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氏兄弟
这几年回去帮妈妈整理文稿，特别是看了孝宽舅舅文革后参加修订的《平原宗谱》中太仓陆家部分，让我对近代陆家人物关系有所了解，也对大时代背景下陆家近支们的经历产生探寻的愿望。好在网络资源广泛，找到些相关资料，就存下来，慢慢积累。
从妈妈那里知道，孝颐舅舅家那一支从他的父辈（或更早）到北方发展，已经在天津，北京一带生活了多年。近些年有陆家亲戚们来，孝字辈的有几个。妈妈有说这是北京陆家，或天津陆家，但从宗谱上寻根求源，他们都是太仓陆家的后代。
很多年前太仓陆家老屋有妈妈的高祖陆增祥（星农公）手书的一副对联：“长以孝恭承世泽，式时彝训倬邦光”，作为后世子孙的“排行榜”。外公是“以”字辈，舅舅们是“孝”字辈，表兄弟们应该是”恭“字辈。
风云变幻，岁月流逝，妈妈近亲后代中以这个字排名的已经不多。如今，我认识的“承'字辈更是寥寥无几了。妈妈家姐妹名字不随这个“排行榜”，都是陆姓加一个单字。
上一篇《寻访陆孝颐》文中提到：“关于陆孝颐的生平资料很少，只有梁思礼、徐永强的《陸氏兄弟》有所涉及”。在网上找到转载的这篇《陸氏兄弟》，但没找到原始出处。
《陸氏兄弟》
作者：梁思礼 徐永强
陆孝劬（大陆）和陆孝颐（小陆）是两位堂兄弟（见〈我的相册中的陆氏兄弟〉），他们祖籍江苏省太仓县，全家在天津居住多年；上一辈是在平津工作的技术人员。陆氏堂兄弟很多，以“陆孝”取名知名于世的人数不少，其中有人早年参加革命，大概是由于这种家庭的影响，这两兄弟觉悟很早，都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的队伍。
陆孝劬是哥哥，他很早失去母亲；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怀念母亲的意思；他沉默寡语、性格文静，高中分科时他选择了文科。孝颐比较活泼，精于数理，“才华横溢”，有时言谈中流露出他想以爱因斯坦为楷模、作为学习的榜样。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感觉这也许并不是完全“狂妄”，而应该理解为“自信”和“抱负”；在和平繁荣的年代，在顺利的环境中，他也许有可能达到，或者至少接近这个目标。
两兄弟小时侯在天津意租界内培植小学读书，和梁思礼是同学。1935年大家都考入南开中学，并且是二组同一个班。1937芦沟桥事变后，南开被毁，南迁，我们都失学了；幸好这时位于租界地内的耀华中学扩大招生，我们和当时众多失学学生一同被招进耀华，得以在沦陷后继续念书。实在是难得的幸运。我们几个人是同龄，都是班上的小弟弟。但是每次考试大哥哥们总是考不过我们这些小弟弟。
1941年夏季我们都从高中毕业了，想升学的人还不少，那时平津一带选择升学的余地很有限；天津有天主教法国神父办的工商学院，北平有同样由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此外还有几家伪立大学，还有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去处了。陆氏兄弟和许多同学都进了燕京大学。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们在那里只读了一百天。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次日清晨，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大批日本兵团团围住燕园，一方面，按照黑名单搜捕爱国师生，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师生，立刻逐出燕园。各人仓皇出走，自寻去路。这次大逮捕中陆氏兄弟都被捕了。隔了不少时间，不少人被放出来了，也不知谁吃了多大苦头磨难；实则估计这些人当时也未必有什么真正的活动。这时候我们两人都早已离开沦陷区。详情不得而知。关于这一天的事情，燕京大学的校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出版过一本专刊，做了较详细的报道。据了解这次逮捕给陆氏兄弟的政治历史投下了深厚的阴影；直到他们晚年，或者生命的末期才得到澄清。
离开燕京后，许多人进了伪立大学。大陆于1942年去了延安，听说他那时被分配在“解总”（解放区救济总署），已化名纪锋，在伍云甫同志领导下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多年来他一直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仍是伍云甫领导），担任红十字会联络部长职务。1954年他参加以李德全和廖承志为团长的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访日团，他以团员身份先行赴日本安排工作。他又曾参与著名的“刘连仁事件”的交涉。刘连仁是抗日时被日本掳走的我国山东农民，在北海道做苦工，后来逃了出来，居然能在严寒的北海道深山中隐藏，像野人般活了下来，过了13年之久：生命力实在顽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全然不知；直到1958年他才被当地居民发现；消息传到东京华侨那里，这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邦交，只能由红十字会出面解决，纪锋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去日本交涉，接回刘连仁（几年前刘连仁的后代向日本政府索赔，不久前好象得到了初步解决）。
七十年代末，徐曾去王府井附近一条胡同里去看望他；这是1941年俩人自分手后的首次重逢。那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大概是因为历史问题没有审查清楚，不被信任；当时分派在新华总社搞外电翻译；每天下午三点多上班，一直搞到后半夜下班：地道的报人工作；本来只是一个外语工作者的技术工作，他是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可以不必他来搞的。他仍是过去那样沉默，不多言语；因为他忙于上班，于是匆匆告别，没有多谈。
七十年代末，大概是政治历史问题澄清了，于是受命出任驻曼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我国代表；携眷驻曼谷数年，直到八十年代初离任回国。纪锋大概在二十世纪末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平凡的革命者的一生。
陆孝颐离开燕京后，进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学习，这是当时工科学生唯一的选择；因为燕京一耽搁，他多读了一年；于1946年才从工商（后改名津沽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进入山海关桥梁厂工作，这家工厂以擅长钢结构出名，是学土木的人学习锻炼的好去处，不久孝颐就赴美留学，这是党的安排，此时他已经秘密参加了党组织。当时解放战争顺利发展，党中央考虑到全国解放后建设的需要，决定安排一些有条件的青年赴美学习科学技术。
孝颐赴美后，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某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他积极参加C.S.C.A.（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名义上这是个基督教组织，实际上是由我党进步力量领导的。孝颐此时早有组织关系，思想觉悟比一般人高出很多。他广泛接触我国留美学生，宣传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梁思礼这时正在美国留学，老朋友相见，分外欢洽，坦白交心。孝颐坦率的指出：“你们这个工业救国的理想是建筑在沙滩上的！”。陆孝颐这段时间的工作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对于随后相当一批我国留美的进步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49年全国解放了，孝颐听到消息后立即摒挡行装，准备回国，本来正在攻读水利工程博士学位，现在博士也不读了。他于1953年回到北京，立即向高教部的一个办公室报到，暂时住在前门外鲜鱼口一个招待所内。不久经宋硕介绍进入北京市的水利部门工作。
孝颐回国后十几年的工作是贡献给北京市近郊水库的建设上。他学的是水利工程，擅长水文方面；他不是搞具体的水库建设施工，而是从水文资料收集、分析入手，着重搞水库规划、选址等前期工作。在十三陵，密云等水库上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常年奔波在京郊的野外山岭之间。就这样忙忙碌碌工作到1966年。
文革中他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他的业务工作从1966年开始已经搞不下去了，后来他曾感慨的对我说：“党培养我十二年！我只给党工作了十三年！”十二年大概是指1941年到1953年；十三年是指1953年回国到1966年这段时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病了，得的是鼻咽癌，被迫休息。养病期间他的体力尚好，就买了一张公共汽车月票，每天坐汽车在市内外公园散步；随身携带药品和口杯，定时到朋友家找水服药，准时不误。他是学科学的人，又去过西方国家，办事十分严格、刻板。他没有事干，心中不安；于是要爱人到单位要点活干。人们给他找了一些英文的水利书籍，叫他去翻译，其实未必是真正需要的；于是他高高兴兴的干起来。七十年代末那几年，我们曾几次去他家看望（当时他家住在工人体育馆、三里屯附近）。他家里只有老夫妇二人，他们没有子女，生活十分寂寞。他回国后十一年来虽然安排在北京市工作，可是他常年在京郊野外奔波，很少度假回家：这也许是一种情况。
孝颐的鼻咽癌终于不治，他于1981年病逝。仍是由于历史原因没有搞清楚，组织上的结论有些“不实之词”，家属提出了意见，因此只搞了一个遗体告别会，追悼会暂时不开。直到1982年初，问题澄清了，做了结论，才在八宝山召开追悼会。那天徐永强专门从天津赶来；梁思礼因公出差，由爱人代表出席，这一天，凄风苦雨，追悼会有一定规模，布满了挽联和花圈。中间最显著的位置，是他爱人写的挽联，全文记不清，只记得上联开头是“丹心向党……”，下联是“负笈重洋……”：确实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们走了！我们时代两位优秀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