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韩寒的话题再说几句

韩寒这小子实在可恶，他总是在你还“这个那个”地找词的时候，就三言两语地把你要说的话给抢着说了，你刚刚结结巴巴地阐述完你的观点，旁边就有人提醒你：这不是韩寒说过的吗？人家说的比你精彩。自从有了韩寒以后，蓝氏省了很多喉舌，也少了许多听众，偶尔嘴巴痒了想发点言什么的，也只能拣拣韩寒遗漏的空档。好在韩寒生活在国内，我生活在国外，等他把国内的国人都说完了的时候，我就接着他的话题，再说几句国外的国人——比方说那个关于游行的事，韩寒是这么说的:

在9月18日这个敏感的时刻，我有的朋友开始研究要不要游行。当然，游的主体可以是反日保钓救船长。终于，在一个很多论坛里连“游行”两个字都 打不出来的国家里，我们有行可以游了。那么，要不要参加这次命题一日游呢？

 

首先，我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分为三个阶级，那就是主子，奴才和狗，而我们往往一人饰两角，至于饰演哪两个角色，我想不会有人觉得他在演主子 吧。前一阵子，主子需要奴才去附和和伺候，但是现如今，主子需要狗去吼两声，因为在狗的逻辑里，无论主子怎么对待它，只要有外人来犯，狗总是该看家护院 的。

 

当弄明白了这个以后，回头想想就容易多了。但是，在这三个阶级以内，好在我还有选择做花花草草的权力。我的选择依据是，对于相关部门，小事和大 事他们的区别就是抗议一次和抗议十一次，有特权有能力的地方尚未出力，除了把人家日本大使变成了应召男郎以外，我们相关部门情绪稳定，并不见什么实际决 心，别说武力上，连经济上都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韬光养晦，所以我也韬光养晦。毕竟，我等做狗也罢，但要做一条戏狗，情以何堪。

 

纵观事态发展，领导的内心似乎并不愤怒，领导只是觉得窝囊，那自然，我们也只能跟着觉得窝囊，你哪有上街去表达窝囊的，那岂不是更窝囊。领导没 面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长脸，但领导有面子的时候，我们被他们掌嘴。我被欺负，我不能游，你被欺负，你让我游，我又情以何堪。你也别说这种民族国土大事应 该是我们一起被欺负了，就算政府不作为，你活的一塌糊涂，也应该挺身而出。我自然可以挺身而出，但我的第一主题就是要求政府去作为，第二主题才是控诉来犯 者，因为领土问题从来都不是老百姓能解决的和该去解决的，尤其是在我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问政府租的，所以，理论上，这事对 我来说，就是我的房东在和别人就一块在地上的瓦而争执，这块瓦的确是风大的时候从房东的房顶上掉下来的，但房东也不敢去捡，因为可能要和隔壁人家打架。那 我等租客在里面搅和什么呢。无土地者要去为他人争取土地，无尊严者要去为他人捍卫尊严，这样的人多少钱一斤？一斤多少个？

 

但毕竟，这样的游行安全，好玩，显得很酷，关键是游完以后还能正常工作学习，甚至还有助于未来发展，毕竟也算不容易，所以大学生和老百姓抱着尝 鲜唱黑脸的角度去游一游无妨。到时候政府唱一个白脸，说不定能有所见效。况且现在去游行玩的人相比起以前游行玩的人也有着些许不同，以前是彻底的国政不 分，被卖数钱，现如今很多青年终于能够将所谓爱国这件事情想的更明白，他们虽然依然愤怒，但开始反思自己为何每次都是那么窝囊和被动，回头也能更客观的看 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女人，执政者就是占有她的男人，有幸福美满的，有相处和睦的，有家庭暴力的，有关 系紧张的，有离婚再嫁的，有不能改嫁的，但无论如何，你爱一个女人总不能连她的男人也一起爱了去。

 

最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如果今天能为唐福珍谢朝平而游行，那么明天我就一定会为钓鱼岛和奥运火炬而游行。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往往 你能够为唐福珍谢朝平游行的时候，你往往就不会有钓鱼岛奥运火炬之类的事，而且更不会有唐福珍谢朝平之类的事出现。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 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

以上那些话，是韩寒帮我说的，以下这些话，是我自己帮我说的:

几年前，达赖喇嘛要来我们B市访问，留学生们在学生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议游行，电话打到我的家里，问：明天游行，同去否？ 我回答：否。问者大怒，操起爱国主义民族尊严之类的大棒子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明明知道问话者抡着大棒子来势汹汹还敢如此干脆利落地说“不”，是因为我在在电话打来之前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要自己去参加游行，先得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那些有关家耻国恨的宏观原因全都被韩寒的上述讲话给一一否定了，剩下的，只能在个人恩怨的微观范围内寻找。

说起达赖喇嘛，我的确是有点意见，因为家中地下室里至今还放着条他间接赠送的纱巾——具体地说就是他送了我朋友一条纱巾，朋友又送给了我，当时觉得那条纱巾柔软光滑，洁白透亮，挺好看的就欣然接受，不料在脖子上才系了两天就发现那东西开始抽丝，于是心生怨气，觉得他堂堂一个公众人物，送人礼物还在质量上糊弄有点不够厚道。但以此为由参加抗议游行总觉得有点不太理直气壮，再说，那围巾是人家增送的，本意是用来陶冶情操，我却要拿它挡风遮雨，抽丝了也不能全怪达赖。

另一个微观原因是接待达赖的B市市长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和蔼女人，曾经分文不少地买过我的一幅油画，还郑重其事地挂在客厅中央，女市长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我，肯定会亲切地跑过来问：“蓝画家您在这干嘛哪？”我答：“来抗议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咋地你啦？”“他倒没咋地我，但他咋地了我的祖国。”

“祖国”俩字音节尚未吐全，就吓得我把它噎了回去，因为不小心碰到了口袋里的硬皮小本——怀里揣着这硬皮小本，可不敢动不动就祖国这祖国那的，因为曾有过几次前车之鉴。

记得刚来德国不久的时候，发生了印尼华侨被欺事件，在德的中国学生因同情同胞到大使馆游行请愿，恳请中国政府出面给同胞们撑腰，学生们最后请到的结果是：被欺负的印尼华侨都已经入了当地国籍，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政府不好出面干涉。几年之后，又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而且严重程度变本加厉，中国学生再去请愿，得到的竟然是一纸红头文件——政府在专家研究考证的基础之上，正式对海外华人的概念做了明确规定：凡手持硬皮小本的，概不以华人论，此类人只有承担往国内捐款的责任，但不享受被中国政府保护的权利。

经历了这件事以后，每当我说出“中国人”一词，心里就有点不踏实，生怕被人耻笑成一厢情愿，每当我要挺身维护“祖国”尊严的时候，就有点心有余悸，怕因此被外族殴打，但却没人领情。

退一步想，就算你真的有个亲妈名叫祖国，但你的亲妈她自己山珍海味却让你吃不饱，她自己穿金戴银却让你穿不暖，她自己纵欲无度情人成群却让你娶不上媳妇，她自己横行霸道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却不让你叫屈喊疼。还好，你是你们兄弟姐妹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在你的强烈要求下，好心的邻居收养了你，那收养了你的后娘让你吃饱，让你穿暖，让你上大学，让你大把大把地赚钞票，生病了后娘给你治病，失业了后娘给你补助，不小心被后娘得罪了，你可以骂她，告她，游行抗议她，最后还可以威胁她——你再得罪我我就不把你给我的那张选票投给你了。

你亲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当中，有几个是亲爹带来的拖油瓶，因为血缘关系不像其他兄弟那么直接，所以对你亲娘的反抗意识比其他兄弟强烈一些，那些拖油瓶们也想吃饱穿暖上大学挣大钱能骂人有选票，你好心的后娘觉得拖油瓶们的要求可以理解，至少是可以同情的，所以就时不时地给拖油瓶们一点物质或精神上的鼓励。这时候，已经过上好日子了的你不高兴了——那是我们家的事，你个后娘跟着瞎操什么心？后娘你确实比我亲娘人道一点，文明一点，公平一点，但你也有缺点，你好为人师，爱当卫道士，冒充世界警察，把自己对人道文明公平的理解强加于别人，你也不看看我那些兄弟姐妹们的素质，他们配享有和我一样的人道文明和公平吗？ 而且，我当初改名换姓，成了别人的养子，那是一个个体行为，拖油瓶结集其他兄弟一起造反，那是一场政治事件，我能容忍个体对亲娘的不孝行为，却不能容忍集体对亲娘的政治谋反，再说，我在后娘家安居乐业，不过是看上了他们家钱财，是身变心没变，拖油瓶想分家想投靠邻居想自己给自己当家，那是追求精神自由，是身变心也变，我能容忍对亲娘的变身，但绝对不能容忍对亲娘的变心。

后娘无视你亲娘的“严正抗议”，不顾你这个养子的做人尊严，一意孤行地决定要招待一下你那个拖油瓶兄弟们的代表，这时的你，是可忍，熟不可忍，终于撕下被单，做成大旗，挥毫写下几个大字：抗议后娘干涉亲娘内政！

举着大旗在街上游行的你，心里抑制不住地得意：这行游的可真值得，后面有亲娘的暗中支持，前面有后娘的明中保护，旁边有兄弟姐妹的齐声称赞：瞧咱大哥的那颗赤子之心。。。。。。。

想到这里，尚且保留一点廉耻之心的我，终于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些好处大大的行，咱还是不跟着同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