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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画艺与女人(组图)

张大千,画艺与女人(组图)

博客


颜坤琰

张大千,国画大师。本文将他一生中的情缘女人一一加以介绍,并非猎奇,而是透露出了张大千画艺与女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

张大千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都有极高的造诣,晚年独创的泼墨山水画更别具一格,开拓了国画艺术的新境界。张大千年轻时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几可乱真;而他的人物画也独出机抒,清丽高雅,达到了极至。著名画家于非暗曾说:“大千人物,尤以仕女最为画道人赞赏,谓能大胆别创新意。”“他画的美人儿,少女是少女,少妇是少妇,而且少女美与少妇美都有很显然的区别。”原因是“他对于女性观察得很精密,能用妙女拈花的笔法,曲曲传出女儿的心声,这一点是他的艺术微妙、也是他在女性上曾下了一番功夫的收获。”不错,张大千的确在女性上下了一番功夫,他曾在一首题画诗中自道:“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张大千画美人也爱美人,对美人情有独钟,于是,在他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便演绎出了一桩桩风流韵事,有的甚至就是一曲缠绵绯侧哀婉动人的恋歌。张大千的好友舒适存对张大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其人与笔两风流”。且听我把张大千的风流故事细细道来。



大千大师

青梅竹马

张大千年少时,家中曾为他订婚姨母之女谢舜华。谢舜华长大千两岁,但他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感甚笃。他们一块儿玩耍,一块儿读书,甚至还一块儿挨仲兄张善子的惩戒。张善子比张大千大十七岁,清末投身革命,民初参加反袁,以致两次被抄家。他嫉恶如仇的个性,自然不宜做官,虽当过川军旅长、盐官、知县、国务院参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但也只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嗣后便挂冠归里,闭门奉母,闲暇时习画、课弟。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在教导弟弟读书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张善子要他八弟(张大千排行第八)背书,张大千支支吾吾背不出来,机灵聪慧的谢舜华在一旁见他受窘,便轻声细语地提了他一句,谁知被仲兄察觉,张善子竟毫不讲情面地连谢舜华也一同打了戒尺。可是,天不假年,这样一对情深意重的小恋人终未成眷属,1918年初,谢舜华突然病逝。远在日本学习染织技术的张大千闻讯后痛不欲生,星夜兼程从日本赶赴上海,准备回内江吊祭心上人,然而当时内地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奔丧难成,张大千迫不得已只好怀着无比悲伤的心情重返日本。

1919年春,家中再次为张大千订亲倪氏姑娘,谁知倪氏姑娘倏患痴病,令人扼腕叹息。表姐的病故,倪女的痴呆,让学成回国的张大千深感人生无常,事事难测,便整日沉浸在苦闷与绝望之中,并由此萌生了削发为僧的念头。

妻妾成群

1919年12月,心中郁闷难消的张大千,毅然跑到松江县禅定寺剃度为僧,寺庙主持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张大千出家后神闲气定,在寺庙中过着 “日下一食,树下一宿”的清淡佛门生活,但两月后他由于拒绝烧戒,因为这不仅要受皮肉之苦,且将留下永久的伤疤,便逃出了寺庙,流落到西湖之滨。一日,他在“楼外楼”附近与一船夫发生争执时,被四处寻找他的仲兄张善子逮了个正着。兄弟二人在西湖“楼外楼”饱餐了一顿醋溜鱼后,便途经上海乘江*逆水回川,因家里又为他说了一门亲事,这次是“抓”他回来勒逼成亲的。父母包办的妻子名叫曾庆蓉,内江人,小张大千两岁。曾夫人知书达理,待人宽厚善良,相夫持家,孝敬公婆,是典型的旧式主妇。虽说是媒妁之言,但夫妻俩感情笃厚。曾夫人一生未曾随夫婿外出游历应酬,但她恪守妇道,持家教子,为抚养张大千二夫人所生的几个子女,呕心沥血,尽了人妻人母之责。

曾夫人在婚后第十一年生下了女儿心庆,这是她和大千唯一的爱情结晶。1949年末,大陆解放,张大千在离乡去台之际,把她们母女留在了大陆。解放后,他们生活极端困窘,漂泊海外的丈夫也音讯杳无。1955年,曾庆蓉在成都毅然将家中留存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约一百余幅,以及1944年印刷用的四十块壁画白描锌板原件和张大千的书画印章八十枚,统统献给国家,交给了四川省博物馆,为张大千的画作不致散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事。 1961年,曾庆蓉在成都病故,享年六十一岁。曾夫人身后凄凉,家中无钱下葬,幸亏四川省文化厅拨款三百元,方使曾夫人入土为安。

由于曾庆蓉婚后两年都没有生育,父母和张大千均有些着急。1922年春,由家人张罗,张大千再进洞房。第二位夫人叫黄凝素,内江县人,生于1907 年,比张大千小八岁。黄夫人秉性聪敏,略通书画,“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伺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黄夫人共生了十一个孩子,但不善抚养,全由大夫人曾庆蓉养育成人。曾庆蓉与黄凝素,环肥燕瘦,各具丰姿,孩子们便以“胖妈妈”、“瘦妈妈”昵称她们。大风堂的门生,亦援例呼之为“胖师母”、 “瘦师母”,成为一时笑谈。

黄凝素过门后,不仅侍侯张大千作画,而且一个接一个地为他生了一串儿女,同时,还常常陪张大千外出游览写生。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8月,张大千二进敦煌临摹壁画,要黄夫人同往,黄凝素便毅然决然带着儿子和门人,奔赴风沙弥漫满眼荒凉的大漠戈壁,在生活、工作都极端艰苦的情况下,陪伴张大千完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段辉煌之旅。

但黄夫人生性闲散,持家无方,且嗜赌如命,一有闲暇便痴迷方城。四十年代后期,有一天,张大千从画室出来,见黄凝素在牌桌上赌兴正浓,便质问她:“你是要麻将还是要我?”黄夫人竟毫不迟疑地回答:“要麻将!”于是,一气之下,张大千便与黄凝素离了婚。

张大千的第三位夫人是自己物色的。1934年8月,张大千寓居北平,在颐和园听鹂馆作《天台山图》,并以友人赠送的乾隆朝内库纸画《赤壁图》,闲时常去城南观音寺清音阁游玩。适逢如花似玉的女艺人花绣舫在台上演唱京韵大鼓《黛玉葬花》。音韵优雅,姿态妩媚,身段婀娜,美艳动人。张大千顿时傻了眼,被花绣舫的“一种纯真清新之美吸引”,特别是那一双轻击鼓面的纤纤玉手更惹人怜爱。

花绣舫本名杨宛君,1917年生于北平,父亲是一位弹月琴的老艺人。宛君家境贫寒,幼年学艺,十三岁登台,靠唱大鼓为生。台湾作家杨文瓄在《大千小事》中写道:“宛君如小鸟依人,不但大鼓说得好,而且自拉自唱整出的国剧,聪敏灵慧,甚得宠爱。”

张大千和杨宛君的这段姻缘是怎么撮合的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34年夏,杨宛君与同伴去中山公园游玩,园内正举办张大千画展。张大千见到这位心仪的美人儿,便趋前邀请她们观看画展,并热情为她们讲解。杨宛君看得入迷,也对画家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此次相识之后,二人交往便日趋密切,嘘寒问暖,谈艺说画,感情与日俱增。于是,张大千便斗胆向杨宛君求婚,又经画家于非暗从旁美言,二夫人黄凝素也诚挚恳求,杨宛君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也愿意接受“姬妾”的角色。

还有一说,张大千杨宛君的结合,是当时琉璃厂四小鬼之头杨瑞林牵的线,为此张大千还绘了一幅工笔仕女图赠杨瑞林,以作酬答。

12月20日,张大千与年方十七的杨宛君在北平东方饭店举行了婚礼,当晚又在春华楼大宴宾客,至此,比张大千小十八岁的杨宛君便成了他的第三夫人。婚礼上,友人汤尔和曾集一联以示恭贺:“举世愿为夫子妾,昔时同赏沁园春。”在旧京传诵一时,成为艺坛佳话。婚后第二天,张大千抑制不住赢得新欢的喜悦,写下了一首七绝《无题》,诗曰:“飞琼阿姐妹双成,阿母瑶窗乐最真,莫信麻姑话陵谷,妆台不共海扬尘。”该诗发表在12月26日的《北平晨报》上,副刊编辑、好友于非暗还在补白中披露了成诗趣闻。张、杨还有一张新婚合影,大千坐前,宛君立后,经于非暗之手刊登在《北平晨报》的“艺圃”副刊上。于非暗又撰文介评,为这对郎才女貌的姻缘大唱赞歌。

 

据说,风姿绰约的杨宛君,长得酷似唐伯虎笔下的美人儿,张大千常以杨宛君为模特儿创作仕女图。于非暗曾在《八爷与美人》一文中写道:“唐伯虎画美人,是近代比较有研究的。八爷对于六如,自然俯拾皆是,今既得到唐六如的活美人儿来侍砚,那末张八爷不离平,何待?”

婚后的杨宛君告别了舞台,不仅常为张八爷侍砚,更陪伴张八爷离平远游了。1935年1月,燕尔新婚的张大千夫妇去日本度蜜月,2月2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日本文部相冈部子爵在东京“幸乐饭店”举办的欢迎宴会,这对来自徐福故乡的才子佳人,受到了日本朋友的盛情款待。

在往后的岁月中,杨宛君经常跟随张大千寻访名山大川,写生作画。每当张大千画意涌来,杨宛君便急忙准备笔墨,打开画本,殷勤服侍。在室内作画时,杨宛君还得陪着张大千熬更守夜,送茶调羹,侍候左右。杨宛君还曾为张大千的命运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那是1938年夏,张大千夫妇寓居北平时,他因严斥日本占领军的暴行,被日军囚禁了一周。杨宛君得知丈夫落入魔掌,忧心如焚,积极托友人营救。1938年冬,张大千与杨宛君历尽千难万险,从日寇占领下的北平逃出,回到老家四川后,决定去青城山砺练自己的画艺。随后,张大千的大夫人、二夫人也来到青城山同住,但侍候张大千作画者,唯有他最钟爱的杨宛君也!

杨宛君还曾随侍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历时两年零七个月。这里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大麦炒面,睡的是黄土窑洞,没有蔬菜,缺少肉食,白天有土匪骚扰,晚上有豺狼哀嚎,杨宛君也曾有过退缩,有过动摇,她毕竟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城市姑娘呵,以前哪里吃过这些苦头呢!但当张大千提起她婚后的誓言:“你不是说嫁了我之后,就是我‘讨口’你都要跟我一路吗?”(四川话“讨口”就是要饭、行乞的意思)望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宛君于是不忍心离开他。在艰苦的岁月里,杨宛君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材,采蘑菇,生火做饭,更重要的是有她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使他能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宛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啊。”



张大千与夫人徐雯波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爱情之路再长也终有尽头。1947年,张大千又有了新宠。杨宛君看到了自己悲凉的前景,暗自伤心落泪。黄凝素曾劝她与张大千离婚,但旧日的情爱仍然温暖着她的心,她幻想能与张大千重温往日的恩爱,盼望张大千终有一天能回到她的身边,因此她没有听信黄凝素的话,对此张大千从心里感激她。1949年末,蓉城一别成了她与张大千永生的痛,直到1986年她驾鹤归西,也没见过张大千一面。她没有为张大千生儿育女,但她怀着对张大千坚贞不渝的爱,孤独地走到人生的尽头。

不管是在成都,亦或是在青城山,张大千与三位夫人都住在一起,甜甜蜜蜜和和美美,因而人们常说,张大千是醉入花丛饱餐秀色享尽艳福。但是张大千妻妾成群的婚姻生活也不总是阳光普照,风和日丽,偶而也有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与张大千毗邻而居的友人作家易君左,曾在《青城山上一大千》文中专辟章目,详尽谈及了张大千曾离家出走闹得满城风雨的轶事。他说:“一天下午,大千先生尚未回家,等到日暮,消息杳然。因为他在山上游览,照例是清晨或下午,断没有从下午到黄昏还不回家的。张家三位太太非常着急,来同我商量,我劝她们不要担心,可能应山僧之约,樵夫之请,前往闲话,也未可知。不料等到二更时分,全山已成死寂世界还未回来。”这一下连易君左也着急了,“于是,合两家男女老少,连同上清宫的道士们,等得三更时分,大家同去探寻这位大画家的下落,要把他抢救回来。可是青城山千峰万顶,悬岩削壁,幽壑深涧,丛林杂草,叫我们何处去寻?何处去找?经过几乎通夜的搜索,几十条火把照得满山通红,青色的树林都变成了紫色,依然不见踪影。且幸是初夏时节,清寒不重,人人抖擞精神,翻山越岭,涉溪跨涧,披云拂雾,穿岩入洞,直到天已大亮,天呀!好不容易才在山腰一座小峰的洞内,也就是在天师岩附近幽岩中,发现了这位大师闭目暝坐,好似达摩面壁,眼观鼻,鼻观心在那里修养呢。我们一大群人真是欢喜若狂,不由分说,立时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来,然后他张目一看,却镇定而悠闲地说:“做啥子这样大惊小怪呀!”

据张大千自己说,这次家庭风波,是他的三个太太联合起来对付他,黄凝素则是“揭竿而起”的“急先锋”。先是唇枪舌剑,进而大动干戈,黄凝素顺手拿起画桌上的铜尺作武器,拉扯之中一下打到张大千的手上,张大千大发雷霆,拂袖而去。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沆瀣一气”,既没有人出来转圜,也没有人出来劝阻,只以为他气消后自己会回来,谁知竟演变成为一场骑虎难下的僵局。台湾作家高阳在《梅丘生死摩耶梦》中说,寻获张大千之后的情形,不像易君左所言“立时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来”,张大千当时还忸怩作态,很拿捏了一阵娇呢。

还有一次是1944年,张大千一家寓居成都。某日,他又同夫人们吵了一架,盛怒之下负气出走,避入城郊一小庙内歇息,因百无聊赖,遂闭门用功数日,绘就了《按乐图》、《春灯图》、《采莲图》、《读书图》四幅工笔仕女图,画中美女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张大千自认为是平生最得意之作。年底在成都春熙路成都大楼举行的“张大千近作展”上,观者如云,个个都想争购这四幅图,但因标明是非卖品,收藏者只得悻悻离去,这正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场家庭闹剧换来四幅传世之作。



张大千的四太太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师

 

艳福不浅的张大千,1947年迎来了第四次婚姻。他的四位夫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集张大千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四夫人徐雯波,比张大千小二十八岁,成都人,生于1927年,是张大千大女儿张心庆的同窗好友,俊俏端庄,聪明伶俐,爱好书画,当时常出入张府。徐雯波的乖巧令张大千心动,由此而演绎出了一幕张徐二人的忘年之恋。婚后不久,张大千便带着娇妾飞赴上海、北平,拜访知交故旧。张大千的红颜知己李秋君,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祝福;著名画家徐悲鸿、叶浅予更是恭贺满面春风的张大千再得佳丽;而齐白石老人则见徐雯波聪慧机灵又有绘画基础,执意要收她为**,并立即挥毫作画相赠,此事被传为画界美谈。

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决意飘泊海外的张大千,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帮助下,弄到三个去台湾的机位。他带着年轻漂亮的四姨太徐雯波及一小女儿前往成都新津机场,途中曾去沙河堡寓所,与人老珠黄的曾庆蓉、杨宛君洒泪告别,开始了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艺术生涯。

张大千离开大陆后,他的后半生只有徐雯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期间整整36年,这正是张大千书画创作最丰赡,艺术更臻完美的时期。在频繁的艺术活动中,无论是去印度,赴南美,飞欧洲,旅日本,徐雯波总是相依相随,形影不离。步入老年,张大千体弱多病,徐雯波更是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张大千与少女池春红


红颜知己

1920年,张大千在上海结识了宁波名门望族、靠在上海经营沙船业发迹的李薇庄之女李秋君。张大千曾自述:“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作客,李府与我家世交。”张大千之父张怀忠,最初在四川内江经营盐业,后又在*船及百货业方面大展拳脚,张、李二家成为通世之好,应是情理中事。

李秋君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大千同庚。李秋君出身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她聪慧勤学,诗词书画样样精通,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才女。据陈定山的《春申旧闻》记载:名媛李秋君“才高目广,择婿苛,年已数逾摽梅,犹虚待字。”一般的书画才俊难以赢得李秋君的芳心。1920年,张大千在李秋君大伯父家首次见到李秋君,此后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画,切磋技艺。张大千当时的画作,最为人赏识者为水仙,于是在上海画坛中就有“张水仙”的外号。其实张大千的仕女画当时也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山水画已独具一格的李秋君就很欣赏他的技法。《春申旧闻瓯湘余韵》中说:“秋君则为吴杏芬老人高足,得宛米山房汪仲为之润色,山水卓然成家,颇近吴秋浓,陆廉夫;画仕女则兼采张大千意法,以写生法作古装美人,神采生动,几夺大千之席,故大千亦为之磬折不已。”真是惺惺相惜,张大千李秋君就在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中日增情愫,此情此景李家长辈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为李秋君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张大千自诉: “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的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我想不到的,她就此一生未嫁!”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李秋君与张大千结缡不成,但她喜爱张大千初衷不改,除了没有夫妻名份及燕婉之欢以外,李秋君处处以张大千嫡室自居,且竭尽贤妻能事。请看张大千是怎么说的:“李府大家庭的规矩,财产划分,在外赚了钱,也要提出一份,缴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我在他们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拿私房钱多缴一份;三小姐的车子车夫是给我使用,而我的穿著,都是三小姐经手缝制;照顾饮食,做我爱吃的菜,那更不必说了。李家兄弟为我请客加菜,都要特别声明,否则就插不上手,*不到他们的份。”“我在上海时,大风堂的画室等于设在李府上,向大风堂拜门的**,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李秋君以“师娘”自居,张大千则乐不思蜀。《春申旧闻》中说:张大千“每至沪上,辄客李氏瓯湘馆,瓯湘馆者,秋君之画阁,调朱设粉,缥湘满架,大千以一髯而奇傲其中,固有南面王不易也。”张大千在上海与新朋旧友交往密切,常邀至李府相聚,他则亲自下厨做菜,尤喜烹调他自创的大千风味菜肴飨客,令众人朵颐大快赞不绝口,由此也可看出,张大千已把李府当成自己的家,毫无拘束之感。

虽然李秋君自视为“张夫人”,张大千把瓯湘馆当作大风堂,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言行,甚至连一句过头的笑话都没有说过,那真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谊,令他们的亲朋好友感动,也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张大千李秋君自1948年上海一别就再也没能相见,音书杳杳,离愁深深。谁知1971年8月,李秋君竟先张大千而去了,家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对他秘而不宣,怕体弱多病的他承受不了这一打击。

钟情怀玉

1934年夏秋时节,于非暗以戏谑的笔触写了几篇短文,披露了张大千在北平的风流韵事,发表在《北平晨报》副刊上。文章没有恶意的暴炒,没有冷嘲热讽,仅是朋友间善意的调侃而已,有一则“罡风吹散野鸳鸯”的轶事,说的就是张大千与李怀玉的一段情缘。

这一年的3月,张大千与仲兄张善子联袂北上,到北平旅游,居石驸马胡同。期间,张大千常到颐和园听鹂馆吟诗作画,与一位名叫李怀玉的年轻貌美姑娘不期而遇,张大千对怀玉姑娘一见倾心。李怀玉,苏南浙北一带人,漂流北平,卖艺为生,其时寓居颐和园。怀玉姑娘活泼开朗,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尤其是那双纤纤玉手,更令张大千怦然心动。于非暗在《八爷与美人》中说:“春天遇到了怀玉姑娘,她那一双纤纤玉手,真是使人陶醉呀。张八爷画女人手,以轻倩之笔出之,大概得力于此。”此后,张大千与怀玉姑娘过从愈密,怀玉常到听鹂馆为张大千展纸侍砚,殷勤照顾,张大千则常以怀玉为模特儿,画古装仕女或时装美人,技艺进展神速。

秋日,张大千又为怀玉画了一帧像,题款曰:“偶见怀玉唇不施朱,遂拈二十八字书之画上,爰。”其诗曰:“玉手轻勾粉薄施,不将擅口染红脂。岁寒别有高标格,一树梅花雪里枝。”又记:“甲戍夏日,避暑万寿山之听鹂馆,怀玉来侍笔砚,听夕谈笑,戏写其试脂时情态,不似之似,倘所谓传神阿堵耶?掷笔一笑,大千先生。”题诗将素面朝天的怀玉大加赞颂了一番,更把她誉为格调高雅的雪里梅花;在又记中更表露了他与怀玉相处得亲密无间,情投意合。张大千有意纳怀玉为妾,谁知此事传到了张善子那里,仲兄张善子将张大千训斥了一顿,张大千只能忍气吞声将心中的情火浇灭。

张大千李怀玉之恋虽然短促却终生难忘,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张大千仍然惦记着曾经闯入他心扉,令他神魂颠倒的怀玉姑娘。1979年初秋,时年八十一岁的张大千,在台北摩耶精舍夜不成眠,披衣浏览旧作。在一幅《瓜茄图》前他沉思良久,这是1934年秋所作,是时正是怀玉姑娘热情侍候张大千作画,两人在“听夕谈笑”中欢度时光的忘情岁月。睹物思人,张大千感慨万端,于是秉笔题款曰:“此圆形紫茄,惟在故都见之,以为瓜。在广州闲人呼茄为矮瓜,而又不(是)此形状也。忆作画时,已是四十五年前矣,时侍笔砚者为李怀玉,怀玉吴人也,旧寓瓮山湖,乱后不知所之。”怀玉下落不明,张大千深感茫然惆怅。



张大千与夫人在华盛顿

 


异国情缘

1927年深秋,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腾陶雄之邀,离开上海前往朝鲜金刚山等风景名胜地游览,在平壤宾馆结识了一位在席间作陪的“伎生”(即艺妓)、朝鲜姑娘池春红。江腾陶雄看出张大千心仪这位妙龄女郎,于是便叫池春红专门伺候张大千作画和起居生活。春红姑娘原名凤君,张大千称她春娘,朝鲜金刚山人,年仅15岁,家境贫寒。春红姑娘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略通书画。张大千在朝鲜时,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池春红对他关怀备至,每日到张大千画室牵纸研墨,侍候笔砚,并专心致至地观看张大千作画,对他的画艺及人品都倾慕不已。张大千则喜欢春红姑娘天真烂漫清纯可爱,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张大千作诗《题赠韩女春红》二首,他在跋中写道:“韩女春娘,日来旅邸侍笔砚,语或不能通达,辄以画示意,会心处相与哑然失笑,戏为二绝句赠之。”诗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砚角眉纹微蓄愠,恹他俗客乱清谈。”“夷蔡蛮荒语未工,又从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清描意已通。”虽然言语不通却心有灵犀,于是两心相印坠入爱河。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大千在浓情蜜意之中不知不觉度过了四个多月的光景,转眼间春节将至,二夫人黄凝素多次来信催他回家。张大千考虑再三,决定仍让春红留在朝鲜。他从卖画款中拿出一大笔钱给春红,叫她别再当伎生,用这笔钱在汉城开办一家汉药店以维持生计。

1928年冬,张大千应日本友人、古董商江腾陶雄之请,赴东京鉴赏一批中国书画,不幸染上重感冒,住进了京桥中岛医院。此前,他曾给春红去信,说东京之行后将去汉城看她。11月上旬,病榻上的张大千突然收到了池春红从汉城寄来的情意绵绵的书信,张大千读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这年冬天,张大千病愈出院后,便急急忙忙赶往汉城与春红姑娘相聚。

此后,张大千每年都要抽暇前往朝鲜与春红合欢,一直持续了七年。后因抗战爆发,日寇侵占了半个中国,张大千再也无法脱身前往朝鲜与春红小聚了。

1939年秋,一名日本军官到池春红药铺购药,发现女掌柜竟是一位貌若天仙的少妇,心生邪念,上前调戏,被池春红正颜拒绝。色胆包天的日本军官竟恼羞成怒,欲对春红强行非礼,春红宁死不从,日本军官便拔出枪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春红杀害了,此时春红尚不满30岁。

1978年11月初,张大千应韩国《东亚日报》社的邀请,率夫人徐雯波、子心一、女心声、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副研究员袁德星等十余人飞赴汉城,参加在该市“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张大千伯邀请展”。开展之前,张大千在他作于1927年的一幅《九龙观瀑图》上特意增加了一段跋语:“此予五十年前与韩女春娘同游金刚山所作,今重游汉城,物是人亡,恍如隔世,不胜唏嘘!”这段跋语,表达了张大千对池春红无限的怀念。11月下旬,年愈古稀的春红姑娘的哥哥池龙君,偶然得知张大千在汉城举办画展,他特意来到画展现场,欲向张大千致意,但在画展上却未能见到张大千本人。于是,他给工作人员留下自已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后悻悻离去。张大千这次从台湾来汉城举办画展,他心中揣着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要亲自去为春红姑娘扫墓祭拜,以了却他多年的夙愿。在苦苦探寻春红家人下落之际,传来了池龙君来访的消息,真让张大千喜出望外。一日,张大千率家人前往池龙君府上拜访,一到客厅,两位老人相拥而泣,见此情景,旁观者无不凄然落泪。看到春红兄长及家人,张大千不禁又忆及与春红姑娘相知相爱的情景,心中悲喜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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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雕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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