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 聊聊9月9日前后和毛主席沾边儿的事吧

取自虚度的青春号外

　　十来年前，旧楼改造的假日酒店承包给新加坡人管理，是中原省城唯一一家五星级，我们团队把那里当成了宿营地。适逢那年9月，省人大党代两会召开，全省代表们也都住进这家酒店，每层楼梯口有专人把守，24小时坐板凳值班。
　　两会期间，我觉得有些闷，尽管酒店员工对我们已十分熟悉，连酒店资方女代表，那个见人不会笑的新加坡妖精，也将时刻绷着的高管脸松弛下来，皮笑肉不笑地寒暄几句各位代表好。我们的出出入入时不时地遭两会值班员锐利目光的审视，本来说好中秋节晚下班后来我们客房致佳节问候的美女大堂副理王小姐也提前打招呼不来了。有个外籍同事搞了个现地女职员，晚上带她上楼时，也被两会值班员拦住，询问女方是不是两会代表。
　　闷得无聊，我就下楼到酒店美发室打发时光，听理发师老头吹他三四十年前给毛主席理过发的事儿，一边跟他掰扯，一边就回想起上小学那个时候的事儿来──

　　9月，小学开学，我们几个同学发小下课后天天聚在一起争论一个话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男的还是女的。那时家家饭桌上方墙壁上都挂主席像，主席的慈祥面容，加上下巴颏那颗痦子，让我们看着觉得很美很温柔，争论时，我们这边多数派认为毛主席是女的，而另一派少数几个就认为是男的，天天为此争论个不休。
　　后来，少数派叫来了之杰。他家是华侨，父母是从南洋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他年龄又比我们大两岁，说话慢条斯理，见过世面多多，一向被我们尊为权威。当他非常肯定地说他认为毛主席一定是男的时，我们都感到很惊愕，一时半会儿不知怎样反驳他，幸好平日不怎么出头的阿宏这时不知哪根筋崩了一下，挑战权威：大人们都说痦子是美人痣，你凭什么说毛主席是男的？阿杰这才彻底卡了壳，说这个这个他就说不上来了。

　　开学不久，9号那天，阳光挺耀眼，下午大概3点来钟，院儿里一群大孩儿打着打着球，突然撒丫子不见了，篮球被丢在篮球架下。我跑过去捡球，怎么扔也扔不上三米高的球框。我抱球跑去阿宏家，敲门，指望他能出来和我一起扔。
　　门开了，阿宏揉着红通通的眼眶子，生气地对我说：还玩儿呢，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都、都、都、都去世啦。
　　我一听，阿宏家里的确传出睐~咪~睐~都~睐~~的哀乐主旋律，顿时蒙了，瞬间浮出脑海平面的第一想法，就是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姿态来才算得体，不被人说，是和他一起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呢？还是一起抱头装哭？
　　“进来吧，来我家一起听电匣子吧。”阿宏没有哭，也不揉眼睛了，关切地对我说。
　　“不了，我也回家听。”我抬腿要走。
　　“来吧，我家电匣子是美多牌儿的。”阿宏坚持。

　　晚上，孩子们聚集楼下，沿墙壁一溜儿坐成一排。时不时地会有读中学的大孩儿们走过来，吩咐我们当苏联打过来的时候应该怎么怎么办，谁负责放哨，谁负责给他们挖战壕的送水，还有人说看见苏联扔原子弹的话，一定要脸儿朝地，冲爆炸的方向抱头闭眼。我们认真听，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话一向权威的之杰这时对大家说应该早早回家睡觉去，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所以今晚睡觉前都不许看小人儿书。
　　可是竟然没人服从他的权威，因为就在我们七嘴八舌时，刘保国悄悄给大家曝出了个新闻，他说下午穿院子，看见之杰他妈出来晾衣服，裙子里面没穿裤衩儿。大家一听，就起哄一起喊他小流氓。刘保国唰地站起，挥臂：别喊别喊，今儿个什么日子呀，谁流氓呀，从高阿姨也就是之杰他妈身后走过的时候，一阵风吹掀了裙子让我看见的……
　　那年代哪个阿姨穿裙子呢？穿裙子烫发的阿姨全都是国民党派到羊城暗哨里的女特务。我们本来对高阿姨平时穿裙子就看得咯眼，松松垮垮就一条大裤腿儿，随风飘飘的，觉得高阿姨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里面，谁想毛主席都逝世了，高阿姨里面却连裤衩儿也不穿。刘保国的消息后来被传得范围很广，不但当晚没有一个小伙伴儿采纳之杰的建议，而且从此以后也没人听他的了。当时我们谁也不懂华侨洋气我们土气的道理，长大后听说之杰考学都不稀罕在北方上，而去了侨乡厦大。
　　那天在外面聊到半夜，回家刚要睡，一阵紧促砸门：快走快走，带半尺布票，商店开门了。我被同学叫走。夜色下马路对过儿灯火通明，国营商店彻夜掌灯卖黑布，人们排队买布，剪成矩形，用别针穿上当黑纱。次日晨到校，那些不知商店半夜开门没黑纱可戴的同学们，个个显得特惭愧，特没觉悟，带着绝顶羡慕的眼神望着我们。

　　18号那天，小学校布置了一间教室供全校师生瞻仰毛主席像。操场上从一大早开始排队，不时有哪个班的女生哭晕在地，被抱出去。也有老师哭得死去活来的，１班班主任刘老师就是一个，她的哭声和其他老师的不一样，既连贯又带颤音，但不是一般的颤，比唱革命歌曲时的专业颤法要短平快一倍以上，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才终于搞懂她的颤音就是法国香颂那种颤法。
　　工宣队领导赵师傅站到楼前台子上，开始讲话。我们平时挺喜欢赵师傅，他虽然每天穿一身工作蓝，戴套袖，但不像普通工人阶级那么大老粗，会拉二胡，还会作曲，还主管小学文艺队，把一些革命道理编成小曲儿配上词儿让文艺队学唱……赵师傅讲的一大堆早已记不得，讲到最后他宣布下面开始按顺序进入教室瞻仰，从右往左，从１班开始。
　　班主任刘老师走到她班男女生队前带队，耷拉下头，开始挪步，每一步挪得比电影慢镜头还慢，相当于把慢镜头再用高速摄影机拍一遍放出来那么慢。我们心里着急，可谁敢怎么着？有的同学就从鼻子里嗯嗯地出声，有的同学就故意把胳膊往下甩甩，反正一看就知道都是不耐烦的意思。我心里也嘀咕，她这样慢，会不会是装的呢？
　　操场上哀乐声起，没有人敢催促她。谁敢？大概过了快一节课的时间吧，1班的男女生两队好歹几乎踏上了楼前大门口的台阶。这时，扩音器里终于传来了工宣队赵师傅的声音：请刘老师加快脚步带领同学急切瞻仰毛主席。大家这才如久旱逢甘雨般一阵舒心。

　　多年后，上大学，9月初几天是新生入学期，同寝室的来了一位西域的同学。他自嘲自己长得不像城里人，像土豆，从入学第一天起，把寝室所有热水瓶打开水的活儿包了，还买来雪花膏，持之以恒天天晚上往洗脸盆里浇热水，涂雪花膏，再以手掌在两颊处用力狂蹭，蹭脸声从水房传进寝室。有天学校放映卓别林影片《大独裁者》，我早就看过，可是土豆没看过，提早兴奋地拽我往外走，边看边傻了吧叽地问我你说咱毛主席算不算个大独裁者这样的严肃问题。结果，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夜里，我就梦见了毛主席，当时全班同学围坐在学校操场上，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围成的圈圈中间放了一个木板凳，毛主席披着军大衣，坐在板凳上。那板凳离我较近，主席扭回头，正好看见我，对我说：唉，他们斗我……同学们的发言没留下什么印象，还记得主席说了句：他们有人讽刺我。问他讽刺什么，他说：他们说我是农民，小富即安……

　　再后来，到了1993年初，我第一次去深圳，碰上土豆，他那雪花膏加热水蹭过多年的脸色虽未有多大起色，气质却上乘了许多，说话成熟知识也渊博起来，在人民路附近十街胡同一家小馆儿里，他指着街巷宣传板张贴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横幅，跟我侃侃而谈：你知道教师节为啥定在9月10号吗？见他这么说，我就问难道这和老毛有关系？他说你要问在这里做生意的广仔，他们没兴趣也不知道，可你要问过去那些“臭老九”们，保不齐会有人这么想：老毛一走，教师得解放。他听一位在中科院代培的师兄说，教师节最终设立，是他们院里一个院士最后一个向北京晚报提的案，那次提案到人大开会批准，才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至于定哪天，提过各种日期，从1月到12月的都有，9月10号是中央领导拍的板，理由是9月28号孔子诞辰日已被台湾用作教师节了，再就是“九·十”与教师二字算是谐音，各种解释都有，都说和毛主席不沾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