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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爱玲的“政治”小说《秧歌》,剖析现实社会与人性

读张爱玲的“政治”小说《秧歌》,剖析现实社会与人性

博客

读张爱玲的“政治”小说《秧歌》,剖析现实社会与人性

偶然的机会,读了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居然是一篇“政治”小说,感觉张爱玲直面“政治”的作品并不多。这篇小说以一个悲剧故事描述了铁幕下制度的残酷,并通过普通民众,官员及文人的心态行为揭示了人性的扭曲。让我深为感触的是——虽然小说写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距今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但那种人性的扭曲仍然鲜活地存在着。因为,制度没有变,在制度桎梏下的人性必然仍是扭曲的。

小说的背景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土改时期,主要人物是一群农民、一位党的干部和一个文人。金根哥、金根嫂是农民的代表人物,金根哥倔强能干,曾被选上“劳动模范”;金根嫂也能干,且相貌好,曾在上海做保姆,土改后返回乡下过“分到土地”的生活。党的干部是“王同志”,很早出生入死,参加革命,却官运和个人生活都坎坷。那位“小资产阶级”文人叫顾冈,是下乡体验生活的,想要写出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的电影。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土改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分到了地主的浮财。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但在死板的管理及各项捐款税收下仍然吃不饱饭,人们私下抱怨却也敢怒不敢言。

最终的矛盾爆发在过年之前给军属捐猪肉和年糕上。当人们从牙缝里挤出的捐品仍被挑剔时,压抑的情绪爆发了,愤怒中村民冲向粮仓,并在行动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诉求——借点粮过年!场面混乱,冲突升级。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及自己的安全),干部“王同志”不得不命令民兵开枪,并亲自扫射,为自己开出一条血路。

结局是···,金根哥金根嫂的女儿阿招在混乱中被踩死;在逃跑的路上,受了枪伤的金根哥为了把活路留给妻子,自尽;走投无路的金根嫂,返回了村中,点燃粮仓,并葬身火海。

小说中,作者并没有渲染这些血腥残酷的场面,事件的很大一部分场景是以金根嫂的视觉呈现的。谈到女儿的死,她对小姑说:“阿招死了,给踩死了”。“我们也不相信呀,一路还把她带着,背着她上山——死了!早已死了。”当她看到山顶树杈上那一包棉衣,‘把两只袖子挽在一起打了个结,成为一个整齐的包袱。里面很小心地包着她的棉袄,在这一刹那间,她完全明白了,就像是听见他亲口和她说话一样。’最后,她下了山,越走越快,朝家的方向走去。

关于金根嫂的最后一笔,是有人恍惚在烈火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我一向觉得张爱玲的短篇,或偏短的中篇是绝佳的,长篇或长中篇略有逊色。她的长项是极强的对细微心理和人性的洞察力,短的篇幅能把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长篇却需要构建曲折起伏的故事线,(也许张爱玲不屑于这样做)。所以我总觉得她的长篇有些絮叨,凌乱,不如短篇惊艳。

起初,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然而到最后几个章节,一切平淡的铺垫都聚集在一起,爆发了,形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结局。悲剧的主因,自然是来自铁幕下的大环境。但在悲剧背后,张爱玲着重墨描叙了各个阶层的人,民众,官员,文人。他们都是铁幕之下的牺牲者,但同时,也是推波助澜的帮凶。

金花,金根的妹妹,从小和哥哥相依为命,初嫁到另一个村落。当她听到哥哥的村子发生了骚乱,就一直心神不安地为哥嫂着急。可是,当她挑水时被嫂嫂拦住,衣衫褴褛,语无伦次地向她求救时,她犹豫了。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一个与婆家一家人挤在一起的新娘子能做什么?她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也不能给公婆妯娌留下口实,所以她犹豫了。至于其他人,如金花的婆婆、金根的伯伯等更是冷漠,甚至冷酷的。“反革命”呀,谁敢沾这个边啊!这就是民众,不能用道德是非来审视他们,因为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活着”。

“王同志”,是农民眼中党的化身,但是他并不是无生命的“党”,而只是一个仕途家庭双失意的小干部。当他从血路中闯回住处时,身心的疲惫及极度的沮丧使他居然喃喃地说了一句“反动话”,他说:“我们失败了,我们向自己的百姓开枪了”。这句话把旁边的作家吓得半死,因为他是唯一听到了这句话的人。如果“王同志”突然醒悟过来,甚至可能把他“做掉”。“幸运”的是,“王同志”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消沉之中,一个刺激他神经的词在脑海里蹦了出来:“阶级敌人!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当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便一通百通了,不仅没有了负罪感,还可以对上级有交代,甚至有可能成为“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在这样的思想驱使下,当听到粮库着火时,他的反应是兴奋!他应该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不会真诚地希望农民被打死,粮食被烧光。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阶级敌人破坏”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稻草和(也是机会),他必须沿着这条路把“阶级敌人”抓出来,而且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

至于那个写电影剧本的人的顾冈,他曾经住在金根嫂家,也亲身经历了一切。他知道这些抢粮的人只是普通农民,不是特务。当他看到对这些人酷刑拷问时,心里非常矛盾,既害怕,又试图说服自己:

不要胡思乱想了,”他对自己说。他感到一种近于绝望的焦急的需要,他要相信王同志与他所代表的一切。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已经告诉了自己一千次,“相信他们吧。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应当有信心。”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现在这种信仰就是知识份子的鸦片,能够使他们愉快地忍受各种苦楚,种种使人感到不安的思想与感情都被麻痹了,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

这一段心理活动活生生把一个知识分子既被逼无奈,又主动洗脑,又掩耳盗铃的“思想改造”过程描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总是有办法戳到人的心底的。全书完结,我坐在那里自己在想:如果我是金根的妹妹,我真的有勇气冒着全家受牵连的危险藏匿受伤的哥嫂(而且大概率会敗露)吗?如果我是那个作家,我敢于葬送前途,写出真实的东西吗?(写出后,我成反革命,作品也没人看到。)如果我是那个可恨又可怜的官员呢?我当然知道“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但是我不是白“革命”了这么多年了吗?再者,如果这样,等着我的大概不会是“种白薯”,很可能是“啃窝头”,甚至“吃枪子”。在这样铁一样的制度下,生存,活着是第一要素,其他的,诸如是非对错,人性情感就要远远靠后了。常常看到有人骂墙国的人“活该”,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处在那个环境下会怎么选择。“人心向善”,也许是一个真理,但是“活着”却是在真理之上的。没有一个制度保障,善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奢饰品。

关于这个小说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社会,我没有能力评价。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张爱玲所描绘的人性是绝对真实的。我所说的这些“人性”,不同于普通的善恶情仇,它是在一个制度下滋生的扭曲的人性。近七十年过去了,社会中的人性变了吗?民众变了吗?官员变了吗?文人变了吗?没有!所有这些人物的原型仍依稀可见,只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它的丑陋面不同,可能更隐蔽,但也可能更丑陋。制度没有变,制度下的人性就只能在重压之下扭曲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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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孺子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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