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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圖未竟之殤

廬山圖未竟之殤

博客

廬山圖未竟之殤

 

 

                                                    ——王亞法

 

《廬山圖》是張大千先生晚年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平生最後的一幅巨作,更是中國畫繪史上最大的整絹繪畫。該畫氣勢磅礴,蒼鬱渾厚,氤氳靈動,色彩斑斕,如今已成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鎮舘重寶。

可是令人扼腕的是,斯畫未竟,高士仙去,印鈐尚缺,題跋未果,悠悠懸念,畫壇絕響,箇中細節,容我慢慢道來。

 

 

緣  起

《廬山圖》原是日本著名僑商李海天先生所訂購。

李海天先生是日本華人商會會長,資深國民黨員,曾當過國民黨第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在旅日華僑中頗有聲望,並擁有龐大的產業和資金,也精於收藏。

一九八〇年,李海天在橫濱新蓋一幢“假日大飯店”,為使飯店的客廳彰顯氣派,他特地去“摩耶精舍”拜會老友張大千先生,請他畫一幅氣勢恢宏的大圖。

其時外界謠傳張大千因建造“摩耶精舍”花費不菲,開支浩繁,背負重債,且年事已高,精力衰退,不少作品均由學生代筆。張大千為弭平謠傳,顯示自己的“大千毫髮”精神(張大千的重要畫作上,常鈐有方介堪鎸刻的“大千毫髮”一印,意謂此舉對我張大千而言,僅費毫髮之力),應諾擔此重任,畫一幅平生最大的作品。

         據臺灣歷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先生(歷史博物館出版的七本《張大千書畫集》都是由何館長寫前言出版的)說:“張大千接下畫此圖的任務後,在畫作題材上煞費苦心,有人曾提議畫“長江三峽”、“萬里長城”……均被他否決。張大千平生遊歷和畫過無數大山名峰,但唯獨沒有上過廬山,他決意不畫已經畫過的群山,要畫一幅他平生不曾到過,但心中屢番神遊的廬山。”

         張大千暢游過天下無數大山名川,卻沒有上過廬山,說來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他有過一次上廬山的機會,但被一個難於啓齒的原因錯過了,甚為遺憾。

中表晏良爲二哥告訴我,他曾聽家母(其母張心素女士爲張善子長女,人稱三姑)說,老輩兄弟中張善子是家屬振興的棟樑,長兄代父,最有權威,他不苟言笑,言出必行,胞弟們對他都十分敬畏。我亦聽大風堂早期門生章述亭女士說過,在網師園時,二老師和八老師分別在自己的畫案旁作畫,不知為什麼事,二老師批評八老師,八老師不服頂嘴,二老師咆哮:“你翅膀毛乾啦!”說罷,操起手邊的筆洗擲將過去,八老師便噤聲不語了。圈內人都知道,善子和大千性格迥異,一個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一個不拘世俗,天性活潑。倆人雖情同父子,但大千對善子敬若嚴父。所以至今很少看到大千成名後,與善子在公開場合的資料,甚至大千在青城山的幾年,善子沒有去探望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拙作《風流丹青》在《新民晚報》連載,一次見到晏偉聰(張心素女士夫君,晏濟元姪子, 也是張家最的大女婿,早年在張家生活,對張家歷史知之甚詳)三姑爹,他說:“亞法呀,你亂寫噢,八公在青城山的時候,二公沒上過山,但你聰明,寫的是小説,隨你胡編亂造,我就怪不得你囉!”

據良爲中表告知:“聽家慈說,在民國十八或十九年的時候,同光體詩人陳散元老人(陳寅恪先生尊人),住廬山松林別墅,邀請徐悲鴻、傅抱石等畫家去山上遊覽寫生,也邀請了爸爸(指大千),爸爸聽說二哥善子也在山上,便特意回避,婉言謝絕,事後爸爸說,這是他一輩子最後悔的事。”

閒話打住,文歸主題。卻說張大千選定畫作題材後,便翻閱有關廬山的資料和典故,香港《大成》雜誌的沈葦窗先生給他找來了歷代名家的遊記和照片,並在草圖上指名山峰和地形和名稱。

在擬定畫幅的尺寸之後,李海天又根據大千的要求,從日本“黃鶴堂“定製了一匹高1.8米,橫10米的巨幅畫絹,因尺幅超大,廠家還爲因此改裝了機器,耗費巨大。

特大的畫幅,“摩耶精舍”大畫室容納不下,張大千決定拆墻移柱,擴充空間,囑咐葆羅準備上等顔料和筆墨,並定制特大畫案。

經過半年多的精心準備,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邀請了張群、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王新衡、張繼正(張群哲嗣)杜芬夫婦、沈葦窗等好友,在“摩耶精舍”大畫室舉行《廬山圖》開筆典禮。

張大千選定七月七日舉行《廬山圖》開筆典禮,是大有愛國深意的。

眾所周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民國政府正式聲明抗戰的開始,而七月十七日發表的《廬山宣言》(亦稱《廬山抗戰聲明》),是在廬山起草的,點明此意,我們就理會張大千為何要畫《廬山圖》的心跡了。

說到《廬山宣言》,筆者又要牽扯另一位差點被刻意遺忘,然而又不能忘懷的人物——程滄波。

“七七盧溝橋事變”打響後,蔣介石緊急召集各界賢能,在廬山商討國是,經過幾天研討,會議於七月十六日深夜二時結束,其內容必須在第二天早上見報,告訴全國民眾。當時陳布雷正染恙不適,任務就落到國民會議秘書,《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的身上。蔣介石告謂程滄波幾個要點之後,要求他立即起草,翌晨五點鐘必須見報,時間十分緊迫,只有三個小時。程滄波受命去房裡起草,胡適恐他有難,隨腳跟進問:“來得及嗎?”程滄波答:“你出去,三個小時後來看稿!”

程滄波閉門疾書,下筆有神,煌煌一千三百余言,一氣呵成,只兩個半小時就脫稿,送呈蔣介石。蔣介石閱後大加贊賞,當即冠上《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的標題,改了幾字,抄錄後即送《中央日報》排版,雄文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翌晨準時見報,這就是鼓勵全民抗戰的《廬山宣言》之由來,其中“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之名句,至今還回嚮天地。

這裡要補述的是,程滄波先生是常州名士錢名山的高足,錢名山有兩個女兒,一個叫素蕖,適謝稚柳的胞兄謝玉岑,另一個叫雲蕖,適程滄波。程滄波又是和謝稚柳在“寄園”同時受教的發小,日后謝稚柳進監察院當秘書,以及抗戰後在《新聞報》任職,均得到他的提攜。

一九五一年,程滄波去香港,期間和張大千時有書信往返,因篇幅之故,這裡不加贅述。

 

 

                                 艱  辛

 

《廬山圖》開筆後,張大千整日在夫人徐雯波的扶持下,在畫案前揮舞拖畚般的大筆,有時捧起盛滿顔料的瓷缽,縱橫潑灑,點皴鈎勒,巨大的工作量耗費了他漸衰的體力,他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體力日有不支,而且勞作之後,還要接待訪客。老友張群看到他精力疲憊,十分心疼,屢次規勸,要:“節塵勞,慎飲食”,為此還特地寫了一首七律詩,在詩的後跋中,語重心長地寫道:“……凡在友好,均宜節省此老之精力,為國家珍惜一代之大師;而大千弟也應該勉節樽俎過從之煩,重一身之頤養,即所以延藝文之命脈……”張群之言,其意殷殷,其心拳拳,用白話文說,就是:“大千的好友們,你們應該多關心他的健康,少打擾,爲國家和民族文化多珍惜這樣的人材;為了衍續和繁榮我們民族的文化。而大千本人也應該節制飲食,不要過量,注意養生……”當張群把信函交給大千時,大千感動得淚眶濕潤。張群又拉着他的手說:“大千啊,你的生活習慣和嗜好需要注意調養,我比你大十歲,因為我注意保養,健康情況比你好,你若再不好好將息,說不定要比我先走,要我來為你辦喪事……”聽罷此言,大千幾近飲泣,擦淚不休。他把張群的墨寶裝入鏡框,挂在畫案邊,作為激勵自己的座右銘。

畢竟年齡不饒人,過度的操勞使張大千的行動大不如前,每次作畫,要徐雯波把他扶上踏階,有時畫不到一個小時,便氣喘吁吁,再則畫幅太長,前後照應,來回走動,十分耗勁,因此《廬山圖》的繪製工程時續時斷。

一九八一年十月的某天,蔣孝勇去“摩耶精舍”作客,正巧看到大千由徐雯波扶著,躬著身子趴在畫案邊作畫,其狀十分艱辛。不久蔣孝勇幫他設計了一套兩個金屬滾筒,架設在畫案的兩端,一側能施放,另一側能捲攏,可讓畫幅隨意移動,有了這架機器,畫家就不需來回走動,也加快了繪畫的進度。

提起張大千和蔣孝勇的忘年交,筆者又有一段插科,何浩天先生曾告訴我,蔣孝勇愛附庸風雅,也醉心於字畫,歷史博物館建成那年,他才三十出頭,年少輕狂,傲慢地向何館長提出要承包博物館的書畫小賣部,結果何館長以:“憑你的身份承包,恐要引起民間非議,我但當不起。”一言回絕了,但蔣孝勇並不生氣,他知道何館長和張大千關係親密,就提出要陪他去拜見大師。何館長帶他到“摩耶精舍”。蔣孝勇見了張大千就說:“我還沒有你的畫吶!”張大千笑笑說:“我馬上給你畫。”說罷,當場揮毫,給他畫了一幅潑墨荷花,蔣孝勇十分高興,以後蔣孝勇和蔣孝武昆仲,都成了“摩耶精舍”的常客。前幾年我去“摩耶精舍”,翻閱書櫥中的五本“張大千日記”,查到每逢時節,常有他昆仲持禮物來拜謁的記錄。

一九八三年初,《廬山圖》大致成形。為了滿足廣大愛好者的要求,《廬山圖》將和和其他五十餘件作品,在歷史博物館一月二十開幕的《張大千書畫展》上一起亮相。於是先送歷史博物館裝裱,然後展出,展出結束後,再運回“摩耶精舍”潤色加工。

由於過度辛勞,張大千於三月八日心臟病突發,送榮總醫院急診,三月十二日一度心跳停止,經搶救後陷入昏迷狀態,捱到四月二日清晨八時十五分,醫生宣告回天乏術,一代大師,騎鶴西往!

所以至今“摩耶精舍”所有掛鐘的指針,皆停留在“08:15”上。

 

    圖   殤

  

張大千歷盡一年零八個月嘔心瀝血的勞作,無奈地擱下了這幅沒有完成的《廬山圖》。  

在《廬山圖》蒼巒疊翠的山巔上方留白處,題有兩首七律:“從君側看與橫看,疊壑層巒杳靄間,仿佛坡仙開口笑,汝真胸次有廬山。遠公已遠無蓮社,陶令肩輿去不還,待洗瘴煙橫未盡,過溪亭坐我看山。”但煉句欠精,詩盡處也未見落款和鈐印,也許是大千擬留待以後潤色時再加修正。在該圖尾段的左上角,有一片天地悠悠的空白,大師原本計劃畫鄱陽湖的,不幸天公妒才,留下一串省略號——給後人無限的懸念和暢想。

據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女士的文章介紹:“其實,張大千的《廬山詩》總共寫了三首,題在畫上的兩首,與原稿僅有一字之差,即「坡仙」本來作「坡翁」。另外還有一首,內容為:「題畫廬山幛子,予故未嘗游茲山也。不師董巨不荊關,潑墨飜盆自笑頑;欲起坡翁橫側看,信知胸次有廬山。」七十二年(1983)一月,大千將這三首詩,分別用兩紙書寫,交與好友樂恕人、忒謙地,央其代為修改。三首《廬山詩》後來輾轉歸周勱夫(1929-2011)所有,他又請李猷(1915-1997)在詩後題上跋語:「平生不識廬山面,却與廬山夢寐通;艱苦圖成心血盡,已無餘力署爰翁。看盡名山歷九州,等閒殘稿幸能留;延津劍合知何日,似此球琳不易求。」並且將兩紙合裱成單片的上下幅,故宮秦孝儀(1921-2007)院長獲悉此事,乃從勱夫手中購得,讓詩與畫得以珠聯璧合,同為故宮典藏……細讀《廬山詩》後面畫家的自題和李猷的跋語,無疑更加印證,儘管大千未曾跡履廬山,暮年卻能迸發超強的魄力,一任彩墨隨興潑灑,筆端妙造新境,締造前所未見的勝景,實可謂堪與真境夢寐相合。《廬山圖》裡,一度曾畫入兩名古裝人物,援以象徵東晉隱居在廬山東林寺的高僧惠遠(334-416)與來訪的名士陶淵明(365-427),後來竟被大千以山石覆蓋掉,人問為何?他的回答就如同題《廬山圖》詩中所指,兩公今日俱已不復得見,惟有留待有朝一日親自登臨,才能效法古人,在過溪亭邊飽遊臥看廬山之美了!”

可惜斯畫未竟,高士遠去,嗚呼哀哉,長襟沾淚!

據當年何浩天老館長見告,大千逝世後,他和張群、秦孝儀三人先來到“摩耶精舍”,在小會客廳裡,張群悲切地說:“大千不該走在我前頭,他太勞累了。我倆說好誰先走,由後走的人來主送” 接著他喊來葆羅,問家裡有多少現錢?葆羅打開記事冊,這是一本大千預收潤金的本子,上面預收了不少潤金,但畫未成,恐還是負數。他又去問了徐雯波,回來稟報:“家中只有十來萬台幣的現金。”

張群對葆羅說:“我已問過殯葬社,大千的葬儀費用大概需一百多萬,不夠的錢我出了。”

張大千花錢如流水,寅吃卯糧,家中無隔宿之糧是常有的事。據黃天才說:“大千好像明天就要死了,手中有錢,今天就要花完。”由此我又想起一件事,張大千過世那年,民間流傳他的遺囑,說分十六份給家屬。那年正好我姨媽張心毓來上海,我陪她去見謝稚柳先生,她問:“謝叔叔,外面在傳說我爸爸的遺產……”沒等她說完,謝稚柳就回答:“他怎麼會有錢啊,他是一個腳踏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里的人,他不欠別人錢已經不錯了。”

謝稚柳畢竟是張大千的老兄弟,知道張大千的個性,記事冊記錄預收的定金,都是反欠別人的,幸好前來求畫的人都是生前友好,沒人催討,都說作為送先生的賻儀。

按照張大千的名望,治喪委員會的主任應該由時任總統嚴家淦擔任,但張群對嚴家淦說:“當初我和大千有約定,誰先走,由後走的人來主送,所以張大千的治喪委員會的主任由我擔任了。”

大殮過後,收到的禮金有盈餘,葆羅要將餘款錢還給張群。張群說:“哪有這個道理,這錢就用作出版紀念冊吧!”所以我們至今看到的《張大千先生哀榮錄》,就是用那筆錢出版的。三年前我去台北牯嶺街一家舊書店,見有此書在賣,一問書價,店主竟獅子大開口,阮囊羞澀如我,當然沒買。

大殮過後,關於《廬山圖》的歸屬問題被提上了日程,李海天君子胸懷,深知此圖的重大意義,雖已付了可觀定金,但不曾訴求約定,答應此圖仍歸張氏家屬保存,期間還多次展出。張群在其中斡旋,認為這是張大千最后遺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恢宏的作品,視為國寶,以故宮博物院永久收藏為宜,對此李、張兩家均無異議。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在張大千逝世十週年前夕,故宮博物院舉行了《廬山圖》的受贈典禮,參加者有:張學良趙一荻夫婦、徐雯波、張葆羅、張群令嗣張繼正杜芬夫婦、王新衡夫人夀幼蘭、李海天、郭小莊……時任院長秦孝儀先生在致詞中說:“張大千逝世時,張岳公(張羣)裁定此一大千先生最後力作,必須歸藏故宮,而張府和原來創意請求張大千先生經營這一巨幅力作的李海天先生,都毫不躊躇的慨然允諾,讓這一巨幅偉構,在十年之後,也就是張岳公升天將近三年的此刻,終於歸藏故宮。”並當場頒發嘉獎狀給徐雯波、張葆蘿、李海天三位。”

《廬山圖》經過張大千一年零七個月的辛勤勞作,以及後人十年的權衡定奪,終於得到完美的歸宿,然而唏噓的是,人亡物在,張大千和張群兩位老人沒有看到這個結局。

 

 

缺   憾

 

二〇一九年四月,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張大千一百二十歲誕辰”紀念活動,同往的有張大千在大陸的第二和第三代後裔和研究張大千的學者,以及方介堪先生的哲嗣方廣強先生。

張大千一生雖用印無數,但在一些重要作品上,都喜歡用方介堪鐫刻的印章,故近代畫壇上有“張畫方印”之說。

紀念會結束後,在拜觀恢宏的《廬山圖》原作時,方介堪的哲嗣方廣強先生發現一個唯他獨知的驚天秘密,因此立即向故宮博物院領導反映!

方介堪是張大千的摯友,張大千浪跡海外時,一直將方介堪的印章携帶在身,用作畫印,在他決定畫《廬山圖》巨作時,以往的舊印章方寸不夠匹配,於是寫信給身處大陸的方介堪:

“敬乞介堪吾兄賜刻以放易莊,以簡易密,閉門造車,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長一寸寬,並乞朱文爲盼也,弟爰叩首。(見照片A)”

時值一九八一年初,兩岸鐵幕,依然緊閉,兄弟鬩墻,不相往來,無奈之下,大千將此信交托持有香港護照,能在兩岸穿梭的,香港“大業公司”畫商張應流先生捎帶。

不久張應流在廣州將此信面交方介堪的哲嗣方廣強先生。

方介堪是現代印壇巨擘,只因曾經給蔣介石、孔祥熙、林森、于右任、張群等民國要人刻過印章,所以在文革中受盡苦楚,腰被打殘,久臥病榻。他接到老友來函,精神陡增,病中偃床,趕刻“易放易莊(5.25X5.25厘米)”、“易簡易密(5.3X5.3)”、“有此山川(3.9X3.9)、”、“閉門造車(3.9X3.9)”等印章(照片B),外加“大風堂”、“摩耶精舍”、“蜀郡張爰”、“臺靜農印(鳥篆體)、“澹臺靜農”、“伯簡八十後作”等印章七方,共計十三方,方介堪致信給張應流,由方廣強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抵廣州,親手交抵張應流(見照片C),同時託帶的,還有方介堪給張大千寫的篆字條幅(照片D);及送臺靜農的對聯:“欲見舊文驚歲月;想當逸氣吞江湖”(照片E),和《墨梅圖》、茶葉等禮品。

張應流接獲這些東西後,就此黃鵠浩渺,金龜脫鈎,張大千先生亦於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謝世,此事就此沉寂。

方廣強向故宮博物院方反映的同時,呈上他親手交付張應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此事引起院方高度重視,該院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女士,在2019年10月的《故宮文物月刊》的《名山鉅作——張大千廬山圖特展》一文中,曾提及:“今年四月,承方介堪之子方廣強(1946生)寄來這四方印章的印拓,縱使無法將四方印拓裱貼到業已入藏故宮的作品上,不過這次「名山巨作」展出時,特別運用電腦合成技術,參考大千畫作鈐印的習慣,在《廬山圖》的數位影像上添配印章……”

辛虧方廣强先生心細,留有交給張應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拜賜現代電腦技術,彌補了《廬山圖》的缺憾——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專家,根據張大千鈐印的習慣,已將印鈐PS到《廬山圖》上,使《廬山圖》得到虛擬的完整。這段“張畫方印”地下和合的故事,猶如封建社會的“冥婚”,演繹出一段畫壇的趣聞。

印鈐是通過PS手法上虛擬圖了,然而《廬山圖》原作上依然空缺,方廣強先生嚴肅追問,當年在廣州親手交給張應流的那批印章和禮品去了哪里?

據方廣強先生事業有成,在書畫界素以收集方介堪印章盛名,與不少印壇藏家結緣,五年前曾有香港朋友傳來四方印蛻,要將印章高價推銷給他。當時因為信息不通,他只是迷茫,親手交給張應流的印章,怎會流入外人手中;近來又有一位台灣的收藏家,欲將“閉門造車”(張大千所求的四方圖章之一)(照片F),欲以高價向他推銷,據知情者告知,圖章是從香港華商徐伯郊處流出來的,徐伯郊與本案毫無瓜葛,圖章怎麽會從他手中流出,情節撲朔迷離,令人費解。

然而更奇怪的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方廣強先生在廣州親手交抵張應流的的物件,如方介堪送給臺靜農的對聯“欲見舊文驚歲月;想當逸氣吞江湖”,出現在北京匡時拍賣場,被上海嘉禾拍賣行董事長,以十八萬人民幣購得。上海嘉禾拍賣行以十八萬人民幣拍出;《墨梅圖》,也相繼在拍賣行露面。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筆者查閲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香港《文匯報》,在“中國書畫一欄中”登載了方介堪給張大千鐫刻的印章及書法條幅照片(照片G),在配圖的文字中有:“張大千先生去年秋曾囑請方介堪先生治印數方(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

據《張大千日記》(照片H)記載: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景卿先生聯袂張應流一起去《摩耶精舍》拜見張大千(照片I),既是“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爲何日記上沒有張應流交付方介堪印章之記錄,這是疑問一。因為日記對來客所送禮物皆有記錄,諸如“蔣緯國致贈熊掌、新鮮鮑魚;秦孝儀致贈冬菇一盒、年糕……(照片J)”;張學良致贈燕窩、巧克力各一盒、酒一瓶、火腿一隻……(照片K);疑問二:既然張大千收到了這些印章,為何在《廬山圖》上沒有印鈐;疑問三:假設說張大千晚年健康日衰,來不及使用這些印章,那麽他的所有收藏,印章、畫具等遺物都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了,為何捐獻物中不見這些印章;疑問四:據方廣強先生在《張畫方印說前事》一文說:“數年前見香港友人傳來上述八方印章之印鈐,始知寶物尚在人間……”這四方圖章怎會流落至香港徐伯郊處,情節曲折,撲朔迷離。

方廣強先生表示:為了使《廬山圖》以完整面目載入史冊,以完成兩位先輩之遺願,希望印章擁有者將其,“捐贈台北故宮博物院,使《廬山圖》的張畫方印,珠聯璧合,這將是功德無量,千古藝壇之美事……(摘自:方廣強《張畫方印說前事》一文)”。

同時也希望張應流先生,公開說明將物事交付張大千翁的經過,以釋疑團。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於食薇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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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王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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