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
| 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 天安門一代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長安街的亡靈們，也要他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二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文化熱」尾聲的黑馬 大約八八年夏秋之交，我與劉東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他是李澤厚的博士生，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前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說法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尾聲花絮，而以「黑馬」之稱鵲起，劉曉波幾乎就是一個「憤青」的始作俑者。 歷盡變窮、地蠻天荒之後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風靡起來，各路神仙皆不免「語不驚人死不休」，據稱《河殤》對此「集大成」，鞭笞傳統，謳歌西化，驚動海內外。未料劉曉波竟嗤之以鼻，他說： 「《河殤》在解說詞和畫面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港台及歐美的中國學者曾一致指出《河殤》文化上的激進傾向，但劉曉波更激進： 「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 以上兩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主編金鐘對他的專訪，那堪稱驚世駭俗的一席談，其狂妄姿態，令雄嘆悲放的《河殤》相形見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國八十年代只許選幾句經典之語，絕對不能少了這一句。 劉曉波的「黑馬」身影，帶有尼采、福柯、薩特這一路的叛逆底色，雖然他是後來坐牢才開始讀尼采，「第一次讀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癲狂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動人心魄，就連很少看理論書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讀中進入了凝神狀態」，而他的閱讀毋寧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時梳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脈絡，其間最為激昂的身影是譚嗣同，他一隻腳還站在坍塌的傳統廢墟裏。在他身後，反傳統的後代們，是連傳統的邊都沾不上了，支援意識唯有來自西方，劉曉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權力），於此可見一斑。 「文化」熱到八八年底已經熱不去了，或者說「熱」出了政治瘧疾，否則劉曉波定會有更驚世的文化豪舉。不過「文化」的退場，恰好將已經熱身而躍躍欲試的文學博士劉曉波，送進另一個沙場，他在那裡竟一發不可收拾，幾度生死......。 飛蛾撲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國革命史》認為，一個專制恰好是在它最願意改革的時候，引發了革命。這頗可以拿來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國。不過中國當時還有另一個特點：大眾最不恐懼的時候，恰好是知識分子最謹慎萎靡之際，那大概是厭倦革命、畏懼政治、希冀和平演變的一種綜合症。風雲驟起於首都最龐大的一個政治空間，那裡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飄蕩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是個「政治唐氏綜合症」（先天愚型兒），在旁邊又哄又勸，就是不肯跟娃兒們「躺在一條戰壕裏」。這當口兒，劉曉波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二話不說就「躺」進學生堆裡去了，雖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罵──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當時整個「精英」階層做不出來，可見被毛澤東「運動群眾」整怕了的文人，也幹不來「民主」。 劉曉波沒有「精英」身段還在其次，他懂得向學生運動謀求一個平等的「資格」，這個資格使得他十幾天後，得以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來圍住廣場後，在那肅殺的黎明中，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 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大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當時沒人給劉曉波記這個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廣場殺戮於千鈞一髮之間，一定要借他的嘴巴來告訴全世界，北京沒有殺人。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可以寧死不從，但他真的沒有看見廣場殺人，「血流成河」在西長安街上，他該怎麼說？他借了他的嘴巴給屠殺者，由此受難者不饒恕他，由此他懺悔不已。然而，歷史暫時做不出裁判的這樁公案，徹底翻轉了劉曉波。他的狂妄從此一路折損下去，謙和於是乘虛而入。 他那張嘴巴也習慣了左右開弓，出了監獄就「獨白」，痛罵他救過的學生──「一九七六年之後，共產主義信仰所強加於中國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導致的全面道德崩潰，也表現在八九抗議運動時期的沸騰的天安門廣場，令人難以忍受的髒亂就是最好的示範。革命了，造反了，絕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碼的道德規範了......廣場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間都有垃圾，......廣場上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驚人的浪費......有的學生真的認為自己參加了絕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點什麼......我恨這些學生，也恨我自己......活該！誰讓我想沽名釣譽呢。寫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筆在發抖。」（《末日幸存者的獨白》） 與受難者相守 劉曉波的「道德憤怒」，遭來了世人對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總是憑直覺罵人，動作也總是太離譜。在中國人的判斷裡，直到今天對他還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國不僅知識界是「政治弱智」，社會大眾也是「道德幼稚」。 劉曉波只會一種謙卑：面對亡靈。那亡靈只有十七歲。十七歲是一個象徵。象徵著死去的無辜、活著的懦弱、權力的暴虐。 〈給十七歲〉叫人第一次看到一個謙卑的劉曉波。九一年他出獄後去看望丁子霖夫婦，「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他一見蔣連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獄後又去拜訪丁蔣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尋訪實錄》，劉「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來自墳墓的震撼〉） 中國言論箝制、資訊封閉，即便產生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業績和成長背景的資料，也必定付之闕如。描繪劉曉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蔣培坤的〈我們與劉曉波的相識、相知與相交〉，是極難得的一文，寫出了有血有肉的一個劉曉波。 我發現，在他們筆下，反傳統激烈得幾無二人的這位「黑馬」，其實為人蠻傳統，他對丁蔣口口聲聲「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靈們大多數都還是孩子，他懺悔「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這種人道心靈，在中國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國流亡，與其說是要陪伴那些受難的母親們，不如說是要陪伴亡靈；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實不足為外人道也。零八憲章發表前，劉曉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講了一件剛發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經常無端騷擾、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還是儘量跟那個所長交朋友，雖然此人很無賴，最近故意來尋釁，帶了幾個大漢，劈頭蓋臉就毆打他，又押回派出所關押了十幾個小時，劉曉波回家後氣憤難忍要上告，這個所長又跑到家裡來給他下跪求饒。這個細節講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聽出來一種地獄裡的凌辱氣氛。監獄並不能折磨劉曉波，他會在那裡面跟福柯、薩特遨遊，出了監獄他反而要受煎熬，因為他面對了亡靈。難怪他一聽到獲獎消息，會脫口而出：「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桂冠還是十字架？ 諾貝爾和平獎據說是「天王級」。中國的八零後們獲悉很興奮，但他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一定是個好黨員、好幹部、為人民做實事的好領導」（《時代》周刊）；海內外也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預期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中國人的驚喜帶有很大的艷羨成分，甚至還會參雜「民族自豪感」，卻很少有人真懂奧斯陸的意思。這個情勢，反而叫得主背負了沉重的榮譽債。 劉曉波還在牢裡，已經承荷了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麼呢？國際層面比較複雜，此處無法深論，反正西方還得跟中國做生意，投資也暫時沒有更好的去處。中國自身則困境已深，政治惡臭，人心塌散，積極的有組織力量在哪裡？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 丁子霖曾勸劉曉波搞研究著書立說，少寫「惹人生厭」的時評，他答之曰「我回不到過去了」，又戲稱要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再坐牢的話。其實他想靠網絡時評，在中國播撒一點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種子。經歷了天安門屠殺後的悲涼歲月，目睹了母親們喪子的刻骨哀痛，劉曉波不僅滌淨了自己的傲慢心態和激進情緒，也從學理上釐清了漸進、和平轉型對中國社會整體利益的合理性。他沒有白讀博士，哲學的底子幫他很乾淨通俗地講他的理念，雖然一時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義上，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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