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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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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尼克松访华时说,“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非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长期以来,美国大选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恼怒的根源。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动,北京的政府官员总会密切关注。这也无形地提醒着这个国家的14亿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没有太多选择,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因此受到严格控制。

此次美国大选到来之际,新冠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政治两极化加剧,中国察觉到有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似乎突然间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不是中国的制度,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通过一个严厉集权国家的庞大权力,有效而畅通无阻地对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或隔离。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场表彰抗疫卫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动中表示。

用来佐证这条信息的,是中国官方电视台新闻报道中充斥着的严峻的统计数字,讲述着美国不断恶化的卫生灾难,以及抗议活动、反对者和大选活动混乱的画面。潜台词似乎是,谁能赢得大选似乎并不重要,重点是美国政治体制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世界史表明,政党是近代民主的产物,是政治自由的产物;作为政治自由产物的政党,必定存在多党。没有政治自由,或许可以有政党,但不可能有多党的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之格局。

“多党合作制”实质上是一党制 

中共向世人宣称: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多党合作制”。据说,这种政党制度适合于中国国情,它不是一党制,也不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是中共的独创。在“多党合作制”这一名词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其完整的名称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民主党派作为被领导的团体,其荣辱沉浮全在中共股掌之中。“反右”、“文革”时期,它们饱受专政之苦;劫后再生,充其量仍是中共的“花瓶”而已。

中共的宣传家声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思想上自由。其实,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能与中共居于平等地位,组织上不能独立,思想上没有自由,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例如,各民主党派若选举负责人,先得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有关部门审查(倘改选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即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省委常委审查),待中共批准后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交民主党派的代表大会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而且,这样的选举还是“等额选举”,以确保中共所批准的候选人都能当选。一些民主党派的新生代成员不了解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党史,经历了这种奇怪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式后不免惊叹:“民主党派不民主!”仅从民主党派负责人换届选举一事即可看出,民主党派被玩弄于中共的股掌之中,哪有什么平等、独立、民主可言。

一党制的困境 

传统专制国家是“主权在君”,现代极权国家则是“主权在党”,即主权由党的统帅、领袖掌握。这种国家也声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党赐予的“民主”,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是专制、极权的伪善言说。主权在党,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迈向现代文明。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主义”;“亲民秀”形象着实让百姓乐了一阵子。但也有评论指出,应当讨论的要害问题是“权为民所授”。其实,他的“三民主义”是以“主权在党”为前提的。所谓的“主权在党”,形象的说法是“党天下”。这是“大右派”储安平在1957年说出的大实话,他从此罹难失语。主权在党,则党高于人民、高于国家、高于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机关、一切党派团体,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这虽然有违法理,却事实上高于法理。或者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法理。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才是权力的支配者。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党的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充其量不过是次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说是通过党的决议、指令、建议的“橡皮图章”与“表决机器”。按照宪法的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实际上,各级政府大员是经由党提名、指定,交人大通过,因而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过的党章承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党的活动不时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共产党若放弃这一特权,它也就不存在了。

中共统治的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它源于中国人对“一党专政”的否定,是统治制度的危机。第二个危机即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抵制,是统治思想的危机。第三个危机乃权贵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正当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权贵掠夺、侵犯国民财富的抗议,是统治者特权享受的危机。

当局似乎在向毛式极权统治回归。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理性、坚韧、沉着的斗争,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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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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