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圖未竟之殤
廬山圖未竟之殤
——王亞法
《廬山圖》是張大千先生晚年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平生最後的一幅巨作，更是中國畫繪史上最大的整絹繪畫。該畫氣勢磅礴，蒼鬱渾厚，氤氳靈動，色彩斑斕，如今已成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鎮舘重寶。
可是令人扼腕的是，斯畫未竟，高士仙去，印鈐尚缺，題跋未果，悠悠懸念，畫壇絕響，箇中細節，容我慢慢道來。
緣 起
《廬山圖》原是日本著名僑商李海天先生所訂購。
李海天先生是日本華人商會會長，資深國民黨員，曾當過國民黨第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在旅日華僑中頗有聲望，並擁有龐大的產業和資金，也精於收藏。
一九八〇年，李海天在橫濱新蓋一幢“假日大飯店”，為使飯店的客廳彰顯氣派，他特地去“摩耶精舍”拜會老友張大千先生，請他畫一幅氣勢恢宏的大圖。
其時外界謠傳張大千因建造“摩耶精舍”花費不菲，開支浩繁，背負重債，且年事已高，精力衰退，不少作品均由學生代筆。張大千為弭平謠傳，顯示自己的“大千毫髮”精神（張大千的重要畫作上，常鈐有方介堪鎸刻的“大千毫髮”一印，意謂此舉對我張大千而言，僅費毫髮之力），應諾擔此重任，畫一幅平生最大的作品。
據臺灣歷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先生（歷史博物館出版的七本《張大千書畫集》都是由何館長寫前言出版的）說：“張大千接下畫此圖的任務後，在畫作題材上煞費苦心，有人曾提議畫“長江三峽”、“萬里長城”……均被他否決。張大千平生遊歷和畫過無數大山名峰，但唯獨沒有上過廬山，他決意不畫已經畫過的群山，要畫一幅他平生不曾到過，但心中屢番神遊的廬山。”
張大千暢游過天下無數大山名川，卻沒有上過廬山，說來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他有過一次上廬山的機會，但被一個難於啓齒的原因錯過了，甚為遺憾。
中表晏良爲二哥告訴我，他曾聽家母（其母張心素女士爲張善子長女，人稱三姑）說，老輩兄弟中張善子是家屬振興的棟樑，長兄代父，最有權威，他不苟言笑，言出必行，胞弟們對他都十分敬畏。我亦聽大風堂早期門生章述亭女士說過，在網師園時，二老師和八老師分別在自己的畫案旁作畫，不知為什麼事，二老師批評八老師，八老師不服頂嘴，二老師咆哮：“你翅膀毛乾啦！”說罷，操起手邊的筆洗擲將過去，八老師便噤聲不語了。圈內人都知道，善子和大千性格迥異，一個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一個不拘世俗，天性活潑。倆人雖情同父子，但大千對善子敬若嚴父。所以至今很少看到大千成名後，與善子在公開場合的資料，甚至大千在青城山的幾年，善子沒有去探望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拙作《風流丹青》在《新民晚報》連載，一次見到晏偉聰（張心素女士夫君，晏濟元姪子， 也是張家最的大女婿，早年在張家生活，對張家歷史知之甚詳）三姑爹，他說：“亞法呀，你亂寫噢，八公在青城山的時候，二公沒上過山，但你聰明，寫的是小説，隨你胡編亂造，我就怪不得你囉！”
據良爲中表告知：“聽家慈說，在民國十八或十九年的時候，同光體詩人陳散元老人（陳寅恪先生尊人），住廬山松林別墅，邀請徐悲鴻、傅抱石等畫家去山上遊覽寫生，也邀請了爸爸（指大千），爸爸聽說二哥善子也在山上，便特意回避，婉言謝絕，事後爸爸說，這是他一輩子最後悔的事。”
閒話打住，文歸主題。卻說張大千選定畫作題材後，便翻閱有關廬山的資料和典故，香港《大成》雜誌的沈葦窗先生給他找來了歷代名家的遊記和照片，並在草圖上指名山峰和地形和名稱。
在擬定畫幅的尺寸之後，李海天又根據大千的要求，從日本“黃鶴堂“定製了一匹高1.8米，橫10米的巨幅畫絹，因尺幅超大，廠家還爲因此改裝了機器，耗費巨大。
特大的畫幅，“摩耶精舍”大畫室容納不下，張大千決定拆墻移柱，擴充空間，囑咐葆羅準備上等顔料和筆墨，並定制特大畫案。
經過半年多的精心準備，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邀請了張群、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王新衡、張繼正（張群哲嗣）杜芬夫婦、沈葦窗等好友，在“摩耶精舍”大畫室舉行《廬山圖》開筆典禮。
張大千選定七月七日舉行《廬山圖》開筆典禮，是大有愛國深意的。
眾所周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民國政府正式聲明抗戰的開始，而七月十七日發表的《廬山宣言》（亦稱《廬山抗戰聲明》），是在廬山起草的，點明此意，我們就理會張大千為何要畫《廬山圖》的心跡了。
說到《廬山宣言》，筆者又要牽扯另一位差點被刻意遺忘，然而又不能忘懷的人物——程滄波。
“七七盧溝橋事變”打響後，蔣介石緊急召集各界賢能，在廬山商討國是，經過幾天研討，會議於七月十六日深夜二時結束，其內容必須在第二天早上見報，告訴全國民眾。當時陳布雷正染恙不適，任務就落到國民會議秘書，《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的身上。蔣介石告謂程滄波幾個要點之後，要求他立即起草，翌晨五點鐘必須見報，時間十分緊迫，只有三個小時。程滄波受命去房裡起草，胡適恐他有難，隨腳跟進問：“來得及嗎？”程滄波答：“你出去，三個小時後來看稿！”
程滄波閉門疾書，下筆有神，煌煌一千三百余言，一氣呵成，只兩個半小時就脫稿，送呈蔣介石。蔣介石閱後大加贊賞，當即冠上《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的標題，改了幾字，抄錄後即送《中央日報》排版，雄文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翌晨準時見報，這就是鼓勵全民抗戰的《廬山宣言》之由來，其中“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之名句，至今還回嚮天地。
這裡要補述的是，程滄波先生是常州名士錢名山的高足，錢名山有兩個女兒，一個叫素蕖，適謝稚柳的胞兄謝玉岑，另一個叫雲蕖，適程滄波。程滄波又是和謝稚柳在“寄園”同時受教的發小，日后謝稚柳進監察院當秘書，以及抗戰後在《新聞報》任職，均得到他的提攜。
一九五一年，程滄波去香港，期間和張大千時有書信往返，因篇幅之故，這裡不加贅述。
艱 辛
《廬山圖》開筆後，張大千整日在夫人徐雯波的扶持下，在畫案前揮舞拖畚般的大筆，有時捧起盛滿顔料的瓷缽，縱橫潑灑，點皴鈎勒，巨大的工作量耗費了他漸衰的體力，他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體力日有不支，而且勞作之後，還要接待訪客。老友張群看到他精力疲憊，十分心疼，屢次規勸，要：“節塵勞，慎飲食”，為此還特地寫了一首七律詩，在詩的後跋中，語重心長地寫道：“……凡在友好，均宜節省此老之精力，為國家珍惜一代之大師；而大千弟也應該勉節樽俎過從之煩，重一身之頤養，即所以延藝文之命脈……”張群之言，其意殷殷，其心拳拳，用白話文說，就是：“大千的好友們，你們應該多關心他的健康，少打擾，爲國家和民族文化多珍惜這樣的人材；為了衍續和繁榮我們民族的文化。而大千本人也應該節制飲食，不要過量，注意養生……”當張群把信函交給大千時，大千感動得淚眶濕潤。張群又拉着他的手說：“大千啊，你的生活習慣和嗜好需要注意調養，我比你大十歲，因為我注意保養，健康情況比你好，你若再不好好將息，說不定要比我先走，要我來為你辦喪事……”聽罷此言，大千幾近飲泣，擦淚不休。他把張群的墨寶裝入鏡框，挂在畫案邊，作為激勵自己的座右銘。
畢竟年齡不饒人，過度的操勞使張大千的行動大不如前，每次作畫，要徐雯波把他扶上踏階，有時畫不到一個小時，便氣喘吁吁，再則畫幅太長，前後照應，來回走動，十分耗勁，因此《廬山圖》的繪製工程時續時斷。
一九八一年十月的某天，蔣孝勇去“摩耶精舍”作客，正巧看到大千由徐雯波扶著，躬著身子趴在畫案邊作畫，其狀十分艱辛。不久蔣孝勇幫他設計了一套兩個金屬滾筒，架設在畫案的兩端，一側能施放，另一側能捲攏，可讓畫幅隨意移動，有了這架機器，畫家就不需來回走動，也加快了繪畫的進度。
提起張大千和蔣孝勇的忘年交，筆者又有一段插科，何浩天先生曾告訴我，蔣孝勇愛附庸風雅，也醉心於字畫，歷史博物館建成那年，他才三十出頭，年少輕狂，傲慢地向何館長提出要承包博物館的書畫小賣部，結果何館長以：“憑你的身份承包，恐要引起民間非議，我但當不起。”一言回絕了，但蔣孝勇並不生氣，他知道何館長和張大千關係親密，就提出要陪他去拜見大師。何館長帶他到“摩耶精舍”。蔣孝勇見了張大千就說：“我還沒有你的畫吶！”張大千笑笑說：“我馬上給你畫。”說罷，當場揮毫，給他畫了一幅潑墨荷花，蔣孝勇十分高興，以後蔣孝勇和蔣孝武昆仲，都成了“摩耶精舍”的常客。前幾年我去“摩耶精舍”，翻閱書櫥中的五本“張大千日記”，查到每逢時節，常有他昆仲持禮物來拜謁的記錄。
一九八三年初，《廬山圖》大致成形。為了滿足廣大愛好者的要求，《廬山圖》將和和其他五十餘件作品，在歷史博物館一月二十開幕的《張大千書畫展》上一起亮相。於是先送歷史博物館裝裱，然後展出，展出結束後，再運回“摩耶精舍”潤色加工。
由於過度辛勞，張大千於三月八日心臟病突發，送榮總醫院急診，三月十二日一度心跳停止，經搶救後陷入昏迷狀態，捱到四月二日清晨八時十五分，醫生宣告回天乏術，一代大師，騎鶴西往！
所以至今“摩耶精舍”所有掛鐘的指針，皆停留在“08：15”上。
圖 殤
張大千歷盡一年零八個月嘔心瀝血的勞作，無奈地擱下了這幅沒有完成的《廬山圖》。
在《廬山圖》蒼巒疊翠的山巔上方留白處，題有兩首七律：“從君側看與橫看，疊壑層巒杳靄間，仿佛坡仙開口笑，汝真胸次有廬山。遠公已遠無蓮社，陶令肩輿去不還，待洗瘴煙橫未盡，過溪亭坐我看山。”但煉句欠精，詩盡處也未見落款和鈐印，也許是大千擬留待以後潤色時再加修正。在該圖尾段的左上角，有一片天地悠悠的空白，大師原本計劃畫鄱陽湖的，不幸天公妒才，留下一串省略號——給後人無限的懸念和暢想。
據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女士的文章介紹：“其實，張大千的《廬山詩》總共寫了三首，題在畫上的兩首，與原稿僅有一字之差，即「坡仙」本來作「坡翁」。另外還有一首，內容為：「題畫廬山幛子，予故未嘗游茲山也。不師董巨不荊關，潑墨飜盆自笑頑；欲起坡翁橫側看，信知胸次有廬山。」七十二年（1983）一月，大千將這三首詩，分別用兩紙書寫，交與好友樂恕人、忒謙地，央其代為修改。三首《廬山詩》後來輾轉歸周勱夫（1929-2011）所有，他又請李猷（1915-1997）在詩後題上跋語：「平生不識廬山面，却與廬山夢寐通；艱苦圖成心血盡，已無餘力署爰翁。看盡名山歷九州，等閒殘稿幸能留；延津劍合知何日，似此球琳不易求。」並且將兩紙合裱成單片的上下幅，故宮秦孝儀（1921-2007）院長獲悉此事，乃從勱夫手中購得，讓詩與畫得以珠聯璧合，同為故宮典藏……細讀《廬山詩》後面畫家的自題和李猷的跋語，無疑更加印證，儘管大千未曾跡履廬山，暮年卻能迸發超強的魄力，一任彩墨隨興潑灑，筆端妙造新境，締造前所未見的勝景，實可謂堪與真境夢寐相合。《廬山圖》裡，一度曾畫入兩名古裝人物，援以象徵東晉隱居在廬山東林寺的高僧惠遠（334-416）與來訪的名士陶淵明（365-427），後來竟被大千以山石覆蓋掉，人問為何？他的回答就如同題《廬山圖》詩中所指，兩公今日俱已不復得見，惟有留待有朝一日親自登臨，才能效法古人，在過溪亭邊飽遊臥看廬山之美了！”
可惜斯畫未竟，高士遠去，嗚呼哀哉，長襟沾淚！
據當年何浩天老館長見告，大千逝世後，他和張群、秦孝儀三人先來到“摩耶精舍”，在小會客廳裡，張群悲切地說：“大千不該走在我前頭，他太勞累了。我倆說好誰先走，由後走的人來主送” 接著他喊來葆羅，問家裡有多少現錢？葆羅打開記事冊，這是一本大千預收潤金的本子，上面預收了不少潤金，但畫未成，恐還是負數。他又去問了徐雯波，回來稟報：“家中只有十來萬台幣的現金。”
張群對葆羅說：“我已問過殯葬社，大千的葬儀費用大概需一百多萬，不夠的錢我出了。”
張大千花錢如流水，寅吃卯糧，家中無隔宿之糧是常有的事。據黃天才說：“大千好像明天就要死了，手中有錢，今天就要花完。”由此我又想起一件事，張大千過世那年，民間流傳他的遺囑，說分十六份給家屬。那年正好我姨媽張心毓來上海，我陪她去見謝稚柳先生，她問：“謝叔叔，外面在傳說我爸爸的遺產……”沒等她說完，謝稚柳就回答：“他怎麼會有錢啊，他是一個腳踏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里的人，他不欠別人錢已經不錯了。”
謝稚柳畢竟是張大千的老兄弟，知道張大千的個性，記事冊記錄預收的定金，都是反欠別人的，幸好前來求畫的人都是生前友好，沒人催討，都說作為送先生的賻儀。
按照張大千的名望，治喪委員會的主任應該由時任總統嚴家淦擔任，但張群對嚴家淦說：“當初我和大千有約定，誰先走，由後走的人來主送，所以張大千的治喪委員會的主任由我擔任了。”
大殮過後，收到的禮金有盈餘，葆羅要將餘款錢還給張群。張群說：“哪有這個道理，這錢就用作出版紀念冊吧！”所以我們至今看到的《張大千先生哀榮錄》，就是用那筆錢出版的。三年前我去台北牯嶺街一家舊書店，見有此書在賣，一問書價，店主竟獅子大開口，阮囊羞澀如我，當然沒買。
大殮過後，關於《廬山圖》的歸屬問題被提上了日程，李海天君子胸懷，深知此圖的重大意義，雖已付了可觀定金，但不曾訴求約定，答應此圖仍歸張氏家屬保存，期間還多次展出。張群在其中斡旋，認為這是張大千最后遺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恢宏的作品，視為國寶，以故宮博物院永久收藏為宜，對此李、張兩家均無異議。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在張大千逝世十週年前夕，故宮博物院舉行了《廬山圖》的受贈典禮，參加者有：張學良趙一荻夫婦、徐雯波、張葆羅、張群令嗣張繼正杜芬夫婦、王新衡夫人夀幼蘭、李海天、郭小莊……時任院長秦孝儀先生在致詞中說：“張大千逝世時，張岳公（張羣）裁定此一大千先生最後力作，必須歸藏故宮，而張府和原來創意請求張大千先生經營這一巨幅力作的李海天先生，都毫不躊躇的慨然允諾，讓這一巨幅偉構，在十年之後，也就是張岳公升天將近三年的此刻，終於歸藏故宮。”並當場頒發嘉獎狀給徐雯波、張葆蘿、李海天三位。”
《廬山圖》經過張大千一年零七個月的辛勤勞作，以及後人十年的權衡定奪，終於得到完美的歸宿，然而唏噓的是，人亡物在，張大千和張群兩位老人沒有看到這個結局。
缺 憾
二〇一九年四月，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張大千一百二十歲誕辰”紀念活動，同往的有張大千在大陸的第二和第三代後裔和研究張大千的學者，以及方介堪先生的哲嗣方廣強先生。
張大千一生雖用印無數，但在一些重要作品上，都喜歡用方介堪鐫刻的印章，故近代畫壇上有“張畫方印”之說。
紀念會結束後，在拜觀恢宏的《廬山圖》原作時，方介堪的哲嗣方廣強先生發現一個唯他獨知的驚天秘密，因此立即向故宮博物院領導反映！
方介堪是張大千的摯友，張大千浪跡海外時，一直將方介堪的印章携帶在身，用作畫印，在他決定畫《廬山圖》巨作時，以往的舊印章方寸不夠匹配，於是寫信給身處大陸的方介堪：
“敬乞介堪吾兄賜刻以放易莊，以簡易密，閉門造車，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長一寸寬，並乞朱文爲盼也，弟爰叩首。（見照片A）”
時值一九八一年初，兩岸鐵幕，依然緊閉，兄弟鬩墻，不相往來，無奈之下，大千將此信交托持有香港護照，能在兩岸穿梭的，香港“大業公司”畫商張應流先生捎帶。
不久張應流在廣州將此信面交方介堪的哲嗣方廣強先生。
方介堪是現代印壇巨擘，只因曾經給蔣介石、孔祥熙、林森、于右任、張群等民國要人刻過印章，所以在文革中受盡苦楚，腰被打殘，久臥病榻。他接到老友來函，精神陡增，病中偃床，趕刻“易放易莊（5.25X5.25厘米）”、“易簡易密（5.3X5.3）”、“有此山川（3.9X3.9）、”、“閉門造車（3.9X3.9）”等印章（照片B），外加“大風堂”、“摩耶精舍”、“蜀郡張爰”、“臺靜農印（鳥篆體）、“澹臺靜農”、“伯簡八十後作”等印章七方，共計十三方，方介堪致信給張應流，由方廣強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抵廣州，親手交抵張應流（見照片C），同時託帶的，還有方介堪給張大千寫的篆字條幅（照片D）；及送臺靜農的對聯：“欲見舊文驚歲月；想當逸氣吞江湖”（照片E），和《墨梅圖》、茶葉等禮品。
張應流接獲這些東西後，就此黃鵠浩渺，金龜脫鈎，張大千先生亦於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謝世，此事就此沉寂。
方廣強向故宮博物院方反映的同時，呈上他親手交付張應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此事引起院方高度重視，該院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女士，在2019年10月的《故宮文物月刊》的《名山鉅作——張大千廬山圖特展》一文中，曾提及：“今年四月，承方介堪之子方廣強（1946生）寄來這四方印章的印拓，縱使無法將四方印拓裱貼到業已入藏故宮的作品上，不過這次「名山巨作」展出時，特別運用電腦合成技術，參考大千畫作鈐印的習慣，在《廬山圖》的數位影像上添配印章……”
辛虧方廣强先生心細，留有交給張應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拜賜現代電腦技術，彌補了《廬山圖》的缺憾——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專家，根據張大千鈐印的習慣，已將印鈐PS到《廬山圖》上，使《廬山圖》得到虛擬的完整。這段“張畫方印”地下和合的故事，猶如封建社會的“冥婚”，演繹出一段畫壇的趣聞。
印鈐是通過PS手法上虛擬圖了，然而《廬山圖》原作上依然空缺，方廣強先生嚴肅追問，當年在廣州親手交給張應流的那批印章和禮品去了哪里？
據方廣強先生事業有成，在書畫界素以收集方介堪印章盛名，與不少印壇藏家結緣，五年前曾有香港朋友傳來四方印蛻，要將印章高價推銷給他。當時因為信息不通，他只是迷茫，親手交給張應流的印章，怎會流入外人手中；近來又有一位台灣的收藏家，欲將“閉門造車”（張大千所求的四方圖章之一）（照片F），欲以高價向他推銷，據知情者告知，圖章是從香港華商徐伯郊處流出來的，徐伯郊與本案毫無瓜葛，圖章怎麽會從他手中流出，情節撲朔迷離，令人費解。
然而更奇怪的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方廣強先生在廣州親手交抵張應流的的物件，如方介堪送給臺靜農的對聯“欲見舊文驚歲月；想當逸氣吞江湖”，出現在北京匡時拍賣場，被上海嘉禾拍賣行董事長，以十八萬人民幣購得。上海嘉禾拍賣行以十八萬人民幣拍出；《墨梅圖》，也相繼在拍賣行露面。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筆者查閲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香港《文匯報》，在“中國書畫一欄中”登載了方介堪給張大千鐫刻的印章及書法條幅照片（照片G），在配圖的文字中有：“張大千先生去年秋曾囑請方介堪先生治印數方（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
據《張大千日記》（照片H）記載：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景卿先生聯袂張應流一起去《摩耶精舍》拜見張大千（照片I），既是“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爲何日記上沒有張應流交付方介堪印章之記錄，這是疑問一。因為日記對來客所送禮物皆有記錄，諸如“蔣緯國致贈熊掌、新鮮鮑魚；秦孝儀致贈冬菇一盒、年糕……（照片J）”；張學良致贈燕窩、巧克力各一盒、酒一瓶、火腿一隻……（照片K）；疑問二：既然張大千收到了這些印章，為何在《廬山圖》上沒有印鈐；疑問三：假設說張大千晚年健康日衰，來不及使用這些印章，那麽他的所有收藏，印章、畫具等遺物都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了，為何捐獻物中不見這些印章；疑問四：據方廣強先生在《張畫方印說前事》一文說：“數年前見香港友人傳來上述八方印章之印鈐，始知寶物尚在人間……”這四方圖章怎會流落至香港徐伯郊處，情節曲折，撲朔迷離。
方廣強先生表示：為了使《廬山圖》以完整面目載入史冊，以完成兩位先輩之遺願，希望印章擁有者將其，“捐贈台北故宮博物院，使《廬山圖》的張畫方印，珠聯璧合，這將是功德無量，千古藝壇之美事……（摘自：方廣強《張畫方印說前事》一文）”。
同時也希望張應流先生，公開說明將物事交付張大千翁的經過，以釋疑團。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於食薇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