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看“那恶心的东西”
哲学家看“那恶心的东西”
——伊曼努尔·康德《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人类学》[1] (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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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哲学家和批评家如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都痴迷于恶心问题，因为和丑陋、罪恶、崇高不同，恶心被认为是艺术中无法表现的东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 1790）中指出“单单一种丑陋无法被符合自然地呈现出来，必然会破坏掉所有的美感快乐，因而也破坏艺术之美，”也就是说“那引发恶心的东西。”人们认为，令人恶心的物品不能依靠绘画而变成美的东西，其形象将像现实中的物体那样让观看者感到难受和恶心。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恶心成为一种无法消化的阻碍，一个讨厌的剩余物，重新返回到让人担心的地步，破坏监督管理它的尝试。
即使遭到禁止，投向恶心的关注暴露出一种秘密的痴迷。哲学家们试图将恶心的代表视为非法活动，因为总是存在对这些形象的爱好。施莱格尔在1795年的文章中哀叹当代人对恶心的崇拜是“濒临死亡的品味的最后一次痉挛”。（毫无疑问，他将荷加斯的病床油画解读为这些死亡剧痛的背景。）如果我们想明白为很么“恶心”对于艺术哲学来说如此令人反感的话，就有必要理解康德和其他人说的美学品味（gustus）意味着什么
在康德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是，味觉这个最不受重视的感官竟然被用来指代主要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愉悦。康德认为味觉和嗅觉的“主观性”感受比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客观性”感受低人一等，因为它们并不将我们和外部内容联系起来——它们在身体内发生化学变化。味觉和嗅觉似乎就在身体内部，似乎已经被吸收了，难怪在康德看来，它们拥有和恶心之间的特权关系；恶臭的气味和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引发剧烈呕吐，因为肚子试图要将闯入者倒出去。
对于我们为什么称赞某些人的好品味，指的是他的审美判断，即使品味与同样低劣的像味觉一样的消化功能有关，康德找到了自己巧妙的解决办法。他称气味是“一定距离之外的口味”，它给我们“预先体验”（foretaste），在警告我们要避免什么时非常有用。它引发的恶心能让我们避免呼吸有毒气味或避免吃下坏掉的食物。但是，虽然气味在这方面是味道的预演，康德认为味道更具生产性含义，因为它更少干涉我们的个人自由。品尝是一种故意行为，你能选择把什么东西放进嘴里，但气味带有闯入性，是难以避免的，“比味道更少社交特征。”气息强加在你的身上，无论你是否想闻这个气味。康德写到，味道也有“进一步强化吃东西的具体优势，而气味不能产生这种感觉。”
就是围坐在饭桌前时，康德遭遇到为什么审美意识被称为品味问题的答案。在《判断力批判》和后来的“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人类学”中，以更适合礼仪手册而非哲学著作的方式，康德列举了详细法则解释在这样的社交场合应该如何行动。为此，他发觉自己不得不将品味的对立面——恶心理论化。
1786年，在他撰写著名的品味专著四年前，康德雇用了一个厨子，并开始在他柯尼斯堡的新家举办家宴聚会。这些聚会常常在午餐时举行，这是当时普鲁士的习惯做法，但据说“康德能够在傍晚静静地坐7到8个小时，就好像有人和他呆在一起似的。”康德已经六十多岁，他是个疑病症患者，患有心脏心悸、消化不良、晕船（在湖上也会）。虽然有这些敏感性，他喜欢交换菜谱，选择食材，准备饭菜。晚年时，在心智还正常的情况下，他会在撰写哲学著作的过程中偏离主题去写菜谱计划。
有一个客人有幸得到这位著名哲学家的邀请，很好玩地记录了这场家宴。那是非常正式的活动：
有人不拘礼节地坐下来，另外有人准备好祈祷，康德打断他们，告诉他们坐下。一切都干净、清洁。只有三盘菜，都是精心准备的，且味道极好。有两瓶葡萄酒，还有应季水果和沙拉。一切都有现成的、确定无疑的秩序。汤端上来之后，几乎都喝光了，肉——通常是非常嫩的牛肉——也切好了。他吃了一块儿肉，就像大部分菜一样，蘸上他为自己准备的英国芥末酱。他更喜欢吃饭时间彻底放松，不愿意讨论学术问题，有时候他会打断这样的联系。他最喜欢讨论政治话题。其实，他几乎完全沉溺于这些话题之中。他也想和朋友们谈论城市新闻以及日常生活。
对康德来说，最好的吃饭伙伴是有品位的人即“美学上的统一战线”，不仅仅是对“感官满足”感兴趣——这人人都能自己找到，而且是社交快感，吃饭只是社交享受的一种工具。“客人的数量”应该不少于代表着妩媚、优雅和美丽这三种品质的美丽美惠三女神（ the Graces），应该不多于缪斯九女神（the Muses）。“（也就是3到9人之间），不应该基于就近原则分成不同小组，而是面向所有人讲话。饭桌上肯定应该有个”安全公约“——”某种神圣性“和”保密责任“——以确保对话自由不受限制。聊天应该永远不要停下来，决不允许”死一般的沉默落下“。
康德提供了如何主持有品位聚餐的建议，主家如何维持对话随意且不受阻碍地顺利进行。它应该从叙述（新闻）开始，接着是推理（其中很难回避各种判断），最终以嘲讽结束（因为说说笑笑有助于消化）。食物能够润滑自由和笼统对话的车轮，客人离开时”在自然的目的中发现思想文化——人们纳闷有这么多“。柯尼斯堡的市长和康德的一个朋友西奥多·希佩尔（Theodor Hippel）在其小说中记录了这些对话的用途；他也开玩笑地说”迟早康德会写一本书《烹调艺术批判》“。
[1] Die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ist eine um 1796/1797 verfasste philosophische Schrift von Immanuel Kant. Sie erschien als letzte von Kant selbst herausgegebene Schrift im Jahr 1798.
Kant grenzt die pragmatische Anthropologie von der physiologischen ab. Es geht nicht um den Menschen als Naturwesen, sondern darum, „was er als frei handelndes Wesen aus sich selber macht, oder machen kann und soll.“ (Vorrede)
Der erste Teil, die anthropologische Didaktik, handelt von der generellen Menschenkenntnis. Dieser Teil ist entsprechend den menschlichen Grundvermögen (Erkenntnisvermögen, Begehrungsvermögen und Gefühl der Lust und Unlust) untergliedert. Der zweite Teil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r anthropologischen Charakteristik, in Kants Verständnis eine Analyse unterscheidender Eigenschaften von Individuen (oder Personen), Geschlechter, Nationen, Rassen und der Menschheit als Ganzes. Dabei liegt das Augenmerk bei letzterer Einheit auf der Frage, was den Menschen als animal rationabile ausmacht.
Grundlage der populär gehaltenen Schrift bildeten Kants Vorlesungen über Anthropologie, die er über die mehr als zwanzig Jahre seiner akademischen Lehrtätigkeit an der Albertina hielt; in jedem Wintersemester von 1772/1773 bis 1795/1796. Die Vorlesung war an den Studentenzahlen gemessen die erfolgreichste unter seinen Lehrveranstaltu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