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童年 (15)---电影院的枪声

        大约在67年的下半年，真正的武斗开始了。我所说的‘真正的武斗’是指用武器（而且是杀伤性武器）来斗争。 

        第一次近距离听到枪声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里。 运动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小学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也不上了，每天在家里疯玩儿，都觉得有些无聊了。我想，大概大学里也有人感到无所事事了吧，于是学校大礼堂每天都以‘批判’为名，放映‘毒草’电影。我们一帮孩子当然是脑袋削成尖儿地挤进去看。很多电影，如《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冰山上来客》，我都是在那时候看的。 

        那一次，不记得是看什么电影了，看着看着，后排乱糟糟地吵了起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还在看。突然听到了一声像暖水瓶爆炸的声音，接着又听到“砰”的一声。旁边比我大一点儿的孩子对我说：“不好了，打枪了，赶快走吧。” 说完，拉着我就往门口跑。其他的的人也蜂拥着往出挤。而里面的枪声却没有停止。待我们快跑到家了，还听到那边“砰”、“嘭”地蹦豆似的声音呢。 

         大概是因为年龄小吧，我当时并没觉得害怕，倒是姥姥听说之后吓白了脸，从此限制我出门了。
         枪声、爆炸声使老百姓在这场运动面前退却了。一来，最初对运动的热情已渐渐地变冷。二来，这种枪林弹雨中的文化革命也太危险了。毕竟不是面对侵略者，谁愿意无辜送命呢？除非必需，姥姥禁止家人出门，校园更是绝对不可涉足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很多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热血青年，他们在为他们的信仰而战斗，他们坚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你能够想象得出来吗？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心中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崇仰，心中充满了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心中充满了对对立面的仇恨，当他们手中有了武器，情况会是怎样？ 

         实际情况是，他们手里的确有了武器。而且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各派手里就有了武器：步枪、手枪、机关枪、手榴弹，甚至重机枪、军用卡车、装甲车和通讯工具。各派组织相应成立了‘作战部’、‘指挥中心’，建立了通讯系统，成立了‘侦察排’、‘特务连 。据说在每个派别的总部所在地，或需要坚守的‘重镇’，都修建了防御工事……。派别的较量已不是舆论的倾向和宣传的程度了，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装备的多寡了。 

        此时的城市也已经像革命中的巴黎一样了。战斗随时发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特别是高校和那些派别占领的地方。不同的是，巴黎公社是进步与反动的较量，而这个战斗呢？对立面是同窗、校友，甚至是曾经的恋人……。 

         在一个夜晚，一个组织向‘公社’的总部所在地发起了突然袭击，那是火车站旁边的一栋小楼。据说战斗异常激烈，楼中人拼死抵抗，进攻者无奈炸了楼。附近的住户回忆道：枪声，爆炸声响了一宿，之后，滚滚浓烟冲天而起。在楼房倒塌之后，火苗还烧了很长时间。很多年之后，那一座黑乎乎，只剩下半边的楼还一直孤零零的立在那里。
 
        那一次，战斗以‘公社’失败而告终。‘公社’总部失陷，死伤好几十人，死者名单里有几个是姥爷的学生，还有女生。 

         “徐慧敏，”姥爷轻声地念着一个死者的名字，“那个短头发的女孩子，是党员，学生干部，每次上大课都坐在前排。”姥爷痛苦而悲愤地回忆着。 

        “为什么？她们是那样年轻，又是那样优秀，为什么要那样地死去？” 即使是现在，又有谁可以回答姥爷的问题呢？ 

        这个事件恰好发生在9月18日，此后的很长时间，到处可以听到“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在那个悲惨的时候”的悲壮歌声。那是‘公社’成员用那著名的歌曲‘在松花江上’追悼他们的壮烈牺牲的战友。 

        我常常想，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在抗美援朝中，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士，我们称之为为国捐躯的烈士。而这些人，他们同样死得很壮烈，可是该怎样评价呢？ 

        武斗中，除了那些在直接的派性冲突中受伤或死去的人外，还有很多是意外伤亡的。邻居的一个高中学生在值班的时候，同伴枪走火，肠子上穿了三个洞；前楼的陈伯伯，在去商店买菜的路上，被黑枪击中，命丧黄泉；……。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姥姥在家里叹道：“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