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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博客
 作者:8字路口
 
01
 
电影《无问西东》结尾的彩蛋,都是清华大学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其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现在自然是无人不知的华人之光,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的人生轨迹,约略就像沈光耀的母亲所期望那样:建功立业,光耀门楣。
 
但我今天想谈谈另外一个人,一个今天早已被历史抛弃,也已经被世人忘记的人物:他叫赖钟声,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他是杨振宁的班长,也是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赖班长是山东烟台人,长得相貌俊秀,脸面白净,杨振宁说他成绩比自己还要好。不仅如此,课间休息时,赖班长的一口单刀舞得虎虎生风——正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
 
1942年本科毕业后,赖班长去了滇缅铁路工程处工作,杨振宁继续读物理学研究生。1944年,抗战局势吃紧,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参军。
 
此时,赖钟声已经考取了工程师资格。可能到底是山东人,实在,把笔一扔,就去参军了。而杨振宁这时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准备去芝加哥大学留学。
 
临走前,他想和班长见一面,但兵荒马乱的,没有联系上。
 
赖钟声参军后,被选到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学习。既然叫干部学校,当然是培养干部的,很受重视,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小蒋”蒋经国任教育长,主抓政工人才的培训。
 
毕竟是给杨振宁当过班长,赖钟声智商高情商也高,在校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小蒋的得意门生,受到重用。
 
同时受到重用的还有王升,也就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曾可达的原型。蒋经国有个字,叫“建丰”,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建丰同志”。

 

 
02
1947年底,赖钟声被派到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任政工处少将处长。参军两年多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是今天无法想像的速度。
 
他到部队后,很块就创办了一份今天看来名字也很潮的杂志:《革命青年周刊》,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并有专用电台与建丰同志随时保持联系。
 
他还擅长演讲。他的演讲很有西南联大特色,最后经常用这样一句来结尾:
 
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实现工业化!
 
人生如一个8字,循环轮回,兜兜转转。1948年3月洛阳战役爆发,206师全军覆没,赖钟声也被俘。
 
幸运的是,赖钟声没有被列为战争罪犯,关进监狱里仅仅三年,1950年就释放了,被安排到北京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师。这也算是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他的一位学生曾描述过他讲课的情景:
 
赖先生身材不高,较胖,戴一副金边秀朗眼镜,头发黑亮一丝不乱,衣着考究,透着学者气。他讲课,精气神十足,温和而严正,声音洪亮,略带胶东口音。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已被他渊博的学识、精当的点拨所折服。
 
“十年浩劫”中,赖钟声被当做反革命,丢了工作,经常被批斗和贴大字报,以拉板车、做炊事员为生。后来虽然可以上讲台了,但因替一位生病的同事代课,连续讲了多节课导致过劳中风。
 
1971年,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在去国26年后,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毛主席接见,周总理亲自设宴招待。
 
杨振宁托人去联系上了自己的老班长,希望见面。但赖钟声左思右想后拒绝了,他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会看不起自己;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
 
对于前一点,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情况,他也认了。对于第二点,他的解释是:
 
此生最大的慰籍,便是困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赖班长这话说得很硬气,但是他心里真的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吗?也不尽然。
 
他曾经给自己的老长官写过一封信,里面说道:
 
我本一介书生,因响应蒋介石抗战救国的号召,放弃专业,考入军校......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政工处长,比如出国留学,学成而归,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
 
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我不过一中学教师,所以有时难免心烦意乱,大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感慨!
 
可见,赖班长心里还是有怨气的,对人生感到不平。
 
杨振宁去了西方,他留在了东方。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问西问东,但人生就此分出了西东。
 

左起: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1974年,颐和园)
 
03
在西南联大师生里,后来走出201名院士,还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不过更多的,则默默无闻的名字。
 
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46年7月撤销的八年多时光中,学校共招生8000余人,最终只有3800名学生拿到了毕业证。
 
更多的学生,因为贫困、离乱、参军等原因,未能完成学业,没有机会成为所在领域的大家。但历史并未把他们遗落。
 
1941年,中美两军成了盟国,来华的美军增多,需要大批的翻译人员。当年9月,教育部下令各大学的外文系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这次共征调了70多人,西南联大的学生占了一半。
 
在这其中,有一个江苏小伙子叫巫宁坤,被安排给“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翻译。这支部队有个更通俗的名字,飞虎队。
 
两年后,巫宁坤同学又被派到美国,给中国在美受训的飞行员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留下来,于1948年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在芝大,他还碰到了一位西南联大毕业的校友,两人随即成为好朋友。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49年,这个国成立后,急缺人才,向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燕京大学向巫同学发出了邀请。祖国的召唤让他动了心,他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报效祖国。
 
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写了几个白色的粗体大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学到达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学上课,成了巫老师。五个星期后,他和京津地区三千多名高校老师,一起听周总理做了七个小时以“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报告。
 
巫老师还没站稳讲台,11月,“三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解散了,被合并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从此就被卷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属于被运动的对象。
 
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很多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去苏联总领事馆哀悼,只有巫宁坤被指责为“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并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还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干训团的历史。干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这下他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虽然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干训团的副团长有陈诚,也有周恩来。批斗者认为:他不该说周恩来当过对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1957年,巫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是“极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学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时的巫右派,先是和其他“同类”一起被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监狱,吃着发霉的窝窝头和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后被派到北大荒劳改。1960年,又被转移到位于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农场劳动。
 
当时正值历史书上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巫右派的大舅子想办法给他送了一包烙饼,同牢房的一位刘的右派问他借了一张吃,还写了个欠条。他见对方的字很漂亮,相约以后给自己写个条幅。
 
几个月后,巫宁坤接到命令,去农场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后,一匹瘦马拉着一辆平板车走来,车上是一具盖着的尸体。他打开草垫子一看,就是那个借他烙饼的刘右派。
 

1982年巫宁坤与沈从文夫妇

 

04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巫宁坤才得以回到北京。来来回回,他一直用着当初离开美国时带的那个行李箱。箱盖上,李政道写的几个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虽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只是,当他再打开箱子时,可能会回想起揭开草垫子的场景。人生的西东,只有真相被揭开时,才能看得清。
 
1979年10月,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讲学的消息。与赖钟声的反应不同,巫宁坤的心里没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同学。
 
因为李政道忙着备课,两人匆匆聊了一会儿。临别的时候,巫宁坤想:假如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那么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1990年退休后,巫宁坤用英文写了一本传记A Single Tear,回顾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引起轰动,是《纽约时报》当年评选的7本Notable Books(值得关注的书)之一。
 
在书的结尾,他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归来”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后的“受难”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了。
 
晚年,他对来访的一个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说:
 
如果没有那些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於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A Single Tear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选择不问西东,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 A Single Tear 中的那个场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师——当时还是巫同学从旧金山的邮轮码头出发回国,李政道博士前来送他。
 
临别时,他问了李博士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着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同学还没明白“脑子”是个怎么洗法,邮轮已经启动。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你所经历的,所沉淀的,都将成为你人生的财富、打开未来的钥匙。——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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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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