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的忏悔（二）

【1981年7月14日 星期二 晴】

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就到上面去买了些饭菜票，然后吃罢早饭，就又到甲板上去眺望长江风光。

这时候已经过了南通，两面都是田地，一望无际，平平荡荡。我有这么个感觉，坐火车也好、乘船也好，尽管四周的景色单一刻板，却不会让人生厌，我自己对此更是百看不厌。我便一直这么看着、看着，让思绪自由自在地伸延开去。

我喜欢一个人出游，这似乎是我的乖癖之处。一个人独处，思路能更开阔些，思绪也可不受干扰。不过，这也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女伴的后果。

她也在甲板上，仍然是那样光彩照人，那样勾人魂魄。她的边上站着个上海姑娘（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并得知她不是上海的），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一起的呢，因为她对那上海姑娘显得那样亲昵。他们有时回到舱里，有时又到船的另一面。我总是装作无意地跟着她们，一面不时偷偷地看着她。

就这样混到了中午。

吃完午饭，我回到船舱，却见她把饭买进船舱来吃了。在我的铺位下面是一个近四、五十岁的姓陈的教师，好像是粮食局职工大学的，最下层是他的儿子。陈老师已经和她混得很熟了，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她好像是九江哪个中专的。在她吃完饭后，我第一次与她搭了起来。

“你是一个人到上海去的吗？”我问道。

因为我们走来走去在舱里遇见过好几次，而且这附近恐怕只有我还没有同她说过话，所以她对我的问话并不吃惊。事实上，我只不过看到别人都很奉承她，便刻意不去献殷勤。但半天下来，我又改变了主意。

“是的，”她答道。

我说了些类似佩服她的劲头的话，她已经知道我是复旦的了，因为陈老师问起，我对他讲过，但当我问她在哪儿读书时她却不愿回答。

“好羞人，”她说，“大学没考上，不能与你比。”

不待我谦虚几句，边上的几位便开始反驳了，大意是说她也很不错。

那上海姑娘主动同我谈了起来，她在南京西路某食品厂工作，七三届的。她说我的鞋很小，并要过去试着穿了穿，得出的结论是我的脚还没有她的脚大，这举动让我稍稍感到不自然。

我们三人渐渐地谈得热火起来了，到了下午一点多的时候，船快到南京了。

她到甲板上去看长江大桥，我也陪在边上。从望远镜中看到的南京长江大桥并不怎么雄伟，再者我根本无心观赏紫金城的景色。

她显得很稳重，当我要把望远镜借给她看大桥时，她谢绝了，说她的视力很好。

船要在南京停四十分钟，上海姑娘约我上岸去看看，我求之不得。我换了件短袖衬衫，拿了伞，就等在了出口处。

火炉名不虚传，还没跨上岸，先就感受到了石头城逼人的热浪，我有些晕头晕脑了。

上得岸来，我们先到岸边的几个水果摊去看看。在行走过程中，她和我走在一起，陈老师、陈老师的儿子、上海姑娘走在一起。这时候我觉得我与她的关系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我为她撑着伞，我们差不多摩首并肩了。

他们三人都买了些水果，只有我对水果不感兴趣。大概我流露出了急于回船的神情，上海姑娘很不满意。我对她说：“你们尽管买，我在树荫下等你们。”但他们也买得差不多了，我们便掉头往回走。

等着上船的人很多，我们站在码头边等了一会儿。我看到边上有一块画有南京地图的大牌子，就走到跟前去看。这时候我想到了我们高中班上唯一一个离开上海去外地读大学的女孩去的就是南京的南航，我花了两分钟才在地图上找到南航，离中山陵很近。看到了南航，我感到一种亲切感。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转弯抹角的一点联系也能给人以安慰。但现在是暑假，这个女同学肯定回上海了，唯一的安慰又成了没来由的遗憾。

这时我看到他们三个人正在边上谈着什么，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他们谈的事情与我有关。六个小时之后，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而且远比我想象的更严重——这是后话。

回到船上，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上海姑娘变得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她当时正在分着什么零食，单单不分给我。开始我以为她疏忽了，可后来我与她说话时，她不理不睬，我便意识到我不知哪里得罪了这个上海姑娘。

来了个黑皮服务员，他和陈老师有些认识，他们两个在一边聊着天。黑皮好像对她很感兴趣，不停地打趣她，有些话说得过于露骨，连我都有些听不下去。开始她还忍着，到了黑皮说她的皮鞋式样很好看，并要求给他穿穿看时，她跑了出去。

我担忧地注视着她周围的这些人，幸亏是在船上，否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她边上的那个自称是上海人的男青年（就是昨晚与她聊天的那位），这时搬到了她的上面，从男青年的口音可以听出他的家乡离上海有好几百公里，连上海的乡下都沾不到边。这家伙像个苍蝇似地叮着她，她好像还很相信他。在她再度回到舱里与他聊着的时候，我走近她的身边，交谈了几句。

我找了个机会，低声说：“我觉得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记住，不要轻信任何人。”她诧异地看着我，我补充说：“当然也包括我——除了这句话。”

她感激地看着我。

说完这句话后我有点尴尬，就走出船舱，站在了甲板上。长江在我的脚下滚滚向东，我呆瞪着翻腾的江水，漫无目的地遐想着。

甲板上躺着一个从南京抬上来的癌症患者，他张开发红的浊目，四下张望着，好像还不知道死神已经离他很近了。我同情地看着他，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过了一阵，我回到舱里，把甲板上的情景告诉了她，并约她一起出去看看。她说：“不，那服务员正坐在门口，我很怕他。”

我微微苦笑，“你真的是怕他？”

她默然。

我感到很失望，重新独自回到甲板上。病人的身边围了很多人，我却再也没有看热闹的兴趣了。我静静地趴在栏杆上，陷入了深深的茫然。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有个人趴在我的身边。我回转头来，原来是她，她终于出来了。

我们谈着过去、现在、将来的各种事情，谈得相当投机。我说了一些大学的日常生活，她原先把大学生想象得很一本正经。当她听说我们也常常聚在一起说些很无聊的话时，惊讶得笑了。她真是太天真了。

不知道船上的广播员正在说着什么通知，我对她说：“这个广播员的普通话真是太差了。”

她笑了，说：“哪能和你比啊。”这让我有点惭愧，我的上海普通话，也就她这么个南方人才会夸奖。

我从这时开始感到了隐隐不安，好像有什么东西开始不受控制。我们越谈越投机，而且开始向对方讲述自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她对我说。“看得出你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我在肚里叫了声‘惭愧’）,你那句让我不要轻信别人的话给我的震动很大。是的，我一向很相信别人，看来我以后得多加小心了。”

我感受到了她的诚恳，而且也觉得羞愧，好像我让她又轻率地相信了我。老实说，当时我说那样一句话，有一半是出于对她的关心，想提醒她。而另一半，也只是故作惊人之语，想引起她的注意。或许，还有一些酸溜溜的味道吧。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她向我叙述了这次到上海的旅游，她是九江某中专的学生，今年毕业。她带了两百块钱到上海玩，买了很多东西，但对上海毫无好感，只玩了三天就离开了。

我啧啧叹息。我告诉她，她本来可以用这些钱玩很多地方的，可她偏偏会来上海这么个毫无旅游价值的地方。

然而她说：“都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想来看看，连家都没回就来了。”可真是小孩子气。

谈了一些关于上海的事。这时候我发觉我们那个船舱的小窗口，老是有人轮番窥视着我们（五等舱的这种小舷窗，一次只能搁一颗脑袋）。陈老师、上海姑娘和那个男青年的头似乎都出现过。

然而我再也不愿顾及他们，让他们去猜疑吧，我可不愿为了他们而放弃自己的自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地靠得越来越近，好几次我感到我们两人的腿碰到了一起。我有相当把握说她也在向我这一边靠。我们的肩到后来也靠在了一起，再以后，耳鬓厮擦了。

我们陷入了沉默，谁也不说话。甚至可以感受到对方急促的喘息声，一种不安的气氛笼罩住了我们。

这时是下午，茫茫的大江在斜去的太阳的劲射下，漂浮起片片金鳞。水鸟不时掠顶而过，把这夏日里的热浪抛在身后。对岸一群水牛正在水边嘻戏，溅起了点点水花。一片静谧、一片生机。

是她率先打破了这只闷葫芦，挑开了我们之间的这层窗户纸。从此，我们的友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和男子相处过。”

她是坦率的，我承认，可我也并不差劲。

“我也是这样。”

好了，一切结束了，一切开始了。我们再也不用为我们的处境而感到难堪，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而且心安理得地呆在一起了。

（写于1981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