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院士生于1931年7月，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首次发现人类B组轮状病毒并进行了系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还首次发现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解决了久而未决的病原学问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由于广东出现了非典的流行，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洪涛于2003年2月7日开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月13日，首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广东送来的“非典”标本，这天洪涛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并于2月18日下午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的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

从研究成果公布那天起，洪涛院士开始走了下坡路，犯了一系列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明显的低级错误

洪涛院士通过“非典”标本的电镜照片，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明显缺乏责任心，理由如下：

（1）、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临床。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SARS开始流行时，广东的医生用了各种抗生素试验治疗，大量病例证明抗生素治疗无效。这是公开的事实，广东的老百姓都知道，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知到非典无药可治，抢购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体，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发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轻，死亡率低，并且在应用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后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严重，死亡率高，应用抗生素无效。如将衣原体作为SARS病原体，经不起临床实践的检验。钟南山院士根据疾病的临床特征，认为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卫平，是“广东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员，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动地说：“要是衣原体，我把头砍下来给你……”[84]

洪涛院士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如果按照“衣原体说”治疗非典，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这正是对付过多起临床非典病例的广东专家直言“衣原体说”过于草率的原因。

但是洪涛院士不调查广东的医疗实践，不研究患者的治疗过程，不重视同行的不同意见，完全相信自己的“眼见为实”，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不正确结论，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公布，误导了领导，误导了百姓，使中国在抗击SARS的战争中，在全世界面前打了第一个败仗。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很低级的、很遗憾的、很不应该的、损失是大的，教训是惨痛的。

（2）、要确定一种微生物作为新传染病的病原体不是哪个人说得算，而是有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学验证方法,被称为确定病原的“金标准”--科赫法则(详见问题1.2）。每一个学医的学生都知道这个“科赫法则”，作为专门从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应严格遵守。但是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犯了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结论，不符合“科赫法则”，为什么敢这样做？

 2、顽强的低级抵赖

科学家在科研中出现错误是不奇怪的，但出现低级错误就不应该了，特别是出现明显低级错误还总强调客观原因，就更不应该了。而且为多次多方面低级的抵赖，这里用“顽强的低级抵赖”是不过分的，理由如下：

（1）、2003年05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的《洪涛院士回首SARS病原之争衣原体败给冠状病毒》的文章中说：“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回顾当时情景，洪涛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还是余地留小了’。”[85]

这是洪院士把自己失误的责任在往媒体上推。媒体不是医学专家，媒体只能如实报道专家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有任何的篡改。特别是这个问题关系到上万人的生命，全国瞩目全世界瞩目，科学家和媒体都应该严谨、严肃。“要留有20％的余地”，媒体没法留，就是留90%的余地，媒体也绝对不可能把“衣原体”留成“冠状病毒”。让媒体留余地，本身就说明自己的根据是不十分可靠的，不可靠的又为什么急于公布？自己的低级错误埋怨媒体“余地留小了”，能说这不是明显的低级抵赖吗？

（2）、在2月18日洪涛院士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之后，国内外医学界以不同方式表示异议，并加紧研究工作，3月17日，WHO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包括全球欧美亚三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11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网络，其中没有中国大陆的科学家。3月21日，香港大学的科学家从患者体内发现病毒，根据电子显微镜观察，初步认为这是冠状病毒。三天后，美国CDC肯定了这个发现。［Science 300，　224－225　（2003）］。3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网络。4月16日，WHO在日内瓦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这个病毒被命名为SARS病毒。

到此非典的病原为衣原体学说以宣布彻底失败，但是4月10日下午，在一个官方发布会上，洪涛通报了中国疾控中心发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时表示，“个人认为，可能是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发生作用”。12日，洪涛再次公开表示，“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86]。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涛院士还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我们发现衣原体老跟冠状病毒伴随，很可能它们两个有什么协同作用，要么是协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铺平了道路，冠状病毒给衣原体的供给造成温床，铺平了道路，这种可能性都有的。”[87]

在全世界都公认“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之后，洪涛还要强调“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现在查的是致病的元凶是什么病原体，在全世界公认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衣原体，是不是明显强词夺理，是不是明显低级抵赖。

（3）、洪涛院士也承认，“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没有问题，通过基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洪院士又说，“但是，在几例非典病人的标本试验中，衣原体是客观发现，自己‘没有造假’。”我们知道，造假与失误是两回事，造假是主观故意，而失误是非主观的错误。没人说洪院士在故意“造假”，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失误？以后怎么避免失误，可洪院士似乎一直都在回避这个实质性问题[85]。

（4）、洪涛介绍，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成立不过一年多，中央投资6亿元，但新的研究所尚在建设中，预计2008年建成，显然远水难解近渴，SARS医学研究难以借力。在德国、美国订购的设备，由于非典时期运输不便，几个月还没运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适合做动物模型试验的实验室，还缺少超速离心机等价值昂贵的医学研究设备[85]。

这些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因为这些就可以不顾临床医生的医疗实践，就可以不顾同行的反对，就可以违背“科赫法则”，轻易宣布重大医学问题吗？

(5）、报道中，洪涛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请注意，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自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发布衣原体的不是别人，也没有别人，只是洪院士自己，何处来的“我们”？把“我”换成“我们”，意味着什么？不是抵赖又是什么？如此重大的问题，仅仅“浮躁”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清除吗？

(6)、洪涛院士以权威自居，利用权利和媒体，压制不同意见。“衣原体”说出现后，国内外医学界无一家研究结构认同，广州的报刊首先出现不同观点，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卫生部的最新决定：“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过中央媒体公开宣布：他们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合并冠状病毒的个案是致死性的，仅仅冠状病毒的感染，病情就会轻一些……李立明还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的医院推荐七种对衣原体有效的特效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对SARS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学术的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没有争论就不能鉴别和发展，任何以权威和行政手段无理压制不同观点都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7）、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体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如果说2月18日的公布是有些“浮躁”，是媒体“余地留少了”。衣原体的结果公布后广东的临床医学家强烈反对，国外科学家也纷纷质疑，日本专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体病原说“违背常识”。［Nature 422，　459　（2003）］。结果公布后面对国内外的质疑，应该认真考虑不同意见的建议，进一步实验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洪涛院士铁嘴钢牙，老眼金睛，自信心特强，对不同意见忽略不计。可见洪涛院士的顽强精神。一口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体，面对全世界的众口一辞，仍旧坚持自己的“发现”。

  3、对上述问题洪涛院士承认有失误，但是认为是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浮躁”。

如此重大的问题，原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浮躁”吗？为什么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浮躁”，对待别人的科研成果却“冷淡”、“忧郁”。中国新闻网2003-05-22 08:13:58的文章，《疫苗问世最快要2年血清疗法不宜大力提倡》，文中提出“就302医院著名医学专家姜素椿教授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血清治疗非典成功一事，洪涛表示，‘血清疗法是在医学还不发达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无法断定康复患者血液内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病毒的情况下，贸然将其输入到其他患者或健康人体内，可能会导致新的危险。而现有的检测技术还不能打保险。’洪涛认为，在目前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血清疗法不可取。

‘血清的来源也是问题，有那么多重患者，你不能要求所有刚康复的患者都捐献血清。’洪涛说，‘除非找到能替代的大动物，例如马，但现有的医学技术还不能直接输入动物的血清。’”[88]

在SARS流行期间，姜素椿是解放军302医院的教授，因抢救SARS病人受感染，被确诊感染上了非典。姜教授开始想到了使用非典患者恢复期血清治疗。由于他的坚持，在他的治疗过程中采取了这个特殊的办法进行试验成功。

血清疗法应用历史已100多年，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详见问题7.3.3.4、为什么说血清疗法是正确的？。在病毒性疾病应急时使用，可以明显降低死亡率，而且没有后遗症。并且姜素椿教授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但是洪涛院士对自己的“衣原体”学说不考虑临床实际，不考虑患者利益，大力宣传，对别人的试验成果却持十二分的“冷静”，十二分的“忧虑”，使血清疗法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应用。血清疗法疗法的本质就是输血，如果输血如此危险，手术谁也不敢做了。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国抗击SARS的战斗中，中国医学界的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其中洪涛院士的上述失误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不能用偶然的“浮躁”解释清楚，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论资排辈”的职称制度、“各自为政”的科研体系、“权威称霸”的学术环境、“不负责任”的科研项目和“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