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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父 亲 ------清明的思念

我 的 父 亲 ------清明的思念

博客

   

君子兰在窗口盛开着。父亲生前最喜欢君子兰,爱其花瓣绽放、姿色优美、挺拔向上。君子兰花语寓意“君子”书理,据说此花能感知人的思想。大学毕业那年,领到了第一份46元工资,马上花18元在北京西四一家花店选购了一盆君子兰,送给了父亲。从此一见君子兰,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老爸。瞧,盛开的花朵昂视着天空,望着通向天堂的路:“爸爸,女儿想您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很帅,高高的个子,有些清瘦,带着眼镜,温文儒雅。不过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抱过我,不能说他过分严肃,但总让我敬畏三分。这大概是大多数中国父亲的风格。自幼习惯缺少那些肌肤上的感应,我从不怪我的父亲。

         父亲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伴随着中国历史而变幻,一幕幕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

          1959年9月 ,中国石油界爆出一个惊人的喜讯:东北黑龙江松辽地区发现了一处丰盛的石油储存基地!1960年初,全国37个石油部门的3万大军,涌进了那片沉默的黑土地。其中包括技术人员、采油、钻井工人、转业军人、医疗卫生后勤人员......一个崭新的名字,写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大庆”。在这千军万马之中,有我的父亲母亲。

         那时我五岁,朦朦胧胧的跟着父母来到大庆。眼前荒芜的野草淹没了我,北风像饿狼似的怒吼着,从耳边呼啸穿过。夹着冰雪刺骨地打在脸上。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硬战,更是一个忘我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些激扬的口号,天天在耳边回响。脑海里展现的是铁人王进喜跳进凝固的油浆,用身体搅拌冻结的油块,保证石油畅顺输出。“学习铁人王进喜,早日拿下大油田。”那股气势,铺天盖地、不可阻挡。

         人们身穿统一发放的蓝色棉袄,头带着有护耳的棉帽,脚上穿着黄色圆头的大头鞋,不要命的忙着。那个年代的精神,是一种拼着命的疯狂。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会再有。这种经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储蓄起一生的幸运和不幸。这份命运和我们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饥饿比寒冷更让人难受。食堂凭票发饭,常听大人说“五两保三餐。”一种黑色的面粉,咀嚼起来如同咬橡胶一样,难以吞咽。多少次,我咽到喉部就反射性的吐出来。粗糙的窝头和咸菜是饭桌上的常客。米饭、馒头珍惜少见。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王医生,喜欢将不满半岁的小儿子举过头,一边喝儿子流下的尿液,一边说,“纯童的尿液是无菌的,含丰富电解质。”我至今也不明白,王医生是爱子无限呢,还是真的在用此方法补充电解质?

         初到大庆,我们一家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每天清晨天不亮,我们姐妹还在睡梦中,父母已经离开家了。父亲当时担任研究院生产线负责人,母亲在财务科工作。俩人早起晚归,很少顾及我们。母亲从当地老乡手里买回一些鸡蛋。清晨上班前,煮熟两个鸡蛋,闷在封好的煤炉子上。炉台不高,打开茶杯盖,掏出暖暖的鸡蛋,是一天中我和妹妹最幸福的时光。晚上常没有电,焟烛在北风呼啸中,闪着微弱的光。床是用硬木板拼成,睡上去又凉又硬。

          临时搭建的板房和帐篷有许多不安全因素,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消防车刺耳的鸣叫,划破长空。一听到这种响声,我们就会从屋里跑出来,望着浓烟滚滚的地方,恐惧笼罩在心头。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玩火,注意安全!”

         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和妹妹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遇到机器卡线出了故障,母亲总是喊父亲帮忙。父亲的手很巧,不仅会修缝纫机,而且还会打毛衣。我仍然记得父亲织毛衣的样子,两只手灵巧的交错,织出不同的花色图案。母亲织毛衣时遇到了加减针的关键点,都是向父亲请教。老爸接过她手里长长的竹签,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爸爸,您怎么会织毛衣呢?‘’

‘’小时候跟你大姑学的。”老爸得意地说。

         油田的发展飞快,半年后,我们从帐篷搬到了一种用泥土加茅草打成坯块,再垒起房子的“干打垒”。三年后,我们又住进了院里分的新房。红色的砖墙,高高的台阶,明亮的窗户,开始用天然气取暖做饭。我和妹妹有了自己的卧室,写字台、衣柜,我们还收养了一只小花猫。院里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商店,生活越来越好。

         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学校的文体骨干。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不错。妈妈告诉我,父亲上大学时,常常和朋友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练琴。刚解放那年,一支专业文工团来学校演出《白毛女》。乐队几个演员染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就在即将决定取消演出时,学校推荐了父亲这组人相助,经过仅仅一两天的紧张排练,专业、业余联手,使演出圆满成功。

        在大庆的家里,墙上挂着一把二胡。黑色的龙头,白色的弓毛。母亲还用黑白相间的格子布,做一个二胡套。床下是一把小提琴,盒子已经破旧,琴板上有一道裂纹,父亲说,这把琴是解放前用30块大洋买的,音色很好。

         父亲用这把琴教我学小提琴,大妹和邻居郑总工程师的女儿学二胡,小妹妹用弹拨琴打节奏。晚饭后,是我们家庭小乐队活动的时间。我们的琴声,吸引了附近很多孩子,他们扒在窗口好奇的看我们“表演“。

         记得有一次班主任马老师到我家家访,看到我练琴。老师就在一次学校联欢会上,让我代表班级表演小提琴独奏。当时我只会拉一支曲子——《北风吹》。胆怯和恐惧让我犹豫,在父亲鼓励下,我还是走上了舞台。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虽然不成熟,必竟是第一次挑战了自已。

        到美国以后,思乡和怀旧让我重新拜师学琴。70%的动力,来自老爸当年用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我参加了朋友们组织的“喜洋洋”小乐队,以琴交友,结识了许多有才华的朋友。小乐队已有二十年历史,定期排练,活跃在社区。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而且和朋友们一起自娱自乐。在异国它乡,减压解忧。这一切,都感恩父亲对我的培养。

        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良宵》,曲子深沉优美,如高山流水,穿石裂云,情感在曲中轻轻释放。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家中一片宁静。上班之前,习惯性的先拉拉琴,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远方的老爸,琴声充满了思念,眼里满盈着泪花。

         暑假,我特地带儿子背着二胡从美国回到北京。我想和父亲合奏一曲。他久久不肯,大概是我的水平太低?第二年,我觉得自己进步了,又背着琴回到父亲身边。终于有一天,老爸在我的坚持下调好弦,试了试琴声,轻轻地揉揉弦,自言自语地说:“老了,音都不准了”。眼神里露出他惯常温和的表情。一束夕阳穿过窗花落在老爸的指间,一曲《良宵》慢慢滑出。我等这一天许久许久,根本不是沉浸在琴声里,而是沉浸在梦幻中,一首《良宵》,把我和父亲紧紧连在一起!

 

          我不否认是为父亲而学琴、练琴,为了让老人家高兴,让他欣慰我可以延续他的兴趣。父亲去世后,我很少拉琴了。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父亲那样,不管我的水平多么差,总是欢喜地静静地关注我,欣赏我。对我而言,一把二胡,一串岁月的音符,一份深藏的记忆。

         父亲不仅琴拉得好,还是一名体育健将,篮球尤其打得不错,他握有国家篮球裁判员资格证书。院里职工篮球赛,常常看到父亲吹哨跃动的骄健身影。小时侯,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母亲说,那是一张光荣照。58年父亲被评为市工会积极分子,同时被推荐介绍入党。我常想,父亲是一个对政治不关心的人,做事低调,不善于和领导打交道,如果不是打球、拉琴也许永远也入不了党。离家不远有一所小学校。放假的时候校园里很安静。父亲便带着我和妹妹到操场上打篮球。教我们三步上篮、远近投篮。后来我和妹妹篮球打得都不错,常常各自代表自己所在的球队比赛,有时姐妹俩还场上相逢,互不相让。引得场外观众中知情人格外叫好。我个子不很高,抢球不是我的特长,但投篮手感好,主攻右锋。考进大学的时候,打完新生篮球比赛,就被体育老师选进了学校篮球队。这个爱好绝对来自老爸。

         有人曾形容东北的寒冷能把人的下巴冻掉。的确有可能,常常感到牙关节冻得生疼。水泼在地上,淡淡的一层气雾腾升,立刻形成了冰。那可是个滑冰的天然学堂。除了民乐,篮球,滑冰也是向老爸学的。我十岁的生日礼物,从一个煮鸡蛋,变成一副花样冰刀。老爸在家门口平出一块地,帮我泼上水,亮晶晶的表面很快冻成了冰。虽然地方不大,却可以绕着圈子练习,我穿好冰鞋,系紧鞋带。扶着小板凳,一步一步从家里走下台阶,来到冰场。跌倒了无数次,爬起来无数次。老爸告诉我如何控制重心,掌握平衡,我渐渐可以自由了。在父亲的指导下,胆子渐大,很快掌握了花样刀的技巧,后来家里的小冰场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我去学校的大冰场。背着双手,半弯着腰,头带一顶红色绒?,穿梭在飞流的人群中,好像燕子翱翔的感觉真好。父亲多才多艺的生命,在潜移默化中铺就了一条我的成长道路。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孑,何何和我分享一部《东北民间故事选》。书中讲到长白山脚下朝南有一处宝藏,敲三下山门,宝库自动打开。天真的我们居然相信了,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我俩怀着梦想,背着家人向长白山进军。我们完全不知道长白山的具体方位,只知道坐火车向北。从小镇让胡路到萨尔图火车站要步行5个小时,到了车站又没钱买车票,饥饿寒冷终于让我们回到现实。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又乱又脏的小餐馆里喝了一碗五分钱的鸡蛋汤后,我们又步行回返。回家的路上双脚打起了泡,气温越来越低。我们终于在傍晚走到院里的大门口。一位阿姨看见了我们,大呼小叫显得格外激动:

        “你们俩上哪儿去啦,你们的父母都急死了!”

        院里的广播正在播放寻人启事,回到家自然免不了母亲的挨一顿打,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所说“幸福不是写在小说里,是劳动换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我平静快乐的少年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天,班上的同学窃窃私语,不时地将目光投向我。一位同学问我:路上看到了一幅标语,“打倒蔡兴权,你爸爸叫蔡兴权吗?”。我的脸一下从红到白,不知所措,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她说的那个人名正是我的父亲。那节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沿着那位同学回家的路走,想去看看真假。果然在院里一座红色的大楼窗框下,有一条黑白醒目的大型横幅,打倒走资派的三个人名中最后一个是爸爸。名字上刬了一个红色大叉。我的脑子里空空的,心沉沉的,灰溜溜的回到了家。

        “什么是走资派?爸爸是走资派吗?” 我问母亲。母亲反问: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院里主楼下方的横幅:打倒爸爸……”妈妈没有解释,看得出心事很重。

         以前都是母亲下班时,路过食堂把饭菜带回来。从那以后。她很少去食堂买饭,买饭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食堂里又有什么新的大字报?”

         母亲问我。

        “某某有作风问题,某某只专不红,某某历史有问题,某某出身于地主,反动本性难改.....” 我努力记住大字报的内容,如实的告诉母亲。自己好像在充当了密探的角色。有一次,大字报上写着:蔡兴权,你的骨子里充满了野心,你为什么叫蔡兴权?你兴的是什么权?你兴的是资产阶级的权....”  我说给爸爸听时,爸爸苦笑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晚饭时,院里的广播总会突然在播放一段毛主席语录后,宣布一批名单,要求他们7:00前到院办公室报到,参加晚上的批斗会。爸爸打开房门,仔细听有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点,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匆匆离去。

          父亲上下班时,身边多了一个用纸糊的锥形帽子,约一尺半高,上面写着“打倒眼镜蛇蔡兴权” 。有时侯,我会悄悄地混进批斗会场,远远望着台上,一排穿着黑棉衣弯着腰的人群中,那顶帽子,是我可以认出爸爸的唯一标志。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许多好心人。一天晚上,父亲从批斗会回来,憔悴的脸上涂满了各色染料。普通肥皂又很难洗掉。有人敲门,这么晚谁来了?母亲神情紧张的打开房门,我和妹妹大眼瞪小眼的面面相视。一位阿姨把一瓶专门洗油漆的试剂递给了母亲,“这是洗橡胶的试剂,让老蔡用这个擦掉脸上的油漆。”话音很低,说完就匆匆转身消失在夜幕中。

   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父亲的头发从前到后底推出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路。平素文雅的老爸变成了小丑。他决定:“ 干脆全剃光算了。” 第二天,一位叔叔主动带着剃头工具上门,把我爸变成了个光头。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父亲总是带着一顶黑色的平顶帽。院里成立了打狗队,一群红卫兵挨家挨户地开始寻狗。那些可怜的狗在悲哀的嚎叫中被活活打死。离我家不远的孙叔叔家养了一条黑狗,那时候我没有养过狗,对狗都有几分惧怕。孙叔叔的那只狗被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一声声的嚎叫,惊动了四方。孙叔叔属于工人阶层,天不怕,地不怕,只要他在场,总是一片朗朗笑声。他端着一碗红烧狗肉来我家:老蔡,这狗肉是大补。吃了批斗会你就能顶住了。父亲接过狗肉,十分感动。一碗狗肉放在了当天的餐桌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狗肉,想起白天狗的惨叫,我不敢吃。以后每当说起狗肉,父亲总会想到孙叔叔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送来的特别的温暖。一位阿姨帮爸爸做了一件加厚的棉背心。“让老蔡批斗会时穿上它,挨打的时候可以保护胸部”。母亲接过了棉背心,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一直对那顶白色的锥形高帽充满了好奇。一天,父母不在家,我从床下把帽子取了出来,这是一顶用铁丝和纸糊成的高帽。我把帽子戴在头上,铁丝扎在头皮上生痛,帽子很重很大,戴在我的头上遮住了双眼。眼前一片黑暗,我摸着黑走了几步。想象着老爸在黑暗中任凭那些红卫兵小将的推来推去的感觉,心中掠过一阵悲伤。小妹出于好奇,也想试一试。正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母亲走进来看到这一幕,她沉下了脸:“谁让你们拿出来的?你们太不懂事了” 。母亲伸手想打我,但似乎打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眼泪伴着她举起又落下的手,流了出来。

 

          为了防备红卫兵随时抄家,一个傍晚,父亲在门外的一条小沟内烧了点儿火,清理了家里的书籍,凡是视为毒草的小说和外文资料统统化为灰烬。烧到最后,他手里拿着两本厚厚的俄语、英语字典翻了又翻,犹犹豫豫半天,最后还是狠心扔进了即将熄灭的火堆里。不过,书架上仍然留下了一些小说,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茶馆》《红岩》……在那个外面世界红旗飘飘喧喧闹闹,而内心孤独的日子里,一本本长篇小说让我陶醉。更让我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把我带到了世外桃源。以至日后我对语文课产生了兴趣。都与那段阅读有关。又要谢谢老爸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坏。父亲被送到农场去劳动。院里的许多老干部一批一批地受到了冲击。我有个闺密叫何何,父亲是研究院副院长,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学者。因为不堪忍受屈辱,选择了不归之路。听大人议论他走的方式有些特殊,平静地躺在床上,一根绳子绕住脖子,绳子的一端系在床头,另一端拴捆住一块石头,将石头推下床。石头悬在半空中,他最后窒息而逝。那天听到这个噩耗,我到处找何何,最后在我家门前的玉米地里见到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呆呆地发傻。我们一句话也不会说,那份童心,一点点消蚀殆尽,从此没有了笑声。高叔叔是院里的总工程师。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和爸爸在一个农场劳动。一天高叔叔借酒浇愁,最后走到荒凉的草原上。将酒泼在自己身上,焚烧自尽。

         我无意中看到抽屉里有一封姑姑发来的电报,电文说爷爷因脑溢血中风,突然去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这消息对父亲只能是雪上加霜。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的爷爷,风度翩翩,有着仙风古道的模样,紳士雅儒的性格。在当地从事律师工作,小有名气,还被选为政协民主党代表。爷爷一直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年轻时,是一位学霸,后来保送到日本学医,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了日本特务罪名,受到审查,下放到河北某乡村。面对自己儿子和女儿遭受的不幸,爷爷终于没有挺过去,走的那年73岁。爷爷曾经到大庆来看过我们,老人家有一个习惯,每天起的很早,吃几块点心,喝一杯茶,便开始清清嗓子吟诗,声调高低起伏,十分陶醉,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爷爷走了,我读着电报落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天母亲拿出一条烟和五元钱,把我和小妹叫到身边:“你们俩去看看爸爸,我实在不放心他。” 妈妈说。通常妈妈总是劝爸爸不要抽烟,这一次却让我们给爸爸送烟去。农场距离院里的住宅很远,途经一片空旷的草原,没有交通工具,干部们去劳动都是院里的大篷车接送,我和妹妹只能徒步。北风呼啸,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路上没有行人,只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我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拿着一根木棍,防止野狼袭击,一秒都不敢停留。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远处有几栋草房,又矮又破,孤零零的散落在草原上。

        “请问,蔡兴权住哪里?”

        “最顶头那间” 。

          推开房门,我们见到了爸爸,多日不见,他一下子苍老了,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棉衣,衣服又肥又大,用一根草绳系在腰间。爸爸瘦多了,那装束既不像农民又不像知识分子。

        “爸爸,妈妈让我们来看您 “。

        “这么远的路,你们怎么来的?”

         爸见到我们异常惊喜。但这惊喜随着一个陌生人的吼叫“蔡兴权,该你放马去了!”又瞬间消失在老爸的眉宇中。我把那条烟和5 元钱递上。那时爸爸的工资已经停发,每月只发15块钱,这5元是很珍贵的。

          我环视四周。房间很小,很暗,很潮湿。一个煤炭炉,一张上下铺几乎占居了整个空间,床上铺垫很薄,四边露着硬木板,爸爸说,他睡上面,下面是看管他的一位红卫兵小将。光秃秃的桌面上有一碗辣椒格外显眼。我知道爸不吃辣,于是问,为什么桌上有一碗辣椒?他没有回答我。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因为风寒感冒体力透支,晚上睡觉常常咳嗽,那位红卫兵小将从食堂搞来一碗辣椒,如果老爸晚上咳嗽,影响他的睡觉,他就威胁给老爸灌辣椒。因为有人在一旁监视,也不知该说什么。在门口站了一会,我小声说“爸爸,……那我们走了……”“哎,趁天还没有黑,早点回去。”父亲的眼神里,想说些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最后他补了一句:“回去告诉妈妈我挺好”。 我低下头,避升父亲慈爱的目光,退到门外。父亲把我们送到农场大门口。

          走了很远,马棚里传出一声马的嘶叫,划破草原的上空。我回头望去,父亲仍远远地站在那里,瘦弱的身体似乎不大的风就能把他吹倒。我强忍泪水,浑身越发寒冷而战栗。像跌入了冰窖一般四肢僵硬,凉透了心,我拉着妹妹在草原深处蹒跚前行。风夹着雪花满天飞舞,草原上留下两行清晰的小脚印。路彷佛越走越长。

       

          几个月后,我正在上课,老师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办公室有两个陌生人等着我,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院办工作组派来的。

        “你父亲目前是我们看管的对象,你是否了解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

        其中一位问我,我茫然地摇摇头。另一位胖子接着说:

        “组织上决定让你父亲回家去住,希望你帮着组织继续监督他的反革命言行,如果有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你办一个家庭学习班,帮助他改造思想。”

        我又茫然地点点头。一种被信任的感觉油然而生,似乎接受了党组织交给我的重大的任务。那些日子,因为父亲的问题,有谁能看得起我呢?每天上学提心吊胆,常常受到班上同学的歧视。原来我一直是班干部、三好生,可后来,重要会议我都被赶回家。被出身好的同学训斥是常有的事。我甚至开始恨这个家,带给我诸多的不幸。家里常常断了煤气,老妈干脆带着妹妹卷起被子去办公室睡床椅。我招呼俩个黑五类子女来作伴,白天去食堂打卡买个馒头,晚上早早关灯上床,躲在黑暗、冰冷的被窝里不敢出声。一有风吹扫动,屏住呼吸,恐怕红卫兵来抄家,恐惧笼罩着本应欢乐的少年时代。

         父亲回到了家里,话还是不多。而我却显得异常活跃,按照党的指示办起了家庭学习班。每天吃饭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向毛主席像敬礼,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晚饭后开始学习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让老爸斗私批修。俩个妹妹不懂事,听凭我折腾。终于有一天妈妈不耐烦了,对我说:

        “你没大没小,没事儿找事儿呢,你懂什么?”

        父亲劝了劝生气的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诚恳地说:

        “你办学习班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相信爸爸,因为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锤出来。我站在门口,十分尴尬。从那以后,我老实了许多。那个年代,让我唯一的欣慰的是,爸爸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

          好景不常,老爸第二次隔离审查。这次的理由是历史问题,组织上怀疑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其原因是因为抗日爆发时,正在北平读大学的父亲听到山海关被日本军佔领,连夜与俩个同学爬上了向西的一辆货车,流亡落脚到西安。 西安正处于兵荒马乱国共两党的统战区。为了生存,他们进了国民党临时收容所。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三个人走了三条路:一人留下参加了国民党;一人延安投奔了共产党;而老爸一心求学,离开收容所,继续西行。文革期间,人性扭曲,黑白颠倒。迫于威逼,那位参加国民党的同学,在交待材料中将父亲列入了囯民党的名单里。谈到这段历史父亲总是感慨地说,人生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一念之差可以毁掉人的一生,也可以成就人的一生。

          文革终于结束了。七十年代初, 全家从大庆调到了江汉平原。父亲从干校回来,被分配到研究院小学当校长。学校正在初建,条件十分简陋。湖北的夏日酷热,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常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大汗淋漓的编写教材,有时候把我叫去刻钢板,我的仿宋体字写得还可以,常常受到老爸的赞美。

一次暑假,老爸带我去武汉,乡下人进城,满心欢喜。从潜江到汉口正在修路,颠簸了3个小时。繁华的城市里,父亲最喜欢坐在长江边望着长江滚滚的浪涛沉思。这时我就沿着江边戏玩,我看长江,半小时就就够了,而老爸居然在江边一坐2小时不动。

         老爸去武汉是利用假期帮学校采购教学用品。为了帮助学校省钱,从武昌到汉口走街串巷寻找最便宜的货源。最后从汉口选中了一块18元,竖起来一人多高的黑板。可是从汉口拖到武昌石油招待所。运费要花5 元。为了节省这5元钱,我成了搬运工。天气闷热,高温40度。父亲抬着黑板这头,我抬那头,双手卡在黑板边上,生疼。走几步,停一步。望着前面的长江大桥,心中充满了疑惑,这要抬到什么时候啊?这哪是带我逛武汉啊?早知如此,我才不会来呢。”一位大妈艰难的蹬着三轮车慢慢骑上引桥,车上堆满了煤炭。老爸走过去和大妈商量,黑板放到了煤炭上,老爸成了蹬三轮车的人。上坡时我和大妈在后面帮忙推车,下坡时,我们跟在车后小跑。老爸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太阳落山时,我们终于回到了油田招待所。回到家我对母亲讲了这件事,妈妈说爸爸:死心眼!爸爸却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湖北雨水很多。

油田初建时路况不好,路面积水。常常看到老爸在雨中,把1,2 年级的小朋友背过积水成河的地方,也常常听到老师和家长对父亲的赞誉。

          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顺利地考进了同济医科大学。想起初中毕业后,我们被送到农场劳动。得悉油田要开办第一个高中班,父亲带着小妹专程到农场找到我,站在一片白杨树下,父亲劝我报名入学。那时候我满脑子读书无用。

        “知识总是有用的,这么年轻怎么能不学习呢?” 老爸说。

         那天,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我想起文革中,我领着妹妹去农场看老爸,而今天是老爸带着小妹来农场看我,时代变迁如此之快,趁芳华之龄多学些知识。我不再犹豫,报名参加了高中班。高中弥补了我贫乏的知识,也为高考备下粮草。而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如当年父亲所说: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后来父母因工作需要调进北京石油勘探规划研究院。妹妹们相续去外地读书,家里清静了。本以为该是老爸老妈享受的时候了,没有想到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母亲出现了病况。那年放暑假,走出北京火车站,没有见到母亲来接我,只有父亲一人姗姗来迟。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母亲最近精神状况很差,经诊断患有“精神忧郁型强迫症”。

          母亲生在优越富有的环境中,是姥姥姥爷唯一的掌上明珠,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文革几年中,因出身不好和父亲受审承受着巨大的内心压力。她担惊受怕,为家人操碎了心,久疾成病。文革结束后,随着院里平反大会频频召开,情感再次受到刺激,彷佛又回到文革恐惧的日子,外表上看似平静,却总是觉得身边有人在监听监视自己,常怀疑并揭发老爸对毛主席不忠。严重时还独自去中南海上访。

          精神分裂的病人是拒绝进医院见医生的。父亲想尽办法带母亲定期去医院就诊,为母亲求医买药。白天上班,晚上抱着我的大学课本,自学钻研。除了照顾母亲服药,还学会了针灸。每天根据母亲睡觉的状况和呼吸频率,精心加减药量。日久天长,几乎成了妈妈的半个医生。三年过去了,在父亲的照料下,母亲的病情几见好转。在这期间父亲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人知道母亲的病况。有一次我去父亲办公室,书柜里除了地质专业书籍,最下层卷放着一床棉被。原来母亲有时拒绝父亲回家,父亲安排好母亲以后,夜里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当时父亲在院里试验中心担任要职,工作很忙,但他谢绝了医生送母亲住进精神病科的建议,坚持自己照料母亲。他说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亲人更多的关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病毒所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骑车路过北京西四的一家花店,选了一盆君子兰,特地送给父亲,感谢他这几年照顾妈妈的辛苦。父亲自然十分高兴,精心培育。每当君子兰开花的时候,总是拍出照片送给我。那花金黄灿烂,朵朵争艳。我仿佛看到了老人家开心的时刻。

          通常我住在所里的宿舍,离家一个半小时车程,只有周末回家。那一天真巧,因为回家取东西,破例周二下班回家。计划吃了晚饭回所,因事耽误决定改到第二天清晨走。深夜突然听到父亲痛苦的呻吟,我走去一看大吃一惊,父亲双手按住胃部,缩成一团,汗珠挂满额头,面色苍白。这是典型的“临床急腹症。”母亲因为正在精神治疗恢复中,服用了药物,神情反应麻木,不知情况的危险性。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院里车队值班室,叫车送老爸进了北医三院急诊室。并果断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父亲当时已是休克状态,值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再晚几分钟老爸就没命了。我在帮老爸换手术衣服时,翻出一张当天记事日程,除了相关业务外,还有所里大大小小的锁事。“某某分房问题,某某家生病……”数了数共12项。党政不分,老爸一身多职,地质所所长、实险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都是他。官不大,事不少,加上照顾患病的母亲,终于累倒了。手术很成功,不久父亲出院了。每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笑着说我救了他一条命。自然让我得意几分。

          1989年母亲癌病弥留之际对我和妹妹说:

         “我走了,最放心不下是你们的老爸,他一辈子老老实实,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回想父母这辈子,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相互鼓励,相敬相爱,深深感动着我:

        “妈妈,您放心,我们会的”

           处理了母亲的后事,擦干眼泪,我就登上了赴美留学深造的飞机。初到美国,独自远行、孤独与语言障碍困惑着我。我曾怀疑自己的选择。老爸不断书信鼓励,是来自后方亲人的关爱让我坚持。半年后老公赴美读书,儿子来到身边。老爸在我和先生最艰苦的早期两次来美国,默默无闻的帮助我们照顾儿子,分担压力。有空还义务教几位美国朋友学中文。

          2008年早春,突然收到妹妹的信息,老爸因肺部感染入院,并告病危。我急急忙忙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悄悄地流泪,心里默念着,人总是要走的,老爸求求您,不要走的这么急。下了飞机直奔医院,老爸见到我清醒了许多,人也精神了。几天内病情趋向稳定。两周后,我的假期到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对父亲说:您一定要顶住,等我休假回来,带您走遍大江南北。父亲笑着说:“好”,一言为定,我等你!”

          晚年的老爸,更像一位朋友,我们彼此交流,分享感受,无话不说。他身上有着老一代人诚实善良的品质。家里的电表坏了,几个月不走字,没有帐单,老爸硬是催着妹妹去院里请来电工,修好电表,还主动补齐半年的电费,电工师傅说:“这年头,像你爸这样诚实的人太少了。”父亲单位盖了许多新房,按照级别与工龄,老爸分到三室一厅,“我们现在住的不差,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他把新房让给了需要的人。白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改革开放初期,白叔叔辞去工作,自己创业。那时父亲刚刚离休,清闲的日子还没开始,白叔叔就拉着爸爸去帮忙。并许愿业务渐好后,会发工资。三年过去了,爸爸从来没开口提工资一事。

        “老爸,您不能老这样为白叔叔义务服务”。我和妹妹打抱不平的劝老爸。

        “算了,你白叔叔也不容易,能帮多少是多少。” 老爸说。

         媬姆小红因老家有事,急需要钱,老爸立刻拿出6000人民币,催她上路探亲。后来小红途中因心脏病突发,走在了老爸之前。因为老爸太善良,怕他老人家伤心。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不幸。

         探老爸回到波士顿不久,接到妹妹的电话,老爸还是走了。终年84岁。时间4月11日清晨。妹妹说老爸走得那天很平静,只是眼角边落下两滴泪,缓缓闭上了眼睛。我想这两滴泪里凝聚了多少的遗憾、不舍、思念……他酷爱体育新闻,昐着奥运会在中国第一次举行,却没有等到;他等着我和他周游祖国大江南北,没有等到。当他等我时,我在为自家的生存忙碌,当我有时间了,已没有他同行。父亲健在时,我远游,我回来,父亲却远走了。这就是人生的残酷。

         再一次回到北京,正值奥运会开幕。我在父亲生病前早早从网上订好了票,如今却成了一场空梦。走进老爸的卧室,触景生情:书架上仍然摆着父亲慈祥的照片,夹着老爸“高级工程师”、石油部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等证书。一切如故,只是没有了我的父亲。跪在父亲生前睡过的床边,泪如雨下…… 我将父亲的照片放到衣袋里,带到了奥运现场:

        “爸爸我带您来看奥运会了,您可以为中国队加油”。

          父亲一生平平淡淡,却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他坦率真诚、淡化功利、不卑不亢、不吹不拍、不滑不奸!苍天賜给我们一位好父亲,丰富了我实实在在的人生。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老爸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忘不了他教我学会第一支小提琴曲《北风吹》〉;扶着我们去滑冰;带着我们在蓝球场上奔跑;集邮、读书、爬山…… 爸爸,你在我的心中是一枝迎春梅,铁骨冰心、凌寒吐艳、内蕴幽香,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

          人总是要走的。 老爸,走吧,去找老妈。在我去找您之前,珍惜当下,留下美好,做一个您所期待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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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七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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