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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童年 (2)

文革.童年 (2)

博客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也就是1966年的45月份,家里开始有些变化,最明显的感觉是姥爷忙了起来。 

姥爷在大学任教,平时不坐班,除了上课,就只是每周到教研室开一次例会,每月到系里领一次工资,及每一、两个月有一次“民盟”小组活动。除此之外,平时极少出去。但那些天,姥爷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出去,往往到吃饭时还不能下班,回来后,经常显得很疲惫,“又是去大礼堂了。”姥爷对姥姥说。           

大礼堂我是知道的,就离我们家不远,七姨和小姨经常带我去那里看电影。但姥爷去那里可不是看电影。据姥爷讲,每天下午全校师生集中在能装上千人的大礼堂里,是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主题好像多半与学校的办学方针和管理有关,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给领导提意见。 

姥爷是一个古板而不甚关心政治的人,标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自然不会去参予“辩论”,只是不得不参加而已,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心里也十分关注着辩论会的动向。

吃饭的时候,姥爷和姥姥说 “这些年轻人,真没有生活经验,现在这样大鸣大放,最后倒霉的还得是他们自己。” 

            周末,在初中寄宿的小姨,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大学的小舅都回到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学校的事情,似乎都在开会,辩论一些事情。那一年,小姨正好读初三,面临考高中,本来是很紧张的,现在也把学习放在了一边,虽未停课,但似乎兴趣也转了向,小舅所在的大学已停课,也搞‘革命大辩论’。姥姥,姥爷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热闹的议论,不怎么参与意见,但总不忘了提醒一句:在学校不要多讲话。 

私下里,姥姥常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说:“又要搞运动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运动’的含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运动,都对这一名词有深刻地认识,提起它来,不说谈虎变色,也足以使人神经紧张。就连我这样的的孩子,听到姥姥的话之后,似乎也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心里感到沉甸甸的。但是这一次的运动又是什么样的呢? 

            姥爷还是每天开会,有时回来说:这几天,那些反对领导的学生和教师蔫了,可能有人要挨整,抓右派了。 

            长辈们都知道,五七年“反右”运动就是以帮助党整风开始的,但当很多人真诚地,坦率地提出自己对党的意见后,在运动后期却被划成了“右派”。 

            接下来的几天,姥爷的口气变得疑惑了:那些人怎么又强硬起来了?而且支持他们观点的人竟越来越多了?再以后,姥爷评论的语气中便有了愤怒的成份:“他们闹得也不象话了,矛头直指校党委,竟提出‘打倒校党委’。”  

            像很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姥爷经历过战乱、饥荒、日本人的侵略和国共内战,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认为是共产党使国家统一,免于战争的灾难,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也对共产党廉政政策非常拥护,他们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的腐败记忆犹新,并深恶痛觉。所以,尽管姥爷不懂政治,对‘大辩论’的内容并不真正关心,但看到校党委受到运动的冲击时还是震动不小,他认为党委是共产党在基层的代表,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共产党,内心自然便会产生反感和愤怒。 

            但是运动自然不会按照像姥爷的思路发展的。事实上,按当时的话来说,此时的群众运动已‘如火如荼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那些在运动初期‘跳’出来给校领导,系领导提意见的‘一小撮’人已发展成为一些组织,并以毛主席引用过的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宗旨,形成了造反派。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他们,并加入他们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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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孺子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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