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艺术家的私人生活（八）

我身体的健康状况就像塞翁的马，很难判断出来它带给我的是福还是祸，就像当年和杨一起并肩战斗时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我就不会在出事的三天前被人送回外地的学校。
太子党不愧是太子党，我在连一张表格都不用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护照和签证，我选择了去德国，一是因为那时的德国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上表现踊跃，很多异议人士都从其他国家转移到德国，几个百姓都知道的著名分子都在那里。二是因为太子党的父亲和德国的一个汉学家关系不错，那个汉学家可以为我安排一下以后的生活。据说那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汉学家在中德尚未建交的时候就来过中国，是在得到周总理的特别许可之下。难怪太子党骂我傻x，也许我真的早该告诉他我的故事，没准会得到他的同情。其实我对找到杨已经不抱什么现实的目的 —— 就算是找到了我也不会有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打算，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说法而已。

我乘坐去巴黎的法航，然后转机去德国D城，那个D城就是我后来的主要居住地。之所以选择先去巴黎，是我的艺术情结在做怪，巴黎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那群有说有笑的法国男孩儿心里充满了感慨：这一群男孩儿，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到哪儿去，却拥有那么一张张阳光灿烂的脸，他们看到我清汤挂面的长发，不施脂粉的脸，会想象出这样一个女人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吗？ 如果有人能，那人一定不是福尔摩斯的子孙，就是卡夫卡的后代，中国人的面孔，具有把一切沧桑都掩盖起来的功能。

我有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用来体验自己的情绪。我意外地发现，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我，情绪并不恶劣。如果没有太子党的出现，现在的我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可靠的收入，在等级观念依旧森严的北京，我很难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和我同担风雨，那样的话，只是要一个功能齐全的子宫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悲剧，不是我个人的悲剧，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就像太子党的另外一个傻x一样，陷入我们这样处境的女人，别无选择。
怀揣着装满美金的口袋，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遇到的是太子党，他不是坏人中最坏的，甚至连坏人都不算，更重要的，他具有常人没有的权势，让频临绝境的我不用真的走上绝路。

换机到了D城的机场，看到了去接机的汉学家和夫人。