央“左”倾领导人支持，竟明目张胆地反对曾山的正确意见。这年11月17日，曾山乘去瑞金沙州坝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江西省苏区内部肃反中还在继续发展的“左”倾严重错误，报告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同志。中央局根据9月间接到的《中共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红军总部前委的批示信》中的精神，于1931年12月5日发出了《中央苏区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其中《关于反AB团及其他革命派别斗争问题》中，特别强调了“要把反AB团及其它反革命派别斗争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和严重错误，必须迅速毫不犹豫地纠正过来”。由于曾山坚持正确的立场，挽救了肃反中许多正在受诬告的好同志，有效地避免了革命力量招致更大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山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五、打牙祭为邓小平饯行
1933 年6月下旬的一天，烈日当空，暑气逼人，正在荒岗上挥锄劳动的邓小平接到了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命令。他一面用手巾揩去额上的汗水，一面细读命令全文。邓小平二话没说，立即回到住处打点行装，背着背包从劳动驻地赶到中共江西省委转干部关系。邓小平劳动的村庄距省委机关所在地约有十余华里左右，步行个把小时就到了。
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省军区都设在宁都县的七里村。这次邓小平背着背包步行到省委是从正门大大方方进来的，不象前一次是从后门厨房进来的，那时深怕被别人发现，告到临时中央去，不仅自己要遭罪，还要连累他人，此番前来，已非昔比了。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省委妇女部长蔡畅等老战友热情地接待了邓小平，当晚便设宴招待邓小平，与其说“便宴” 不如说是“打牙祭”更切合当时的情景，四位省委负责人除曾山一人外，三位都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和兄长、大姐，今天在特殊的背景下相聚，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寒暄之后，陈毅豪爽地说：“我出两个铜板，派通讯员到圩上砍几斤猪肉，再买点辣椒、大蒜，炒一半，红烧一半，再打点水酒，请小平同志吃一顿饭吧。”李富春和蔡畅也很赞同陈毅的倡议，李富春说道：“好，好！小平同志这段时间劳动辛苦了，在农村油水少，还吃不饱饭，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热闹一下，算是饯行吧！”
曾山是个直性子，边说边吩咐通讯员去买菜。知道四位老友在一起机会难得，便大包大揽地说：“这些事情都交给我来办，你们四位老同学在一起好好叙谈吧，保证晚上大家吃好。”
小平高兴地说：“曾山主席如此热情，小弟不敢当呀。”内心对曾山充满了感激之情。
曾山比邓小平年长五岁，曾山说：“小平同志不必客气，这些日子里对你照顾不够，但是你也知道，环境不允许呵，要不，上头（指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还指责我们对你整治不得力哩！”曾山讲到这里，蔡畅忙制止道：“好了，不讲这些了，快到里屋去喝茶吧。”说着将邓小平、陈毅等引到她的里间卧室来。
这是一幢老百姓的祠堂，砖木结构，前后两间。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靠东边的一个套间，外边办公，里面住人。邓小平、陈毅坐定后，曾山给每人泡了一碗九龙山茶，香味浓馥，沁人心脾。蔡畅从厨房里给邓小平端来一盆洗脸水，邓小平擦完脸后，一边品茶，一边抽烟，向这几位老同学谈了自己被“左”倾领导整下去后劳动的经过与感受。邓小平特别感激地提到，他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发现了他，向博古多次推荐，据理力争，才有今天重返瑞金并到总政治部工作的机会。李富春听了，很有感触地说：“王稼祥是一位正派的领导干部，他和其他人的思想观点不一样。早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就不同意他们（作者按：指临时中央几个领导）对毛泽东的批判，他还挽留毛泽东在红军中工作，很难得呀。”
李富春讲到这里道破了邓小平心中的疑团。他又接着说：“最近，我在瑞金沙州坝的下霄村向临时中央汇报江西省委工作后，特地抽空去白屋子看望了正在总政治部养伤的王稼祥同志，言谈中我提起了你，为临时中央不公正地处理你讲了几句公道话，想不到他听后很激动，立刻表示要向党中央反映让你来他这里工作。稼祥是一个心直口快、爱惜人才的人，他还希望我也到总政工作哩。”1934年9月长征前夕，李富春果真调总政治部任副主任，长征途中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邓小平听了李富春的介绍，心中恍然大悟。我们的党，正是有了许许多多的像王稼祥、李富春这样以革命事业为重，敢于在关键时刻保护同志、相信同志，并把他们安排在党所需要的岗位发挥其作用的人，革命事业才总是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党才那么生气勃勃。想到这里，邓小平感激地望着李富春说：“像王稼祥这样马列主义水平高、党性强的同志，希望在党内能多一些就好了，这样我们革命事业就能更快地胜利。”
陈毅听了也有同感，连连点头称是。陈毅是一位很出色的红军指挥员，文武双全，然而，“左”倾领导长期不重用他，撂在一边不管，几年来一直呆在江西军区地方部队工作，很少有上前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眼看前方战斗节节失利，苏区地盘日益缩小，内心十分沉痛，他希望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以后向王稼祥好好反映。陈毅说：“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党内、军内有说话权。”邓小平看到陈毅深沉的目光，完全明白陈毅的心情，频频点头。
李富春、陈毅和邓小平正谈论到兴头上，蔡畅走进来说：“今天，曾山主席热情特高，他亲自动手一边炒菜一边同我讲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他眼快手快，动作迅速，一会儿工夫，就把饭菜弄上桌了，他叫我们高高兴兴地陪邓小平喝几杯吧，祝他一路顺风，从宁都七里顺利地到达瑞金沙州坝新的工作岗位。”蔡畅边说边请邓小平进餐。这四位在法国巴黎时的老同学，情谊是非常真挚的。小平见蔡畅满面红光，猜想她在厨房里亲自动手掌勺，一定是烟火烤红了脸，感激地说：“今天吃了蔡大姐亲自炒的菜，我从宁都到瑞金的腿力一定会加大，步子迈得更快呵！”李富春、陈毅、邓小平、蔡畅和曾山、陈正人六人围着方桌边喝酒边交谈，十分畅快。借酒助兴，话题越谈越多，从巴黎的赛纳河谈到莫斯科红场，从井冈山谈到赣南闽西，从上海的白色恐怖谈到广西的百色起义烽火，从瑞金的上任谈到会、寻、安独好的革命形势，六人兴致越谈越浓，一顿饭从暮霭初起吃到月上柳梢的时候。
这天晚上，一轮明月高嵌在无垠的天河上，向大地洒下祥和与安宁，在夏夜令人心醉的天籁声里，借着酒兴陈毅诗意大发，他兴致勃勃地说：“东坡居士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几个，从法国巴黎回国后，一直忙于革命斗争，和小平同志一直难得见面，这次分别，又不知何日相会，我们何不到外面走走，共共这个婵娟。”
“要得，”邓小平首先赞同，到外面走走，确实不坏。李富春、曾山也觉得这个主意好，六人一同来到屋外。
宁都七里的夜色美极了。村后的翠微峰，森然耸立，巍峨的群峰绵延数里。此时，明亮的月色给睡眠的山峰洒下银色的光芒，山林中，一缕淡淡的云雾升腾着，与月光交合着，散射出朦胧的光泽，仿佛给翠微峰的山峦披上了一件极薄而又神秘的白纱，使夜色中的翠微诸峰更显缥渺神奇的情趣。
曾山对宁都的夜景赞不绝口，不禁要吟起诗来，邓小平则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瑞金的风景不亚于宁都，他向曾山介绍说，瑞金的城南有一座山峰，山峰上耸立着一座白塔，每当夕阳西下，晚霞裹着白塔分外好看，加之塔下绵江悠悠流淌，更有一番心旷神怡的感觉。这时，邓小平想起毛泽东。他脱口而出吟了一首顺口溜：白塔巍峨矗立，绵江长流向东；红色儿女前仆后继，永远怀念毛泽东。曾山听得出来，这不仅是瑞金的风景美，而更是邓小平愉快心境的流露，以及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体现。
李富春、邓小平、陈毅、蔡畅、曾山、陈正人六人在七里村村前村后尽情漫步，谈着他们喜爱的话题，直到夜色阑珊、万簌俱寂，整个夜晚都回荡着六位老友的谈笑。
从宁都到瑞金沙洲坝足足有200多华里。曾山作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特别爱护战友邓小平，他设法从江西省军区后勤部要了一匹马，派了一位通讯员护送邓小平去瑞金。第二天黎明时分，邓小平带着他们的勉励与祝福，跃马扬鞭告别宁都向中央苏区赤色首都瑞金前进了。
六、长征后曾山留在江西打游击，经受了残酷考验
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1934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曾山担任内务部长。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导致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8日被迫离开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这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任中央红军总部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央决定由曾山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江西苏区人民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进行长征。曾山在不明了中央任何具体部署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接着他又受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之命到广吕率领一个独立团，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刚刚离开瑞金几天，国民党大军步步逼入，苏区形势吃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曾山于1934年10月26日在宁都西里村亲自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首先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北上，然后向吉安东固集结，并以东固山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为了轻装简从，会议还决定撤销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中央明确指示：中央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不久即可转回中央苏区，那时，红军游击队即可在内线配合，消灭深入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后来，曾山回忆这段历时说，当时中央分局转告我们：只要坚持半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就可打回中央苏区。根据中央分局这种错误估计，导致我们没有作长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深入发动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和部署，结果只是集中弱小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力量，对深入中央苏区强大的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面对面的斗争。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等于鸡蛋碰石头，没有多久时间，就使留在中央苏区的武装，遭到严重损失。
1934 年12月，曾山在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导致丢失了中央苏区。值得庆幸的是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时，曾山同志在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光荣任务后，率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团及省级机关干部，从永丰县黎溪村出发，进军吉安东固，经过几次战斗，仍无法突破敌人封锁线，只好暂留在永丰宁都交界的大山中隐蔽，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到处搜索红军，形势十分严峻，曾山率游击队转到靠宁都不远的广吕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敌人周旋了一阵子，然后又从广吕、宁都转到泰和、兴国边境。当曾山率游击队来到兴国崇贤地区时，与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胡海率领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不久，中共江西省杨（殷）赣（县）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十三团也到兴国崇贤。这三支红军游击队在艰苦的游击战斗中能会合在一起，这无疑是增加了力量，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于是曾山当机立断，在兴国崇贤地区的齐汾，召开了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在敌人步步为营、四面包围，又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苏区办事处（主任陈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突出重围的问题。曾山说，当前深入苏区的敌人力量十分强大，又采取步步为营、堡垒围困政策，要想在公（略）万（安）兴（国）苏区继续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有被强大的敌人一口吃掉的可能。曾山郑重指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和敌人拼消耗。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立即突围到粤赣边区去和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后来项英、陈毅也突围到粤赣边区）。会后，在数次组织突围中，由于队伍行进迟缓，不能在短期内冲过封锁线，几次突围均遭失败，队伍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曾山为了缩小突围目标，分散敌人的阻击力量，乃命令独立团自行选择突围路线突出重圈，再寻求发展的机会。
七、半面红旗表忠心
1935 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天空乌云滚滚，地面寒气逼人。下弦月时明时暗，空山林海，万籁寂静。这时，在方石岭的密林里，只有曾山、胡海率领省军区独立团，瞻前顾后摸索前进。这支队伍连日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各地保安团的围追堵截，他们只能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支持下，辗转游击。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个头不高，矮胖敦实，皮肤黝黑，脸膛方正，不时招呼大家稳健慢行，这是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胡海，走在队伍最后的一位个头颀长，体态均匀，脸部清瘦，双目有神，不时关照行动困难的战友，这就是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他们正向白云山方向组织突围。
兵分两路，胡海和警卫员连夜冒雨先往白云山，曾山率领游击小组，便连夜下到淘金坑，去找群众帮助解决大家吃的问题。曾山率领的游击小组下山，在一个绿荫盖顶，芦茅丛生的叉路口，杂乱无章地停着一顶花轿，放着几担油光闪亮的嫁妆，路旁还横躺着数具满身污血的死尸，可就是前后左右看不见一个活人的影子。游击小组唯恐有诈，他们潜在芦茅丛中蹲了一阵，后来巧遇一个红军烈属早起捡粪，这才弄清事情真相：原来是螺坑保安团总，迎娶一个返乡土豪之女，行抵叉路口时，碰到三采白匪碉堡驻军的班长，带人埋伏拦路抢亲，偷偷摸摸干了一仗。打死了迎亲的保安团丁，抢走了娇美的新娘。
他们丢下一块鲜艳夺目的红布。曾山把这块红布带了回来。并把敌人遗下的陪嫁礼物：花生、饼子、糖果分给大家吃饱了，马上又登上了转移的征程。时近中午，曾山和胡海的两支队伍，会合在白云山下的严坑村。
严坑地处吉、泰两县交界之处，全村统共五六户人家。这里暂时为吉安县的敌人不愿管，泰和县的敌人管不到的地方。
曾山和胡海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打算让部队在这里养精蓄锐休整几天。
顿时，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了，随着徐徐降落的夜幕重又恢复宁静。大部分游击队员已经熄灯就寝。只有村外的岗哨、往来的交通、以及游击队的领导，还在执行神圣的使命，各自坚守在不同的岗位上。鸡唱三遍，天将拂晓，值勤哨长找到曾山、胡海，报告一个特急的情况，他说：“夜半时分，担任流动岗哨的警卫员龙生，发现那个叫山老鼠的游击队员鬼鬼祟祟溜出营房，钻进了茶亭改建的张寡妇屋里。龙生早就听到山老鼠和张寡妇私通，出于好奇，尾随而去。他蹑手蹑脚摸到张寡妇睡房窗下，侧耳细听。只听得几句淫秽的声音：‘死鬼，人家东固兰团总打了包票，只要你帮忙捉到曾山、胡海，到那边当个保安团副靠得住……’龙生听到这里气得咬牙切齿，他找到值勤哨长，二人破门而入，从床上抓住这对淫夫荡妇，用棕绳绑个结实连在一起，另派了一个岗哨负责看守。谁知看守一时疏忽，被敌人打翻在地，奄奄一息，两个人跑得杳无踪迹，情况十分严重。”
曾山听了哨长汇报，当即与胡海共同商议，如此这般分头准备。胡海布置有关突围事宜起身走了，曾山找出那块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红布，摊得平平整整，挥笔疾书“艰苦奋斗”四个大字，不等墨迹干透，他便拿着红旗赶到村前竹林里，找到胡海，随手亮出红旗，对折为半，嘶啦一声，一面红旗两半开。曾山、胡海双双高擎红旗，带领大家发出了庄严的誓言：“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信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决心！艰苦奋斗是我们革命到底的象征！今天我们各持红旗分兵出击！来日战友胜利会师合旗欢庆！”
曾山和胡海两支队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严坑村。
在白云山的丛林中，曾山带领的游击队一行十几个人一色山外挑脚打扮，他们头戴竹叶斗笠，身着对襟大褂，腰扎土布汗巾，脚穿麻绳草鞋，有的挑着皮箩，有的担着油瓶，沿着将军岭、观音崖、九雨岭山梁前进。
大约十时许，曾山游击队到达九雨岭下的山泉边歇脚，各自灌装水底油面的担子，分头检点备用通行的证件，巧妙地把武器伪装在油箩底下，经过再三乔装，俨然都是油贩。他们不顾汗流浃背，不管山道崎岖，一心只知快速赶路。当这支队伍风风火火赶到风车口时，早有一位化缘尼姑愁眉苦脸坐在路旁，原来这就是交通员。她向曾山报告了富田的异常情况：从今天起，来往行人都要出示特别通行证。经过多方努力，还没有搞到这种证件。眼看交通员匆匆离去，大家心里十分焦急！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背后一声：“让开，让开！好狗不挡大路。你们一伙臭油贩子，挡在路头，你们有几个脑袋？！滚！”
突如其来的叫骂声，搞得大家如梦初醒，定睛一看，上十个白狗子已到跟前，领头的是个麻脸大汉，一个个不是肩挑便是手提，什么寿衣寿裤、寿帽寿鞋、寿帐寿被、寿糕寿面、寿肉寿酒，还有堆积如山的寿包子，件件物品离不开大红寿字。这般架式不言而喻，肯定是送寿礼的。曾山心中暗暗大喜，向大家丢了个眼色后，赔礼道歉百般讨好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知长官们路过，我们让，我们让----哎，不过，这山高路陡，长官们何不歇歇气？！”
“歇气？关你屁事！我们走过富田圩还有十里，路中一耽搁，岂不误了中午大宴席。滚滚滚！”
“斗胆借问长官，如今共匪出没无常，我们一路提心吊胆，能不能仰仗长官们虎威，搭伴随行？”
“少罗嗦，再说老子毁了你的油担子！”
曾山一拿扁担，大家也就抬起沉重的油担子，挪步放到一边。白狗子毫不客气，大摇大摆起步就走。刚刚走到游击队中间，曾山“嗨”的一声，大家一齐动手，一个个白狗子应声倒下，口吐白沫地死了。游击队员赶快剥了敌人的衣着往自己身上穿。曾山还从麻脸大汉的身上，搜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曾山带的游击队一下变成了“白狗子”的送礼队。他们大模大样马不停蹄直奔富田圩，顺利通过富田圩的层层关卡，眨眼功夫行至圩北富水河边。这里有一道竹排架设的浮桥，两岸设有岗哨。哨兵检查过他们的特别通行证，二话没说，挥手放行。
曾山他们急急穿过一垅荒田，匆匆上了乱坟山岗。大家正在庆幸突围，不料对岸“叭！叭！”声响了两枪。随着“抓住赤匪！抓住曾山！”的狂叫，刹时枪声大作，弹如雨淋。这又是什么缘故？原来是叛徒山老鼠带着东固保安团的人马，心想争功夺赏，到处找不到游击队的影子，瞎碰乱撞钻进风车口，巧遇一个死而复生的白狗子，指点他们紧步后尘追到这里来了。
敌人紧追不舍，越来越近，曾山沉着应战，且战且退。快要接近水北岭灌木林，有的同志受伤了，有的同志倒下了，警卫员龙生身中数弹，还踉踉跄跄冲进树林，曾山见他昏倒在地，背起来就领大家飞速撤退，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好不容易才登上一个无名山顶，敌人还在追剿，山下还有枪声。这里树木稀落，怪石嶙峋。曾山本想放下龙生，包扎伤口，继续前进。谁料这对亲如兄弟的首长和警卫员，一反常态争吵起来。一个要背着战友转移同生共死：一个要坚决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二人互不相让，最后龙生竟说出一番意志消沉的话：“首长，我不走了，我要回家。生可安居乐业，死有黄土三尺。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把那半面红旗留给我，作为我参加革命一场的纪念吧！”
此时此刻，敌人的嗷嗷叫声越来越大，曾山同志心如刀割，泪如雨淋，从贴身衣袋里掏出那“艰苦”二字的红旗，双手颤抖地递给龙生，转身和剩下的同志三步一回首地撤离山崖。
敌人越来越近，四处一片狼嚎声。龙生竭尽全力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向东迈进，走到一块居高临下的崖石上，他扒下青天白日的匪军帽，手擎红旗呐喊：“曾山在这里，有种的上来！”
叛徒山老鼠领着众匪徒，循声蜂拥而上，二十米、十米，山老鼠正想喊这不是曾山，龙生举枪射出仇恨的子弹，山老鼠滚下了山崖。本想争功夺赏的敌人，又用密集的火力向龙生射击过来，脱离险境的曾山和游击队员站在高山之巅，默默告慰战友的英灵，龙生就象一座雕像屹立山崖，乌云为他壮行，寒风为他致哀。那半面红旗随风飘呀，飘呀，轻抚着红军战士的躯体，辉映出革命烈士的风采……
八、艰苦转战，剩下自己一人；化装潜回上海，奔赴苏联学习
1935年3月中旬，曾山率领红军独立一团、二团及江西省苏维埃机关干部从兴古线以北地区突出了敌人“围剿”的重围。几经苦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曾山面对强大敌人，率队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在泰和、吉安、吉水、新干、乐安、永丰、广吕、黎川等地，始终未能实现突围到湘赣边的油山和李乐天、杨尚奎部会合的计划，而且部队伤亡很大。到5月间，再次遭到敌人的包围阻击，八百人的队伍被打散，身边只剩下不到三十人。为了缩小目标，他将剩余下的人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突围，在突围时，其中两个小组又失散了，曾山自己率领的那个小组只剩下三人，形势十分严峻，他决定回到吉安东固隐蔽。当走到永丰找饭吃时，又遭到靖卫团的围追，曾山和一个姓郭的战士，一口气跑到吉水的湖口，才甩掉了围追堵截的敌人，曾山满头大汗，气喘不停。那个姓郭的战士要求潜回家中暂时隐蔽，这时只剩下曾山孤身一人。面对这种危急，曾山一点也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他当机立断，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了敌人层层关卡，潜行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不久，遇到中央苏区总工会的梁广同志，通过他找到了党组织。经过长征到泸定桥以后，经中央派来上海的负责人陈云批准，保送曾山去苏联学习。
1935年冬至1937年冬，曾山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学院学习了两年，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一些重要著作，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结合中央苏区和江西省苏维埃几十年奋斗的经历，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在抗日的最前线
曾山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经新疆飞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任命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并派他回江西南昌、吉安、赣州等地协助项英、陈毅做南方各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工作。
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建立不久，于1938年4月陆续迁移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曾山仍留在南昌处理遗留问题，并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8年 9月至11月9日，曾山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批判了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错误，提高了全党的认识。会后，曾山于年底从延安经西安，准备转重庆返江西南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逗留的日子里，中央批准曾山和长征女红军邓六金同志喜结良缘，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曾山回到江西，向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作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1939年春，曾山专程去广西桂林，向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请示和汇报工作。事后，曾山随周恩来到江西，经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中央东南局视察工作，周恩来敦促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同年3月，曾山回到皖南泾县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具体分管民运部和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皖南事变后，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斗争时期，当时陈毅痔疮严重发作，不能行走，曾山亲自和干部一起抬担架送陈毅到彭城医院治疗，陈毅感动不已。
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迁往淮南黄花塘，曾山又兼管华中局的财经工作。他为了保证抗日根据地内军民的物资供应，在根据地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克服物资上的困难，并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敌占区秘密购买了大批军火、药品、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运进根据地，保证了新四军及人民群众的急需。
为了统一华中根据地的货币免受敌占区、日统区通货膨胀的影响，设立了华中印钞厂，创建了华中根据地第一个银行----华中银行。在反扫荡斗争中，曾山亲自领导银行工作人员做好了印钞厂的安全转移工作，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43 年初，华中局派曾山到新四军七师指导工作。曾山刚到芜湖七师师部时，就遭到日伪军的包围袭击，形势十分危急。曾山在遭到日寇机枪疯狂扫射危急情况下，他机敏地从马背上滚下山沟，才避免了伤害。1943―1944年，华中局通过党校举办了几期县团级干部整风学习班。曾山在负责每项的审干工作中，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出现什么偏差，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曾山因工作忙未能出席大会，而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物资供应，曾山大力发动群众，通过各种物资流通渠道，出色地做好了华东野战军及兄弟部队的支前工作，从而保证了每一次战斗的胜利。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曾山担任华中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支前工作，夜以继日在淮海战场上奔忙。据王静、赵永希在197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曾山》一文中指出的：“自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到华东全境获得解放，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指曾山----作者注）负责指挥华东各省，特别是山东省的广大农民，每年贡献出20亿斤公粮和其他大量物质。”在缺乏现代运动工具的情况下，这些军粮和军用物质全靠数十万数百万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用肩挑、手推车和牲口驮运等方法运送前线。这其中的动员、组织和运输工作是极其繁重、艰苦的。曾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山东维坊以后，派曾山任接管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济南后，又派曾山任济南军管会主任。他带领一批财经干部，出色地完成了接管任务，并总结了接管工作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好评。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曾山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报告》时指出：“关于接管济南的报告甚好，转发各局参考”、“中央正在根据你和各地报告，利用准备进入平、津的布置，起草与此有关的党内指示和军管期间的各项政策，以求解决这些问题。”1949年4月，曾山根据中央指示，积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进行物资准备工作。他搜集大量木材，修造过江船只，又从大连和淮海战场运来数百部缴获过来的汽车引擎，用以组装机帆船，对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一举解放了南京。曾山又参加了接管南京市的工作。同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沿海城市 ----上海市解放，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上海市财经战线方面的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下和陈毅直接指挥下，曾山将早在苏北、淮南等储存的大批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及时运到上海，不仅解决了上海“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的供应，而且有力地打破了过去上海完全依靠进口外国物质才能生存的局面。同时，曾山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投机倒把，取缔上海证券交易所，整理税收，统一财经，积极推行公债，让人民币占领市场，很快稳定了物价，解决了上海广大市民饱受多年的通货膨胀之苦，受到了上海市民的高度称赞。
十、在治理淮河战中造就大批技术人才
1950 年7月，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淮河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省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为副主任。
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陈毅元帅经常表扬曾山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培养和使用保护人才。
曾山长期在陈毅元帅手下分管组织工作。抗日战争时，曾山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曾山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并在山东主管财政经济工作和支援前线工作。山东省济南市解放后，任济南市军事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解放后，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华东解放后，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培育和领导下，华东地区涌现了大批经济工作能手，许多同志后来成为中央政府的骨干。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1999年4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待到山花烂漫时----纪念曾山同志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指出：“大概有八位成为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多位同志成为卓有成就的经济专家。”钱正英说：“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开会时，在曾山同志主持下，那种英才济济一堂，敞开胸怀，各抒己见讨论的盛况。有时，一些同志争论得面红耳赤，曾山同志宽容地倾听各方意见，最后作出大家信服的结论。”钱正英说：“在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部级干部中，我只是最年轻的一个副部长，对于财政经济的方针大计，没有多少资格参加争论，但是能旁听，这种争论，也是莫大的教育并感到是一种幸福。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环境，使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曾山是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当年华东财政的部长和副部长们，来自各个解放区和上海刚刚解放的大城市，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出身，其中有些同志甚至是相当知名的学者有的秉性十分骄傲。但是曾山同志以他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大家信服他，依赖他。心情愉快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毫无保留地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钱正英说：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我个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他直接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而且亲身体会到，在他的领导下，治淮事业是怎样做到人才辈出的。钱正英回忆：1950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当时我在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当党委书记兼副局长，才二十七岁。在建国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当时也属于破格提拔，据说在讨论任命名单时，曾有过争辩，不少同志提出怀疑：“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这句话传得很广，几年后，我初次见到李先念同志时，他还开玩笑说：“啊！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委会工程部分任正副部长，曾山同志以后又调了吴觉、万金培两人分任淮委会秘书长和财务部长，曾山把钱正英、吴觉、万金培找在一起交待工作，明确提出要钱正英等三人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他（她）们三人工作得很好，这也是知人善任的硕果啊！
曾山用很大的精力抓治淮工作，定期从上海到蚌埠检查并主持重要会议，淮委也经常派钱正英赴上海向曾山汇报、请示工作。曾山对钱正英这号称“黄毛丫头”的副部长关怀备至，几乎是手拉手似的带着钱正英工作的。曾山对每一个青年都有一种慈父的感情，既坚持原则，又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倾吐心思，大胆地发表见解，曾山总是循循善诱地帮助大家分析问题，只要是正确的或稍有可取之处，他就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有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开导，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每次谈话之后，都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曾山目睹治淮工程巨大，需要众多的技术人员从事各项工作，才能完成任务，他经过调查研究，报请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国务院人事部批准，从全国各地抽调技术骨干支援和在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外，还决定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系全体毕业生都分配参加治淮，并动员两个系的三年级学生去治淮实习一年，再回校结业，各种人才一时云集蚌埠。曾山像慈父般地关心、爱护这一批优秀治淮人才，他针对当时条件差的情况，及时从华东军政委员会拨了一笔经费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的日子），使大家怀着一种开创事业的豪情，愉快地接受分配，奔赴治淮第一线，促使治淮工程进度加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曾山同志在淮委成立的第一天就对大家说，要治好淮河，必须依靠全体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亲密团结，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淮委的各级领导刚从长期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一些同志初次和许多知识分子共事，还不太习惯，不大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够了解，往往容易看到他们的一些缺点，对他们不够信任。1950年冬，河南省白沙水库工地，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水库，由于施工管理不严，隧洞发生塌方，造成人员伤亡。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决定给各级技术负责人严厉处分，但没有追查有关党政领导人的责任。吴觉、万金培和钱正英都感到有些问题，向曾山同志作了汇报，曾山同意钱正英等人的意见，认为当前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还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左”的倾向。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治淮事业就不能很好地前进。因此，曾山同志要求淮委全体同志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并由吴觉同志起草，提请治淮党委通过一项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发布到治淮系统的各单位，这是治淮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建设，为知识分子的锻炼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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