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延龄二三事

 

——王亚法

 

回家路上，收到少儿社老同事传来的一条微信：“‘小豆子’—朱延龄走了，终年七十七岁”。

为弄清他的忌辰，我到家赶紧打开电脑，“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

         朱延龄（1937.6
-2014.5.16）别名胡涛壬，浙江湖州人。

1956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师院。

历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编辑、美术室主任、总编辑助理。

1992年任上海画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美术家协会儿童美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儿童美术艺委会主任。

出版有《百花仙子》、《芭蕉扇》等儿童读物绘本二十余册，长篇连续漫画《小豆子》等。

提起朱延龄的名字，恐怕今天知道的人不多，然而提到“小豆子”，我相信八十年代读《小朋友》杂志的小学中高年级读者，几乎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那个头大眼圆，聪明机灵，调皮可爱的“小豆子”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好朋友。
 

我七六年进少儿出版社的时候，朱延龄已经是美编室主任了。他个子不高，指尖夹着半截烟，缺少睡眠的眼球，充满血丝。他为人没有架子，喜欢调侃。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大家相处很随便，同事间称呼，往往喊绰号。有一次他喊一位出版科的一位老人叫“老叔公”。我不解，等老人走了，问：“他的辈分为什么这么高？”

他红眼睛一睒，头一缩，背一躬，做了个奇怪的动作，说：“老缩躬。”

         朱延龄也有一个绰号——“金鱼眼” 。

         五十年代后，中国的新闻出版业，经过政治运动的屡次冲击，已经完全沦为极左派的阵地，少儿社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我们文字这一块，从总编和领导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总编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好人，遇事唯唯诺诺，从不肯担责任，室主任是一位柯庆施时代，从工厂调来的极左分子，他开批判会时嗓音特别大，喜欢整人，大家都不喜欢他，背地里喊他“黄狗”。

而美术这一块却不同，因为那里的编辑，基本上都是学院派，所以气氛也相对自由，我喜欢去那里聊天，和他们可以聊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的书法；听他们聊齐白石的节俭、徐悲鸿的师生恋、来楚生和邓散木的篆刻……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实在是一个荒诞的时代，搞文的一摊不懂文史，要到搞美术的那里去聊。

朱延龄虽是党员，但办事不左，记得有一次他管辖下的《儿童连环画报》因为登载了一篇《诺亚方舟》的故事，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查封，说是宣扬圣经，不准发行，勒令印好的几十万册杂志，要送往造纸厂回炉，朱延龄也因此被招去谈话。那天我去他办公室，也许他刚受过批评，一个人在抽闷烟，谈起此事，他说：“这是在讲故事呀，又不是传教，孩子们不懂圣经故事，将来怎么读懂翻译小说……”

朱延龄为人聪明，作画用功，业务好，可惜他生活在中国，如果在日本，他的声望一定不会输给手冢治虫，如果在台湾，至少能和蔡志忠同样名气，他和所有被埋没的中国人才一样，生对了时间，生错了空间。前辈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曾经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过，朱延龄作画，写实和夸张的功底都比我好，我是学徒出身，他是科班的。

我年轻时长得瘦，浓浓的长发，戴一副廉价黑边眼镜，长相很有个性。那天和他聊天，他边调侃边作画，不一会给我画了一张漫画头像，极为生动。我拿回家，刚学话的儿子见了，突然开口说：“爸爸吓人！”第二天，我把这事说给办公室的同事听，就此我儿子也得了一个“爸爸吓人”的绰号，每逢他来社里玩，大家都喊他“爸爸吓人”。

胡耀邦时代，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居住环境，市委宣传部分配给社里两套上海体育馆附近的高层，一套给《十万个为什么》的总编曹燕芳，一套给了朱延龄。

朱延龄是孝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三代同堂。搬进新居后，老父亲乐极生悲，得了中风。朱延龄知道我会针灸，请我帮忙，我说熟人有病我不敢治。我把一位针灸界的老前辈姓陈的医生介绍给他，治疗一个疗程后，老先生竟然完全康复。

时逢深秋，正是上海人吃大闸蟹的季节，为了感谢我，朱延龄在家煮了大闸蟹请我，还把我同办公室的诗人胡永槐一同请去。

朱延龄的父亲是一个性格乐天的老人，整天嘻嘻哈哈，口无遮拦。我那天进门，看见老先生正端着杯子在独酌，就上前问候：“伯父，你好！”孰料他把杯子一放，眼珠一翻，猛击一下台面，大声说：“好，好什么，我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我是老贼！”

我一时尴尬，不料老人家又端起酒杯，站起来笑嘻嘻招呼道：“别介意，我老了，没人跟我说话，一个人背诵论语，自遣自乐。”说吧，招呼朱延龄道：“给小王也倒上一杯黄酒，陪陪我！”

后来朱延龄告诉我，老先生中风恢复后，又和往常一样，在家中待不住，有空就去上海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花坛前，和一帮老人下棋聊天，不慎摔倒，跌碎股骨，躺在床上哇哇叫；“请小王帮忙叫陈医生来针灸。”

朱延龄回答他，骨头碎了针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和我聊起这事时，一脸玩世不恭的神色，酷似其父，我看着有些忍俊不禁。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朱延龄找我，要我设计一个聪明智慧，读者喜闻乐见的小主人公，我编文字，由他作画，合作编一套“小阿凡提的故事”。

我告诉他我正准备出国，他有些失望。

我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时，他已经在《上海画报社》当了社长，那天中午，他请我在离画报社不远的复兴中路的小饭馆里喝了两瓶啤酒，别后长聊，已经没有当年的那股意趣了。

今年春节回国，原本社里一年一度的除夕晚宴，因为习大大的反腐而取消了。我和当年文艺编辑室，现旅居美国的陈伟民兄，请了一班退休的老同事相聚。那天朱延龄没来，通知的人回告，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我当时没有追问得的什么病？现在猜想，也许和他父亲一样得了中风……

当初在少儿社，我是小字辈，一晃眼几十年过去，比我年龄大的，都纷纷西归。

阳光走了，带走了动脑筋爷爷：张乐平走了，带走了“三毛”；朱延龄走了，带走了“小豆子”……

我在想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或许能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因为那里没有审查制度。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