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之心（二）

第一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我认为自己有权利把对陈红军的暗恋变成明恋了。
第二件事对我的影响天翻地覆。十二岁之前，我一听见有人喊张桐的外号“大俊子”就紧张，按东北人说话像写对联似的习惯，这“大俊子”后面要是不跟个“二丑子”，说话人自己都觉得对不住听众，所以我坚信有个“二丑子”的名字在我背后传得满天飞扬。听我妈说，我还是个婴儿时就不乖，总是在睡觉时把被大人放平的脑袋不是歪向左，就是歪向右，所以在别的孩子都把头睡得平平整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脑袋睡成个“南北头”，就是前后的直径大于左右的直径，从正面看，我长了一张细细长长的刀条脸，再加上从我妈那里继承来的小眼睛和打嘴巴，实在是和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背道而驰。不料时来运转，自从日本的山口百惠传入中国大陆，我的刀条脸和小眼睛大嘴巴一下子有了榜样做根据，想表现自己思想领先观念新潮的人纷纷表示“张楠的脸长得很艺术”，张桐的那些同学，就是这类人中的几个，尽管我也知道她们在发那样的议论时动机不一定纯洁，但那一点都没防碍我的兴奋，更重要的是，我有了把暗恋变成明恋的自信。
第三件事对我们家的影响比对我自己大，我妈被到处邀请作报告，我爸高兴得好几天合不笼嘴。其实这件事早在我意料当中，张桐动不动就拿回来个这奖那奖，再加上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不久，自认为是人才的学生都报考了理工科院校，让张桐捡了个便宜，我不服气地把她们那年高考的文科试卷拿来阅读，差点没把门牙笑掉两颗。
第四件事对我的影响最大，一是我爸因此破天荒地允许了陈红军和别的男生一样在我们家登堂入室，二是我一想到陈红军要远走高飞就不寒而栗。那个暑假，陈红军在我们家一共出现过五次，张桐为了维护自己的玉女形象，每次都叫上她的一个名叫常青的死党，常青是她们学校的另一个美人。陈红军一来我们家，我就紧张得要命，一点都没有了以前的放松，我知道一是因为我长大了，二是因为他换了身份。换了身份的陈红军一点没改风格，仍旧嬉皮笑脸，还是那双眯成细缝的眼睛，只是现在他们面对的不是我，而是那两个和我一样爱大惊小怪的美人。我对“打翻醋坛子”的描述，从此有了通身彻骨的体验。
陈红军比张桐早几天入学，我和我妈一起到他们家祝贺，我为他精心地画了一幅画，还写了一首送xxxxx,红xxxxx,军xxxxx 行xxxxx。的诗，诗是怎么写的，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只是后来水平提高了，一想起那首诗就后悔。陈红军送了我一支狼毫画笔，上面用小刀刻着“赠张楠妹妹”几个字，我当着他的面，把“妹妹”两个字划掉，我认为自己把一个十二岁姑娘能表露真情的手段都用上了。张桐故作清高，没来送行，我从陈红军的眯缝眼里没看出来他是否为此失望。
几天之后，我们全家一起把张桐送到省城，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火车。
陈红军走后，我妈还经常去他家串门，我仍然同去，目的是为了在他们家找到一些他还存在的蛛丝马迹 —— 一双破球鞋，一件破背心什么的，我一听见他妈说起“军子”两字就汗毛竖起。在那段时间里，陈红军名字中的三个字单独出现对我来说都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在报纸杂志上有意识地寻找那些字，每找到一个，心灵就得到些许安慰。
放寒假时，张桐回家了，陈红军没回来，据说学校太远了，回来一次不容易。
第二年的暑假，陈红军回来了。
张桐喜气洋洋地告诉我，她要到母校做报告，如果陈红军来了她还没回来，就让他先等一会儿。张桐一走我就开始打扮自己，紧张得有点喘不过气。三浦友和就是比山口百惠大七岁，日本的这两个明星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不断地为自己打气，说服自己镇静，我甚至偷偷地把张桐最喜欢的连衣裙找出来穿上，十三岁的我已经发育成熟，穿张桐的衣服，一点不像偷来的。我刚把连衣裙的带子系好，就听见有人敲门，伴随着“有人在家吗”的标准普通话，我知道那是陈红军，在我们这里，读大学的人最大的标志就是讲普通话，走得越远，普通话越标准。
我慌慌张张地出去开门，陈红军看见我，愣了半天，说出来一句“张楠长成大姑娘了”的话，我等的正是这句话，只是他的普通话害得我一时找不到调，我支支吾吾了一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陈红军好像很受用我的窘迫，他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了以前没受到过的重视。
“张桐去哪里了？” 陈红军在和我聊了许多他大学里的经历之后才把话题扯到张桐身上，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了解少女情怀的男人，他提起张桐的时候，语气是那么不经意，好像是顺便问问。
“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地撒了一个慌，“你找她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我借了辆摩托车，想带个女孩子出去兜风。”他没说“带她去兜风”，而说“带个女孩子”，让我觉得有缝可插。
“我不是女孩子吗？” 我问。
“是。” 他在又打量了我一番之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