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稳含蓄的家国情怀，读\'巨流河\'
我读完齐邦媛的巨流河，她以沉稳含蓄，诗人笔法书家国情怀，我难以放下。下面这两篇书评说了我想说的感想。齐邦媛：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
作者:李菁
原题：“巨流河和哑口海，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专访《巨流河》作者齐邦媛
核心提示：“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从巨流河到哑口海，也是民国要人齐世英家族的一部家族史。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在巨流河与张作霖对峙三天而兵败身亡。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大事业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这也成了他两岁的女儿——齐邦媛动荡不安的前半生的起点。他们在日军的炮火中从南京辗转到西南；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里，从大陆漂流到台湾……不断的流亡，成了齐家的主题；那条巨流河，则成了永远回不去的家乡。
几十年后，80多岁的齐邦媛将这部家族史写成了一部《巨流河》。这实际上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一部苦难史。《巨流河》在两岸收获无数好评，与同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其他作品相比，齐邦媛更被称道的是她深沉而内敛的写作风格，哀而不伤，尤显出一份高贵的尊严，就像她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力求用诗歌来寻求心灵慰藉一样。而在那个年代躲避纷乱的政治、沉浸于文学世界的孤独读书者齐邦媛，最终也在文学上成就了自己。
《巨流河》一书里最令人感动的，无疑是她与飞虎队员张大飞的一段故事。所以此书面世后的第二个月，就有导演找上门来要将其拍成电影，但最终都被齐邦媛所拒。在她看来，外界的很多猜测和解读都是对张大飞和那段纯洁感情的亵渎，她宁愿将其保存在内心深处。“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26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这是一篇延续时间颇久的采访。因为齐老住所变动，加之身体原因，几个月后，才得到她手写的书面答复，上面那认真的笔迹实则是一份诚挚的心迹：“我终于回答了访问提纲上的问题，自己感到欣慰，因为这并不是容易做的事啊。在我的回答中有关读者好奇关心的事，我做了最清楚坦白的回答，希望也是我今生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做了两个月，在我今夏变换住所等等变动中，这已是我体力心力的极限。我想把这最后一次的手写答案给《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我的《巨流河》在三联书店出版，三联即是它在大陆的家吧。”
渡不过的巨流河
三联生活周刊：写这本书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在你心中“生长”的？父亲生前是否鼓励你写一本家族史？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你内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体验？
齐邦媛：我自1942年到台湾后，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那留在大陆的23年青春。这漫长的60年间，有激荡，有平淡，也有似乎遗忘的阶段，但是那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却横亘在我心灵深处，从未消退。
1949年大断裂之后，我有足够的阅历，读了许多诠释20世纪世界史的书。自信也可以很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成长岁月中的人与事。对于当年那样真诚献身的人，有超越个人关系的尊敬与怀念。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父亲齐世英先生留德归来之后，追随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事败而亡，齐先生过了一段流亡生活。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与后来“九一八”乃至“七七事变”等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大历史牵系到一起。几十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您有什么样的感慨？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如果当年兵变成功，东北一切的资源都有，稳下来的话，日本人不可能过海来侵略东北。没有东北侵略，哪有后来那些事。至少20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郭松龄兵谏身死时41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他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如果郭松龄革命成功的话，东北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你们可能不晓得，东北是中国第一个有洋小学的地方，清朝政府办的。因为皇上说是我的家乡，什么好东西都给东北。父亲想多办中学，认为中学影响最多。他没有做政治的打算，本来不是想做政治。
三联生活周刊：最终选择《巨流河》作为书的名字，想借此隐喻什么？
齐邦媛：巨流河和哑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湾，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既是真实也是象征。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三联生活周刊：东北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命运也令人感慨。到你这一代，铁岭只是“纸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永远遗失了吗？你的乡愁，是否成了无处安放的乡愁？
齐邦媛：“乡愁”二字实在说不尽我们近百年漂流的境况。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东北，面临的只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无需我在此多说，读者都能了解。用“乡愁”或“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乡思，实在是太温和了。我父亲前半生坚定地相信，勉励别人也勉励自己，无论面临什么困难的局面，“有中国就有我！”中国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种方式存在着，而他们那一批人，抛完了头颅，洒尽了热血，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他的后人连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幸运地在台湾度过平安自由的后半生，到淡水山上给父母上坟的时候，面对太平洋，右前方是东北方，他生前说埋在这里很好。埋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生者有时会想，像他们那样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死后若有灵魂，必也仍在往东北痴痴地眺望着吧。
《巨流河》出版之后，我收到了数百封贴了邮票的信（因为我不用电脑），有几位已90多岁，走过那个时代，知道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们会老泪纵横地读当年事，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有骨气，有共同目标的时代！像我父亲那样的充满正气的人已经不再有了。
“诗的真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巨流河》一书里提到，要以“诗的真理”来写这群人，“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怎么理解这“诗的真理”？
齐邦媛：“诗的真理”是我最渴慕达到的写作境界。虽然我只能用散文写《巨流河》，达不到那高度。我最爱读罗马史诗《伊尼亚德》（TheAeneid）的一位英译者奈特在1956年英译本序中说，作者维吉尔以博览群书为基础的暗示手法，帮助他道出全部真理，即“诗的真理”，而非琐细的事实真相。他能以寥寥数语绘出一幅生动画面，合成终级真理中的真实世界，即诗的真理。
《巨流河》中要表达的“诗的真理”，就是有些人或者认为来到台湾的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甚至也不是全体的失败。至少我个人，或者我对我父亲那一代，我不觉得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说我们嘴硬或者不肯服这口气，你到了60年后还不服气，而且是几百万人不服这口气，那么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个人失败了。他们像进网的鱼一样，你不能说这条鱼很差劲，所以才被网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巨流河》这本书里，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张大飞的故事（注：1945年，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击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在空战中中弹阵亡）。目前你在大陆已有很多读者，因此书影响，他们继续追寻张大飞的故事，甚至寻找到其在大陆的弟弟，这种“热”是你期望看到的结果吗？有读者在飞虎队的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段资料：“在中午的会餐上，一位浙江口音的太太，抱了一个婴孩进入我们的仅有乐园，张大飞站起来给介绍一下：‘我的内子。’他是一个有家室的战斗员，在乱流机场他被人尊称为张分大队长。”你最终能理解张大飞的情感选择吗？
齐邦媛：你这两个问题也许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对感情的态度吧？你我之间这六七十年的代沟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难跨越这现实层面的种种距离。我曾试过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满意，也无法令你们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纪40年代由四川到云南一样，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尝试之后，我终于明白，《巨流河》中写张大飞的故事，是我纪念他唯一的方式。一个12岁、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满心创伤的18岁无家男孩，他在寒风中曾由山上牵她下山脱困，在19岁投身战斗前，赠她满载信、望、爱的《圣经》，祝福她“可爱的前途光明！”——在那个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谁会梦想“可爱的前途”？我漫长的一生时时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灵魂欣慰。
八年抗战全部的历程中，我们不停歇地写信，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也必能胜过我今日的千言万语。
我在书中用他的名字并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14岁，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酷刑烧死，他离家逃亡时，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廼昌”改为“张大非”。19岁时考上空军，改名张大飞。他的一生木讷寡言，他笃信基督教，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读者何不多追寻他为国献身的诚心和他那个时代爱国的真挚？何不多去研究当年飞虎队以少击多的精湛战术，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寂寞身后事”又何必追寻。我们祝他安息吧！也请《巨流河》的知音留给我文学上的宁静，潭深无波（Stillwaterrunsdeep）。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更令人迷恋的是战火纷飞时代的读书岁月，文学在彼时的孱弱，却在此时证明了它恒久的生命力，呼唤了人性的美好与纯真，在那个时代，文学在你的生命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齐邦媛：影响我最多的中学老师孟志荪老师、朱光潜老师，将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宁静的文学情怀传授给我，开启了我年轻的双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间，学会观察、了解，永不目盲。
其实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教育上始终是战区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在抗战时期一点没有停止。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
唯一的全家福，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
小妹齐星媛。后排左起：大妹齐宁媛，哥哥齐振一，齐邦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也描写了身边很多被政治裹挟进去的同学，那些曾经狂热地投身于政治的左派青年后来的遭遇也不免令人叹息。在现实的世界，青年人应该如何把握对现实政治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方式？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里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法国革命。一直怕法国的暴民政治到来。我们在突然胜利来临，百废待举的时候，同学们突然有80%的去参加游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号歌，坚持读书再参政的人就是不爱国。我当时很难认同。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父亲曾到德国海德堡读历史哲学。他告诉过我：“过度的允诺都是有问题的，过度的热情也是有问题的。”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我们从政的。我父亲一直觉得在中国做政治是很划不来的事，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而在他从政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那时的政治洪流里，你成了“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独的读书人，而从后来看来，也正是你这种态度，成全了自己。你怎么看待这种人生变迁？
齐邦媛：我就是喜欢文学。其实应该鼓励少数书呆子，这些人绝对不多。我们同学都参加学潮去了，像我这么坚持做书呆子的很少，每个社会都靠少数我们这种人撑着，很多基本东西都是文人传承下来的。
后来我回到大陆与当年同学见面，我记得我看到的人说话的表情，和他们对事情的反应，跟我以前记得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饱经忧患。他们说羡慕我这些年可以一直读书、教书。当初他们觉得我们多么的落后。我并没有一点得意，我只是觉得很伤心，那些同学当初都是很优秀的人，都不到25岁，对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检讨我们当年，因为我始终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讲，我没有个人的得失感。
我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暴民”，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美丽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念的书，我希望他们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我还想问你一些技术问题：书中描写了大量细节（比如朱光潜讲课的方式和内容，你与父亲的交谈细节等等），你是靠当年的笔记或日记还原这些细节的？
齐邦媛：我从前一些仅有的日记，信件全没有带到台湾来，但记忆中难忘的人和事栩栩如生，下笔时参考一些可靠资料，只求事实无误。我的后半生教书，在文学史研究和传授时，深信笨拙或奇妙的“煽情”都是很危险的事，有时会对你必须虔诚追忆的人和事形成一种亵渎。
当我真正动笔写《巨流河》时，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程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详述看到朝云和夕阳的灿烂光景时，并未忘怀的感动。或者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
齐邦媛：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2)
发布时间:2013-01-31 16:25 作者:李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3036次
三联生活周刊：《巨流河》面世以来，被人称道的原因之一，是它内敛而又深沉的叙事方式。这种风格是你在文学上一种刻意追求使然，还是与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用通俗的话讲，有些部分可以写得更“煽情”，你为什么回避掉了这种可能？
齐邦媛：读者评价《巨流河》是用内敛深沉的叙事方式，我想这原是自幼在忧患中，父母不断地训诫、劝告，不要遇事即“处变大惊”，那很“没有人样子”。长大后遇到文学，老师和作品中都处处有深沉宁静的启发，自己总惭愧做不到。但是23岁结束了上半生，在政治的大断裂中回不去可倚靠的过去。自己须独立为人，努力沉稳比较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培养出为人尊严。
三联生活周刊：《巨流河》表面上是一部家族史，实际上它牵起的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历史。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齐邦媛：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来源日期：2012年1月17日 | 责任编辑：
黄南
她为什么对“土共”有免疫力？ ——读齐邦媛《巨流河》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的硝烟与烽火、奋起与沉沦，中国人的挣扎与流亡、希望与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间的巨流河，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宁静如海，有时冰封凝固。读《巨流河》，不禁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命名毕生心血之作，而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却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2012-08-16
《巨流河》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生离死别中仍然弦歌不断的学生生活。齐邦媛有幸获得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尽管校园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迁徙数千里，从校舍到图书，无不因陋就简，但那时的学生遇到了一群学贯中西、忘我教学的老师——张伯苓、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个蓝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这群若群星灿烂的大师的指点，由此奠定了其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那个时代，也是知识界、舆论界和学生普遍左倾亲共的时代。齐邦媛神奇地拥有了对“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为“土共”一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其实齐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轻蔑地称呼共产党。《世界日报》专栏作家东方珠在《“土共”之争》一文中谈及港人关于这一称呼的争论：《信报》健笔林行止就“土共”二字，与曾受温家宝单独接见的吴康民笔战。林行止为文批评“土共”回归后有大翻身想法，引来吴康民强烈反驳，指“土共”带有贬意，批评林行止其心可诛。但林响应说“大地养育之功有赖土壤，土有生机厚德之寓意，让港共冠上土字，应是过誉！”如果不是幽默的话，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强辩。东方珠则貌似公允地说，既然“土共”一说让当事人不舒服，他就绝对拒用。但在我看来，“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对这个祸国殃民的群体的蔑称，他们的滔天罪行令她们只配得到这样的羞辱，何须为其解下紧箍咒？即便优雅如齐邦媛，也在书中频频使用“土共”一词，何须大惊小怪！
与爱书人为敌的“读书会”
齐邦媛在书中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这句话出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长期左倾，说这句话不足为奇。但这句话绝非真理，因为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即便年轻时代也不应当受其诱惑。
齐邦媛从未对共产党及其虚假的主义有好感。让她认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经历是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那时，一名姓侯学姐带她去参加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这时，父亲给她写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于是，齐邦媛埋首学业，不再参加此类“读书会”。结果，侯姐姐立即翻脸，大声骂她“贪官污吏的女儿”。齐邦媛深受伤害：“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而共产党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后，齐邦媛访学美国，偶遇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讲述了“文革”的背叛与残暴。齐邦媛追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不正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吗？齐邦媛回想起当年侯姐姐骂她“没有灵魂”的场景，回想起共产党煽动的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没有应聘台大而留在大陆，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又过了二十多年，台湾已经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湾被禁的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台北书市中露面。齐邦媛感叹说：“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齐邦媛对“土共”的厌恶，是理性、情感和审美交织而成的结论。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她，怎么会为了主义而六亲不认呢？长期浸淫在济慈和雪莱诗歌中的她，怎么会喜欢粗俗煽情的共产党文艺呢？
那个“读书会”是仇视读书人的，当然仇视齐邦媛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不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青年学生毕竟有自我组织读书会的权利。而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组织“读书会”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北大学子杨子立等人因组织“新青年学会”入狱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见，“共和国”比“民国”来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闻一多的悲剧
《巨流河》中写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闻一多。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我算是闻一多的第四代弟子：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季镇淮后来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正是季镇淮的学生。因此，我对四十年代闻一多为何急剧左转的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
不可否认，闻一多控诉黑暗和专制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吴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的左倾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右派”望尘莫及。当时，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但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是篆刻高手，当时在授课之余靠帮人刻章补贴家用。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这个印章让人想起瞿秋白临行前写下的《多余人的话》。瞿秋白和闻一多是被误卷进革命洪流的书生，最终不能融入毛泽东的“痞子运动”。齐邦媛感叹说，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想到悔懊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带来幸福。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谢泳说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对闻一多等人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变迁的近距离观察，再度印证了这一结论。而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校长对闻一多的评论极为中肯：“（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自由高于故乡
当《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热之际，中国大陆也想出版简体版。囿于绵密的出版审查制度，齐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删减为一个“洁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随之流亡，书犹如此，情何以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他不以中共为敌人；但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尝不是文化的敌人！当年，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却惨死于“文革”之中，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而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理应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而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阿图尔•霍利切尔关于自己的回忆录的这段话，好似一篇为《巨流河》而写的书评。齐邦媛是幸运的，她如传灯者一般，后半生在美丽岛上守护着文化与学术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半个世纪以后，齐邦媛访问大陆，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学鲁巧珍，鲁巧珍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这句话让人黯然神伤，“好好读书，好好教书”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有那些当年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同学，青春折翼，革命梦碎，历尽浩劫，所余者唯躯壳而已。
自由理应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才对台湾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长期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作者:李菁
原题：“巨流河和哑口海，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专访《巨流河》作者齐邦媛
核心提示：“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从巨流河到哑口海，也是民国要人齐世英家族的一部家族史。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在巨流河与张作霖对峙三天而兵败身亡。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大事业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这也成了他两岁的女儿——齐邦媛动荡不安的前半生的起点。他们在日军的炮火中从南京辗转到西南；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里，从大陆漂流到台湾……不断的流亡，成了齐家的主题；那条巨流河，则成了永远回不去的家乡。
几十年后，80多岁的齐邦媛将这部家族史写成了一部《巨流河》。这实际上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一部苦难史。《巨流河》在两岸收获无数好评，与同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其他作品相比，齐邦媛更被称道的是她深沉而内敛的写作风格，哀而不伤，尤显出一份高贵的尊严，就像她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力求用诗歌来寻求心灵慰藉一样。而在那个年代躲避纷乱的政治、沉浸于文学世界的孤独读书者齐邦媛，最终也在文学上成就了自己。
《巨流河》一书里最令人感动的，无疑是她与飞虎队员张大飞的一段故事。所以此书面世后的第二个月，就有导演找上门来要将其拍成电影，但最终都被齐邦媛所拒。在她看来，外界的很多猜测和解读都是对张大飞和那段纯洁感情的亵渎，她宁愿将其保存在内心深处。“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26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这是一篇延续时间颇久的采访。因为齐老住所变动，加之身体原因，几个月后，才得到她手写的书面答复，上面那认真的笔迹实则是一份诚挚的心迹：“我终于回答了访问提纲上的问题，自己感到欣慰，因为这并不是容易做的事啊。在我的回答中有关读者好奇关心的事，我做了最清楚坦白的回答，希望也是我今生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做了两个月，在我今夏变换住所等等变动中，这已是我体力心力的极限。我想把这最后一次的手写答案给《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我的《巨流河》在三联书店出版，三联即是它在大陆的家吧。”
渡不过的巨流河
三联生活周刊：写这本书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在你心中“生长”的？父亲生前是否鼓励你写一本家族史？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你内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体验？
齐邦媛：我自1942年到台湾后，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那留在大陆的23年青春。这漫长的60年间，有激荡，有平淡，也有似乎遗忘的阶段，但是那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却横亘在我心灵深处，从未消退。
1949年大断裂之后，我有足够的阅历，读了许多诠释20世纪世界史的书。自信也可以很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成长岁月中的人与事。对于当年那样真诚献身的人，有超越个人关系的尊敬与怀念。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父亲齐世英先生留德归来之后，追随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事败而亡，齐先生过了一段流亡生活。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与后来“九一八”乃至“七七事变”等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大历史牵系到一起。几十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您有什么样的感慨？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如果当年兵变成功，东北一切的资源都有，稳下来的话，日本人不可能过海来侵略东北。没有东北侵略，哪有后来那些事。至少20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郭松龄兵谏身死时41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他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如果郭松龄革命成功的话，东北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你们可能不晓得，东北是中国第一个有洋小学的地方，清朝政府办的。因为皇上说是我的家乡，什么好东西都给东北。父亲想多办中学，认为中学影响最多。他没有做政治的打算，本来不是想做政治。
三联生活周刊：最终选择《巨流河》作为书的名字，想借此隐喻什么？
齐邦媛：巨流河和哑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湾，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既是真实也是象征。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三联生活周刊：东北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命运也令人感慨。到你这一代，铁岭只是“纸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永远遗失了吗？你的乡愁，是否成了无处安放的乡愁？
齐邦媛：“乡愁”二字实在说不尽我们近百年漂流的境况。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东北，面临的只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无需我在此多说，读者都能了解。用“乡愁”或“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乡思，实在是太温和了。我父亲前半生坚定地相信，勉励别人也勉励自己，无论面临什么困难的局面，“有中国就有我！”中国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种方式存在着，而他们那一批人，抛完了头颅，洒尽了热血，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他的后人连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幸运地在台湾度过平安自由的后半生，到淡水山上给父母上坟的时候，面对太平洋，右前方是东北方，他生前说埋在这里很好。埋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生者有时会想，像他们那样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死后若有灵魂，必也仍在往东北痴痴地眺望着吧。
《巨流河》出版之后，我收到了数百封贴了邮票的信（因为我不用电脑），有几位已90多岁，走过那个时代，知道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们会老泪纵横地读当年事，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有骨气，有共同目标的时代！像我父亲那样的充满正气的人已经不再有了。
“诗的真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巨流河》一书里提到，要以“诗的真理”来写这群人，“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怎么理解这“诗的真理”？
齐邦媛：“诗的真理”是我最渴慕达到的写作境界。虽然我只能用散文写《巨流河》，达不到那高度。我最爱读罗马史诗《伊尼亚德》（TheAeneid）的一位英译者奈特在1956年英译本序中说，作者维吉尔以博览群书为基础的暗示手法，帮助他道出全部真理，即“诗的真理”，而非琐细的事实真相。他能以寥寥数语绘出一幅生动画面，合成终级真理中的真实世界，即诗的真理。
《巨流河》中要表达的“诗的真理”，就是有些人或者认为来到台湾的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甚至也不是全体的失败。至少我个人，或者我对我父亲那一代，我不觉得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说我们嘴硬或者不肯服这口气，你到了60年后还不服气，而且是几百万人不服这口气，那么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个人失败了。他们像进网的鱼一样，你不能说这条鱼很差劲，所以才被网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巨流河》这本书里，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张大飞的故事（注：1945年，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击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在空战中中弹阵亡）。目前你在大陆已有很多读者，因此书影响，他们继续追寻张大飞的故事，甚至寻找到其在大陆的弟弟，这种“热”是你期望看到的结果吗？有读者在飞虎队的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段资料：“在中午的会餐上，一位浙江口音的太太，抱了一个婴孩进入我们的仅有乐园，张大飞站起来给介绍一下：‘我的内子。’他是一个有家室的战斗员，在乱流机场他被人尊称为张分大队长。”你最终能理解张大飞的情感选择吗？
齐邦媛：你这两个问题也许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对感情的态度吧？你我之间这六七十年的代沟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难跨越这现实层面的种种距离。我曾试过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满意，也无法令你们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纪40年代由四川到云南一样，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尝试之后，我终于明白，《巨流河》中写张大飞的故事，是我纪念他唯一的方式。一个12岁、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满心创伤的18岁无家男孩，他在寒风中曾由山上牵她下山脱困，在19岁投身战斗前，赠她满载信、望、爱的《圣经》，祝福她“可爱的前途光明！”——在那个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谁会梦想“可爱的前途”？我漫长的一生时时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灵魂欣慰。
八年抗战全部的历程中，我们不停歇地写信，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也必能胜过我今日的千言万语。
我在书中用他的名字并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14岁，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酷刑烧死，他离家逃亡时，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廼昌”改为“张大非”。19岁时考上空军，改名张大飞。他的一生木讷寡言，他笃信基督教，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读者何不多追寻他为国献身的诚心和他那个时代爱国的真挚？何不多去研究当年飞虎队以少击多的精湛战术，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寂寞身后事”又何必追寻。我们祝他安息吧！也请《巨流河》的知音留给我文学上的宁静，潭深无波（Stillwaterrunsdeep）。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更令人迷恋的是战火纷飞时代的读书岁月，文学在彼时的孱弱，却在此时证明了它恒久的生命力，呼唤了人性的美好与纯真，在那个时代，文学在你的生命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齐邦媛：影响我最多的中学老师孟志荪老师、朱光潜老师，将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宁静的文学情怀传授给我，开启了我年轻的双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间，学会观察、了解，永不目盲。
其实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教育上始终是战区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在抗战时期一点没有停止。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
唯一的全家福，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
小妹齐星媛。后排左起：大妹齐宁媛，哥哥齐振一，齐邦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也描写了身边很多被政治裹挟进去的同学，那些曾经狂热地投身于政治的左派青年后来的遭遇也不免令人叹息。在现实的世界，青年人应该如何把握对现实政治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方式？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里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法国革命。一直怕法国的暴民政治到来。我们在突然胜利来临，百废待举的时候，同学们突然有80%的去参加游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号歌，坚持读书再参政的人就是不爱国。我当时很难认同。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父亲曾到德国海德堡读历史哲学。他告诉过我：“过度的允诺都是有问题的，过度的热情也是有问题的。”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我们从政的。我父亲一直觉得在中国做政治是很划不来的事，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而在他从政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那时的政治洪流里，你成了“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独的读书人，而从后来看来，也正是你这种态度，成全了自己。你怎么看待这种人生变迁？
齐邦媛：我就是喜欢文学。其实应该鼓励少数书呆子，这些人绝对不多。我们同学都参加学潮去了，像我这么坚持做书呆子的很少，每个社会都靠少数我们这种人撑着，很多基本东西都是文人传承下来的。
后来我回到大陆与当年同学见面，我记得我看到的人说话的表情，和他们对事情的反应，跟我以前记得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饱经忧患。他们说羡慕我这些年可以一直读书、教书。当初他们觉得我们多么的落后。我并没有一点得意，我只是觉得很伤心，那些同学当初都是很优秀的人，都不到25岁，对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检讨我们当年，因为我始终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讲，我没有个人的得失感。
我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暴民”，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美丽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念的书，我希望他们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我还想问你一些技术问题：书中描写了大量细节（比如朱光潜讲课的方式和内容，你与父亲的交谈细节等等），你是靠当年的笔记或日记还原这些细节的？
齐邦媛：我从前一些仅有的日记，信件全没有带到台湾来，但记忆中难忘的人和事栩栩如生，下笔时参考一些可靠资料，只求事实无误。我的后半生教书，在文学史研究和传授时，深信笨拙或奇妙的“煽情”都是很危险的事，有时会对你必须虔诚追忆的人和事形成一种亵渎。
当我真正动笔写《巨流河》时，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程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详述看到朝云和夕阳的灿烂光景时，并未忘怀的感动。或者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
齐邦媛：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2)
发布时间:2013-01-31 16:25 作者:李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3036次
三联生活周刊：《巨流河》面世以来，被人称道的原因之一，是它内敛而又深沉的叙事方式。这种风格是你在文学上一种刻意追求使然，还是与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用通俗的话讲，有些部分可以写得更“煽情”，你为什么回避掉了这种可能？
齐邦媛：读者评价《巨流河》是用内敛深沉的叙事方式，我想这原是自幼在忧患中，父母不断地训诫、劝告，不要遇事即“处变大惊”，那很“没有人样子”。长大后遇到文学，老师和作品中都处处有深沉宁静的启发，自己总惭愧做不到。但是23岁结束了上半生，在政治的大断裂中回不去可倚靠的过去。自己须独立为人，努力沉稳比较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培养出为人尊严。
三联生活周刊：《巨流河》表面上是一部家族史，实际上它牵起的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历史。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齐邦媛：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来源日期：2012年1月17日 | 责任编辑：
黄南
她为什么对“土共”有免疫力？ ——读齐邦媛《巨流河》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的硝烟与烽火、奋起与沉沦，中国人的挣扎与流亡、希望与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间的巨流河，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宁静如海，有时冰封凝固。读《巨流河》，不禁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命名毕生心血之作，而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却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2012-08-16
《巨流河》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生离死别中仍然弦歌不断的学生生活。齐邦媛有幸获得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尽管校园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迁徙数千里，从校舍到图书，无不因陋就简，但那时的学生遇到了一群学贯中西、忘我教学的老师——张伯苓、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个蓝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这群若群星灿烂的大师的指点，由此奠定了其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那个时代，也是知识界、舆论界和学生普遍左倾亲共的时代。齐邦媛神奇地拥有了对“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为“土共”一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其实齐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轻蔑地称呼共产党。《世界日报》专栏作家东方珠在《“土共”之争》一文中谈及港人关于这一称呼的争论：《信报》健笔林行止就“土共”二字，与曾受温家宝单独接见的吴康民笔战。林行止为文批评“土共”回归后有大翻身想法，引来吴康民强烈反驳，指“土共”带有贬意，批评林行止其心可诛。但林响应说“大地养育之功有赖土壤，土有生机厚德之寓意，让港共冠上土字，应是过誉！”如果不是幽默的话，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强辩。东方珠则貌似公允地说，既然“土共”一说让当事人不舒服，他就绝对拒用。但在我看来，“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对这个祸国殃民的群体的蔑称，他们的滔天罪行令她们只配得到这样的羞辱，何须为其解下紧箍咒？即便优雅如齐邦媛，也在书中频频使用“土共”一词，何须大惊小怪！
与爱书人为敌的“读书会”
齐邦媛在书中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这句话出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长期左倾，说这句话不足为奇。但这句话绝非真理，因为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即便年轻时代也不应当受其诱惑。
齐邦媛从未对共产党及其虚假的主义有好感。让她认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经历是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那时，一名姓侯学姐带她去参加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这时，父亲给她写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于是，齐邦媛埋首学业，不再参加此类“读书会”。结果，侯姐姐立即翻脸，大声骂她“贪官污吏的女儿”。齐邦媛深受伤害：“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而共产党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后，齐邦媛访学美国，偶遇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讲述了“文革”的背叛与残暴。齐邦媛追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不正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吗？齐邦媛回想起当年侯姐姐骂她“没有灵魂”的场景，回想起共产党煽动的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没有应聘台大而留在大陆，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又过了二十多年，台湾已经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湾被禁的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台北书市中露面。齐邦媛感叹说：“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齐邦媛对“土共”的厌恶，是理性、情感和审美交织而成的结论。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她，怎么会为了主义而六亲不认呢？长期浸淫在济慈和雪莱诗歌中的她，怎么会喜欢粗俗煽情的共产党文艺呢？
那个“读书会”是仇视读书人的，当然仇视齐邦媛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不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青年学生毕竟有自我组织读书会的权利。而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组织“读书会”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北大学子杨子立等人因组织“新青年学会”入狱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见，“共和国”比“民国”来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闻一多的悲剧
《巨流河》中写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闻一多。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我算是闻一多的第四代弟子：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季镇淮后来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正是季镇淮的学生。因此，我对四十年代闻一多为何急剧左转的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
不可否认，闻一多控诉黑暗和专制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吴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的左倾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右派”望尘莫及。当时，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但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是篆刻高手，当时在授课之余靠帮人刻章补贴家用。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这个印章让人想起瞿秋白临行前写下的《多余人的话》。瞿秋白和闻一多是被误卷进革命洪流的书生，最终不能融入毛泽东的“痞子运动”。齐邦媛感叹说，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想到悔懊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带来幸福。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谢泳说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对闻一多等人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变迁的近距离观察，再度印证了这一结论。而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校长对闻一多的评论极为中肯：“（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自由高于故乡
当《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热之际，中国大陆也想出版简体版。囿于绵密的出版审查制度，齐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删减为一个“洁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随之流亡，书犹如此，情何以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他不以中共为敌人；但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尝不是文化的敌人！当年，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却惨死于“文革”之中，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而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理应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而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阿图尔•霍利切尔关于自己的回忆录的这段话，好似一篇为《巨流河》而写的书评。齐邦媛是幸运的，她如传灯者一般，后半生在美丽岛上守护着文化与学术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半个世纪以后，齐邦媛访问大陆，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学鲁巧珍，鲁巧珍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这句话让人黯然神伤，“好好读书，好好教书”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有那些当年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同学，青春折翼，革命梦碎，历尽浩劫，所余者唯躯壳而已。
自由理应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才对台湾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长期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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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bymy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