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胡適紀念館的觀感
——王亞法
中國只有一個胡適,卻有兩個胡適紀念館,一個在安徽的績溪,一個在臺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內。
兩個胡適紀念館我都去過,但參觀時的感覺不同,感想也不同,感情更就不同了。
臺北南港市的中央研究院是一處幽靜的所在,汽車進入院內,兩邊綠樹成蔭,建築井然有序,其建築式樣,與民國時期建造的大學校園的格局相似,使人感到親切。
胡適紀念館是由 故居和陳列室以及墓園三部分組成。
陳列室的 門口豎著一塊用波紋玻璃製作的牌子,上面刻著“胡適紀念館”。陳列室 內展出先生使用過的物品、文稿、信劄、照片……玻璃櫃裏還存放著先生生前常戴的那副黑圓圈型眼鏡和一套長衫,牆上還掛著一張他和韋蓮司小姐的合影。出得陳列室,不遠處就 是一幢小別墅,這是適之先生晚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我站在先生書房外的半身銅像前,想起先生一生獨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精神,他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自己的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自己的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子當自己的腦子。凝視著先生慈祥的目光,彷佛想從他睿智的眼眸中求索答案。在遐思中,我又把目光轉向先生的耳朵。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擬定了五十七名戰犯名單,先生的大名赫然在列,排為第五十五名,其時我黨的政策是又打又拉,私下裏地下党規勸先生,只要不離開大陸,新政府必資以重用……就是這副耳朵,這副胡適先生自己的耳朵,不受旁騖的嘈雜,堅定了自己的趨向,最終選擇走和陳寅恪、馮友蘭、陳垣、錢仲書……不同的路,成了張大千、溥心畬、林語堂的同路人。當同輩人劃上人生句號的時候,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
當我把目光停留在先生銅像耳垂的時候,一位中年講解員走過來,指著上面的橫紋,微笑著告訴我:“這尊銅像和胡適先生的容貌最酷似,你看這裏的橫紋,證明那時先生的心臟病已經很嚴重了。”他又指著牆上一排隔三差五的電鈴按鈕說:“先生晚年心絞痛時有發作,發病時他常按這些按鈕呼救。”說完他又帶我走進先生書房。
通往書房的走廊,是一溜書架,裏邊擺放著各種線裝和洋裝書籍,書櫥的玻璃上一塵不染,光可鑒人;書房裏靜悄悄的,一縷光線照在寫字臺上,寫字臺不大,但收拾得很乾淨,上面攤著幾本翻開的書和幾張字紙,筆筒裏還插著一把雞毛撣子,彷佛先生剛工作完,去房裏休息…… 此刻,也許先生正在閉目沉思,思索如何使每個中國知識份子覺醒,懂得 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敢於承擔責任和富於冒險進取,做最孤立的也是最強力的人,勇敢挑戰社會,用懷疑的眼光“重估一切價值”,敢於提出不被社會承認的個人的主張,推動社會文明和進步,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為個人爭取自由就是為國家爭取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國家爭取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此刻,也許先生正在思念他在大陸的親友門生,正在思念他那個留在大陸,最終在反右運動中自縊的兒子胡思杜……此刻,也許他正在沉思,如何告誡那些年輕魯莽的知識份子,不要浮躁,不要焦急,有時候“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同時又叮囑,必要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離開紀念館時,我小心翼翼地挪動腳步,生怕驚擾先生的思索,只是暗暗告別:“願先生休息好!”
無獨有偶,三個月後一個下雨的上午,我和兩位朋友去宣城採辦紙墨,汽車經過績溪上莊時,看到路旁“胡適紀念館”的標牌,三個人毋需商量,車子就循著指示牌開進村去。
上莊是個小村落,街兩旁的民居古老陳舊,石子鋪就的路面坎坷不平,如果拿出六十年前胡適先生保留的故鄉照片作現場對照,竟然保存得那麼完整。故鄉似乎在有意等待,等待遊子的歸來,為了怕遊子迷路,她不敢有絲毫的改變。
車子開到窄路口停住了,前面是條只能供人通行的小路,汽車進不去。村口的管理員,看見我們幾個陌生人,知道是去胡適紀念館的,要我們買參觀票。這一套我們已經習慣了,在中國旅遊,每個景點要收昂貴的入場費(臺北胡適紀念館是免費的),每個關口要付昂貴的養路錢,這是規矩,這是中國特色。
買了參觀券,一位五官清秀的姑娘,把我們帶到一座破舊的院子前,突然停住腳步說:“到了!”
我一抬頭,看見門楣上掛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和臺北胡適紀念館大門前波紋玻璃牌上同樣的中國字——“胡適紀念館”
一進門,左邊是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屋裏一盞沒有燈罩的燈泡散發出昏黃的光線,這時我看到,屋中央有幾張條凳,靠牆有一排櫃子,裏邊擺著幾本介紹胡適的書籍和紀念墨。我正想湊上前看個仔細,門外走來一位老人,一進門他就亮出名片,名片的全文為:“上莊鎮上莊村胡適故居適之路 28 號胡適故居管理委員會兼胡適故居保衛”,下面的小字是“適之叔公取名:侄孫胡育凱館長”。
胡館長穿一套和他膚色相近的灰黑色西裝,但並不合身,佈滿皺紋的黝黑臉上,架著一副眼鏡,從神情看,可以耑摸出他有坎坷的經歷,磨難的生活。果然通過沒幾句交談,他就自鄙地說,由於出身不好,讀到初中就沒有再讀書了,以後靠自修。當我問他和江冬秀的後人又沒有來往時,他說以前有過,後來政治運動太多,不敢來往。我們談到胡思杜時,他有些激動了,他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適離開大陸時,要把胡思杜一起帶走。二十七歲的胡思杜不願意和父母同行, 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胡適夫婦勸說無方,留下一箱細軟。一九四九年後,胡思杜被安排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他背負著與生俱來的罪孽,急切想融入新社會,希望被新政權接受,於是主動上繳了那箱財物,並表示願意努力改造思想。他寫過一份語氣頗為傷人的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 —— 胡適的批判》,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胡適在美國看到這篇文章,沒有為文章的語氣而生氣,反而認為胡思杜是逼不得已而為之的,“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 後來胡適把那篇文章剪下來粘在日記上,當年十月,他寫了《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發表在美國《外交季刊》上,以作回敬。
儘管胡思杜散盡金銀,企圖和“反動父親”劃清界線,但是對父親的叛變,並沒有換來執政者對他的寬宥。為此,他到三十七歲還沒有交上女朋友。他追求入黨,但是黨的大門是不會向他開啟的。一九五七年,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引誘下,他認為表現積極的機會到了,主動的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此招中了“引蛇出洞”的奸計,被打成了“右派”。 他終於承受不了,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殺。留下一封給堂兄胡思孟的遺書。當胡思孟趕去他單位的時候,看見大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批胡思杜的,也有批胡適的。後來胡思孟幫胡思杜收屍,把他埋在郊外的空地上,立了塊小木牌,如今已經沒有形蹤了。胡適旅居海外,一直不知道思杜已經先他而去。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所立的遺囑上,把妻子江冬秀列為第一財產繼承人,兩個兒子立為第二繼承人,一直未改。
我和胡育凱爭相訴說胡思杜的軼事,說完後,我久久不語。我在思考,天才的父親怎麼會教育出如此低能的兒子?後來我在網上查到,儘管胡思杜少年時活潑聰明,但是由於“善交朋友,好玩樂”而不好好念書。抗戰開始後,胡適赴美任駐美大使,把胡祖望帶到美國,去胡適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就讀。胡思杜則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管,後來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於是胡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把胡思杜接到美國,進海勿浮教會學校就讀。胡思杜在美國一直呆到一九四八年夏,他回國的原因,後來據胡適的學生羅爾綱說,是在美國染上了吃喝惡習,被學校驅逐。胡適對此事非常惱火,所以胡思杜回國後,胡適的許多朋友要替他介紹工作,都被胡適以不可勝任為理由拒絕了。後來胡適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就有要他多讀書長知識的用意。
我們三人跟著胡育凱從小屋裏出來,這裏是一座二進三間兩廂的院落,對門豎著一尊胡適的半身銅像,朝南的大客廳裏高懸著“持節宣威”的匾額,這是胡適任駐美大師時,績溪縣縣長朱亞雲贈送的,匾額下掛著胡適中年時的相片, 兩旁的玻璃鏡框裏掛著:“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是蔣介石送給胡適挽聯的詞句。東西兩側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間掛著胡適直系親屬圖表。胡育凱指著圖示上的字說,這是我寫的。我看那用毛筆描繪的老宋體字,好奇問,你為什麼不用電腦打字或者請名家書寫呢,憑胡適先生的聲望,你紀念館的展出文字,找哪個書法家都肯代勞。胡育凱都都噥噥,語也不詳,我似乎聽出了其中的意思。我大聲告訴他,胡適是我黨歷史上最兇險的敵人,你希望他來支持嗎?告訴你,憑著你們老鄉“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的面子,今天給你一席之地已經不錯了,不要得寸進尺,不要有奢望,你要把紀念館辦得精彩,就自己去爭取,你可以叫社會捐贈,也可以和臺灣的“胡適紀念館”交流。
我的話似乎提醒了胡育凱,他說:“臺灣胡適紀念館的館長曾經來過,他說有什麼困難和要求可以和他商量,可惜我把他的名片弄丟了,名字也忘記了。”
望著眼前這一座風雨飄零的百年破屋,我眼前閃過臺北中央研究院內胡適居住的那幢別墅,兩相對照,清濁自明,不由調侃地吟了首打油詩:兩個故居一爿天,一半辛酸一半甜,坑儒崇儒隨由爾,是非評說在人間。
大廳的西側 是胡適與江冬秀結婚時的房間,房內有木床、桌、椅、櫥、凳等。前廂房是胡適童年讀書處。正廳正廂房展出胡適家長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譜、海內外名士所贈字畫、詩詞和胡適“全家福”照片。後堂進深較淺,堂前掛著胡適父親的畫像。
最引人矚目的是牆上小鏡框裏胡適父親為胡適開蒙時寫的四言韻文《學為人詩》,這對日後胡適人生觀的形成起著重大的作用,我不厭其煩地照抄原文,願諸君讀者假作範本,教自己的孩子學習: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禮之正。謹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學為人,以期作聖。凡為人子,以孝為職,善體親心,能竭其力,守身為大,辱親是戚,戰戰兢兢,淵冰日惕。凡為人臣,夙夜靖共,敬事後食,盡瘁鞠躬,罔顧寵利,而居成功,小心翼翼,純乎其忠,曰兄曰弟,如手如足,痛癢相關,親愛宜篤,有恩則和,有讓則睦,宜各勉之,,毋乖骨肉,夫婦定位,家室之成,詩嘉靜好,易蔔利貞。閨門有禮,寡妻以刑,是謂教化,自家而行,朋友之交,惟道有義,勸善規過,不相黨比,直諒多聞,籍資砥礪,。以輔吾仁,以益吾智,凡此五者,人之倫常,吾以教民,為之宣章,父以教子,謂之義方,宜共率友,罔或愆忘,五常之中,,不幸有變,名分攸關,不容稍紊,義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無所尤怨。古之學者,察于人倫,因親及親,九族克敦,因愛推愛,萬物同仁,能盡其性,斯為聖人,經籍所載,師儒所述,為人之道,非有他術,窮理致知,返躬踐實,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篇《為人學詩》,對胡適的一生有深刻的影響。一九三零年,那時胡適已經三十九歲了。他在父親手跡後面,寫了篇催人淚下的跋語:“先父鐵花公寫他自己做的為學人詩一卷,是我三歲時他叫我讀的,先母替我保藏了二十多年,先母死後又已十三年了。裝裱成冊,含淚敬記。胡適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我告別了胡育凱館長,從胡適紀念館出來,走在泥濘的街道上,我們三個人在雨中一路探討:一個偉人的兩個點——起點和終點——兩個胡適紀念館,竟有如此大的反差,這是胡適一個人的悲劇,還是整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抑或是中華民族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