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为何广受追捧？

“重庆模式”为何广受追捧？

关于“大萧条”冲击波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由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对中国的时局和前途的关切依然还在发酵之中。这应该算是多年来对政治冷漠的的国人难得如此关心国家大事，尽管当局还在玩“犹抱琵琶半遮面”，从人大代表到海外游子，却都在急切地需要落实自己的知情权了。

最新的消息是王立军大概要被定“叛国罪”了。不少人为这位“打黑英雄”深感惋惜。更令人不安的是薄熙来要受到多大程度的牵连，许多人是非常看好薄熙来的前途的，有人甚至打出了“坚决要求薄熙来出任总书记”的惊人口号，简直是一九七六年有人“坚决要求张春桥担任国务院总理”事件的翻版了。

其实还有比薄熙来本人官运更重要的事情：“重庆模式”前途如何？岂不知已经有人指明“重庆模式”寄托着全中国以及全人类的希望吗？看来除了四十年前毛泽东思想的明灯，中国还没有第三盏如此明亮的灯了！

下面我们不妨冷静地思考一下“重庆模式”的基本点以及它广受追捧的背景原因。

从政治上来看，“唱红打黑”无疑是其主要口号，现在也是为人诟病比较多的方面。在一个全民拜金的国度，让和尚尼姑道士道姑神父修女都在电视机镜头前高唱红歌，的确让人哭笑不得。至于打黑，第一功臣王立军竟然投靠美国领馆，贺卫方那句 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大实话的分量无疑已见分晓。中国需要的是加强法治建设，践踏法治的运动，只能是缘木求鱼，与中国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真正使很多人包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等关切的是重庆模式的经济方面。杨帆自称是 “ 中偏左”，极力反对“国退民进”，赞赏重庆的“国进民退”政策。因为国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这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的标榜似乎很得人心。与打黑运动相结合，重庆把资产位于前三位的民营企业主以及数百位其他私有企业主都作为“黑社会”抓起来，数千亿资产也给罚没。同时大力引进外资填补资本真空，维持经济繁荣的外表。

其实稍稍冷静思考的人都知道，国内市场经济不规范，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一些垄断官僚资本，如电信，电力，石化等依靠政府的强大政治经济资源，欺行霸市，对消费者巧取豪夺，已经成为发展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的拦路虎。维护这些利益集团的超额利润，本来是以牺牲广大消费者和民营资本的利益为代价，却打着公平公正的旗号，岂不是颠倒黑白？

此外利用外国资本挤压本国本地民族资本也是非常愚蠢短视的做法。这种“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做法，与当年的西太后有何差别？

由此看来，除了开发廉租房等举措还算比较有意义外，这个“重庆模式”的经济领域也真是乏善可陈。

如此漏洞百出的模式，为何还受到不少饱学之士的追捧，不能不让人深思。除了某些人的政治投机意识外，这么多人热心主张让这个“模式”带病上岗，实在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平安保险老总马明哲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河上有桥，何必摸着石头过河？马明哲通过借鉴西方保险业的成功经验，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了平安保险事业，实在是其经验之谈。可是近几年来随着西方主要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都受到怀疑，重新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呼声越来越高。正是由于对西方建好的桥的不信任，才有为重庆“摸石头过河”的新模式叫好的一片呼声。

1929 年至 1933 年发生的大萧条，曾经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唯有共产主义的苏联以及纳粹德国却蒸蒸日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左转，很多投向共产主义。以鲁迅为代表，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上。当然也有少数迷上了法西斯主义。抗战开始出现投奔延安的热潮，抗战胜利后第三势力民主党派全面倒向中共，都与中国知识界丧失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心的国际背景有关。

中国又到了十字路口。喜欢或者不喜欢毛泽东的各位同胞，都应该重温他的这段话：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